从西敏司《甜与权力》看世界体系的权力文化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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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聚焦于工业化早期的英格兰以及美洲加勒比殖民地的甘蔗种植园，西敏司《甜与权力》以糖为刻画对象，将糖的生产、糖的消费、自然性与社会性、权利的规约与意义的制造纳入到纵向的历史叙事结构中，勾勒出糖从一件奢侈品化身为工业化生产之商品的过程，并与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奴隶化生产，乃至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密切联系，从而建构出同世界贸易体系并行的权利文化网络。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5）06-0013-05
1948年1月，美国人类学家西敏司（Sidyney W.Mintz）来到了中南美洲波多黎各开始了他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西敏司发现这个地区几乎全部种植甘蔗，以供给面向北美市场的制糖工业，他感慨道：“在角卡村居住的所有时间里，觉得我们好像住在一个漂浮在甘蔗海洋的孤岛上。” [1]（P. 4）近代以来糖的消费与生产在世界范围的兴起，让这位人类学家的田野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此他开始思考“糖”这样一种物质以及“甜”这样一种口味是如何进入到世界历史之中的，并如何对近代世界的历史产生了一种显见的形塑作用。作为一部经典的人类学著作，西敏司的《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向我们呈现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也恰如西敏司自己所表白的那样：“我对历史的偏爱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我不接受那种不加批判的教条，即‘人类学必须成为历史的，否则就什么都不是’，但我相信假如没有历史，人类学的解释力会被严重的削弱。” [1]（P. 14）在《甜与权力》一书中，以糖这样一种甜蜜的物为媒介，人类学与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让人五味杂陈而又回味无穷。
一、甜之意味：口味偏好的意义史
正如书名《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所显示的那样，西敏司在这本书中所想要阐明的观点是：糖的历史同欧洲向外开拓新世界的历史一样悠久，可以说它是世界近代历史的缩影。而人们对甜味的偏好则是在欧洲的政治力量、军事力量和经济动力开始改变世界时，依照欧洲的口味标准而被确立的。作为一本从社会文化的意义构建来考察“甜的口味”与“糖的偏好”之历史人类学著作，该书的导言和第一章“食物、社会性与糖”对于口味的意味之讨论极具启发性。
人的进食与口味，不仅具有一定的生理性质，更具有一种显见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品质。恰如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罗伯森・史密特（Robertson Smith）所言：共享食物与共同进食不仅创造了一种人与人的社会纽带，也使得个人与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缓解。[2]（P.269）这一观点也被后来的民族志材料所证明，比如在布须曼人每一个吃肉的场合中，都可以自然地观察到一个人的身份，这个人又是如何与他人联系在一起的，以及他们相互间的义务。[3]（P.236）此外，人们所吃的东西既向自己也向别人说明了他们的身份和内涵。而关于什么是好的食物，就如同什么是好的天气、好的配偶，或什么是完满的人生一样，是由社会性而非生物性所决定的。也就像列维-斯特劳斯所指出的那样，所谓“好的食物”在“吃起来好”之前，首先必须“想到它好”。因此西敏司认为，食物与进食是特定习惯、口味以及深层感受的集中表现，人类早年的饮食偏好往往是由那些哺育他的人以及这些人所身处的社会和文化所规约的，进而往往处于个人自我界定的核心地带。[1]（P.14）所以人类学关于饮食偏好的研究，其实也就揭示了作为身边“自然环境”的周遭世界是如何由社会性和象征性所构建的。
也正因为食用和口味本身就暗示了意义，因此西敏司在《甜与权力》一书中强调：“要研究关于蔗糖的历史，我们便需要探究蔗糖食用背后的意义。” [1]（P.18）而这种对意义的重视，在西敏司看来就是对历史本身的重视，如其所言：“不问意义是如何注入行为的，只关注结果而忽视过程，则是对历史的一再漠视”。[1]（P.26）从这里可以看到，当代所谓历史化趋向的人类学是如何确立了一种关注意义的生产过程，以及用文化来感知历史的研究路径。[4]在这种人类学研究中，文化（意义）、社会与历史成为了一组同义反复的概念。也正如西敏司所倡导的那样，文化必须被理解为不仅仅是一种产物，还是一种产生过程;不光是被社会所建构的结果，也是社会建构的过程。[1]（P.26）基于上述理论立场，西敏司阐明了《甜与权力》作为一本人类学著作，其对于人类（特别是近代欧洲）甜味嗜好的历史考察，并非是从自然生理的角度，而是从文化社会的路径来展开。
二、糖之生产：蔗糖的生产传播史
在《甜与权力》的第二章“生产”中，西敏司详细地介绍了蔗糖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传播史。甘蔗最早在远古时期的新几内亚开始人工种植，现今确凿无疑的关于制糖的文献记载出现在公元500年，佛教典籍《律藏》中以类比的方式描述了煮沸汁液、制粗糖蜜和制作糖球的过程。[1]（P.34）在4至8世纪，主要的制糖中心似乎是印度河三角洲西部的沿海地区。8世纪以后，蔗糖才开始被欧洲人了解和消费，当时阿拉伯人向西方的扩张标志着欧洲人对糖的认识开始发生转折。在阿拉伯人征服之前就已经存在于埃及的制糖技术，随着征服的结束而在地中海地区传播开来。很多世纪里，地中海沿岸地区生产的蔗糖一直供应着北非、中东和欧洲大陆，一直到16世纪晚期，当新大陆殖民地的蔗糖生产居于支配地位之后，该地区的蔗糖生产才趋于终结。的结果之一是欧洲人变成了蔗糖的生产者，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大西洋岛屿上所发展起来的制糖业给欧洲的蔗糖消费带来了影响深远的改变。大西洋诸岛是制糖业从旧世界迈向新世界的垫脚石，新世界的制糖业的原型便是在这些岛上得以完善的。[1]（P.41）在大西洋诸岛上建立甘蔗种植园，使用非洲奴隶作为劳力，为葡萄牙和其他欧洲市场生产糖。正是由于这些种植园的出现，确保了葡萄牙的贸易路线从非洲向东方延伸。西敏司敏锐地，蔗糖在某些国家的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预示了，甚至可能是直接塑造了它们的政治未来。[1]（P.42）使用奴隶进行劳动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大西洋岛制糖业的特点。西班牙是美洲甘蔗种植、制糖、奴隶劳作制度以及种植园的肇事者。随后，在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法国、不列颠开始成为西方世界最大的蔗糖制造者和出口者。17世纪头几十年间不列颠、荷兰和法国建立起了加勒比种植园，直到19世纪中期古巴和巴西成为新大陆蔗糖生产的主要中心。
西敏司在《甜与权力》中还以英格兰为例，介绍了蔗糖的制造和消费与资本主义的兴起过程。最初，英格兰不过是在地中海商人手里买到有限的一点蔗糖，之后则用自己的商船进口数量略多的蔗糖，后来又从葡萄牙那里大量购买蔗糖，最后发展到建立起自己的蔗糖殖民地。不久这些蔗糖殖民地变成仅仅只为了满足国内需求，而蔗糖的提炼加工也都得以在英国自己的制糖厂里完成。这一步步的过程非常复杂，但环环相扣仿佛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一方面其一步步的过程彰显了一个帝国的扩张态势;另一方面它们也标志着一个国家将蔗糖消费“吸收”、融入在本民族的习惯中。[1]（P.49）从建立殖民地、捕获奴隶、积聚资本、保护船运以及所有实际消费都是在国家的羽翼之下成形的，这一过程的每一环节在充满了经济意味的同时也富于政治意味。而蔗糖的大众市场则出现得非常缓慢，直到18世纪，它仍然为少数特权者所垄断，同时它的用途也一直主要是作为药物、香料或者装饰品。18世纪之后，对于英国的当权者和统治阶层而言，蔗糖生产在国家经济中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当糖的消费量增长时，其生产环节变得与英国国内经济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重商主义存续的两百多年间，种植园主阶层在国家内部迅速向权力攀升之后逐渐走向衰落，工业资本家的地位以及他们在国内的利益逐步提升，蔗糖的市场及它的潜力部分地促成了19世纪重商主义的终结。蔗糖从最初的奢侈品和珍稀品变成一种大规模生产的无产阶级劳动者日常必备的舶来品，以至于不能允许一种古老的贸易保护主义（重商主义）去妨碍它的供应。[1]（P.56）
由于甘蔗制糖关系到恰当地种植、及时迅速地砍伐和碾磨，以及熟练地加工等一系列过程，这就决定了甘蔗始终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作物。因此直到18世纪末期海地革命以前，奴隶制在蔗糖生产中的显要地位都没有动摇过。作为蔗糖生产基础的种植园是以农业种植为主，但由于它同时也承担了加工甘蔗的许多工业化流程，所以更为恰当的是把它视为一种农场与工厂的综合，粗放的田间劳动和专业化的知识对于制作蔗糖都是必需的。作为一种生产性组织的形式，甘蔗种植园在其发展历程的较早阶段便是一种工业化了的企业。使得早期种植园系统带有农用工业色彩的，一是农业生产和权威监控的混合，第二项特征在于劳动力本身的组织。第三个特征是整个生产制度的时间意识。还有两点关系到它的工业化特征：生产和消费的分离，以及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1]（P.60-61）加勒比种植园是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欧洲的消费提供了商品，也为欧洲的生产提供了市场。
通常我们把1650至1750年这一时期描述为重商主义，而只将18世纪晚期工业化阶段之开端视为“真正资本主义”的。但是否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出现之前，资本主义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了？马克思本人似乎也不知道，该把奴隶化的种植园放在他所描绘的资本主义画卷中的哪个位置。种植园既是一种投机性的产业，同时也是保守的产业，是一个混合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罪恶，却没有两者任何美德的体系。西敏司指出，这些奇特的农用工业企业为英国本土的某些资本家阶层在他们正在资本化的时候提供了养分。[1]（P.69）因此，在西敏司看来，蔗糖于不列颠帝国境内不断攀升的生产和消费，必须被视为一个宏观总体进程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蔗糖虽小，但其对于近代世界的历史而言意义重大。
三、糖之象征：权力意义的消费史
在勾勒了蔗糖的生产传播史之后，《甜与权力》接着以英国社会为例介绍了蔗糖的使用消费史。西敏司指出，英国的蔗糖使用史揭示了两个基本的变化：第一项变化的标志是1750年以降，加糖的茶以及糖饴流行起来;第二项则是从大约1850年以来，大众消费登上了历史舞台。由此，糖也从1650年的稀有品成为1750年的奢侈物，再转变为1850年的生活必需品。此外，在1850年以后，蔗糖的最大消费群体是穷人，相反在1750年前则是富人。这一转变标志着糖从稀有品最终转化成了日常用品，转化成了第一个充斥着资本主义劳动生产力和消费之间相互关系的消费品，它是英国社会的各种潜伏力量的直接后果，也是权力实践所造就的直接结果。
历史上，蔗糖的主要用途可分为五种：药品、香料、装饰品、甜味剂和防腐剂。然而只有当这些不同的用途都已经充分发展和分化，并牢牢地深入到现代生活后，我们才能够为蔗糖再添上一项功能，即作为一种食物，这一最终的变化直到18世纪晚期才到来。[1]（P. 85）传统上，英国宴会每一道菜后的糖雕展示，具有高度特权化的性质，因为它使用的是极其稀有的物品，除了国王几乎没有人能够负担得起这么巨大的消耗。客人在享用这些权力的奇怪象征物的同时，主人的权力也得以生效。随着蔗糖日益深入到某些消费形式所构成的整套礼仪体系，它在英国人生活中所获得的象征意义也就越有分量。之后蔗糖变得越来越便宜和充裕，而它所代表的阶级身份也已经降格到社会中层，至少在西方世界的大多数社会群体中和社交场合下，人们已然不再认为以糖宴客标志着社会等级的提升。当糖的象征意义出现了衰落时，却成功换来了其在经济和日常饮食方面重要性的增强。[1]（P.100）在近代英国，由于糖制品对于穷人而言，变得比当初它们对富人而言更加重要，同时也由于食用糖的场合越来越多，于是新的用途和意义开始兴起，而这种兴趣也与特权阶层脱钩。而在这股嗜糖的风潮中，重要的是消费的经济能力而不是身份权力。
西敏司在书中讨论到，食物的“意义”其实与国家统治者的意愿和利益，以及国家本身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命运联系在一起。食物由此获得了所谓的“内在”意义，这里所谓的“内在”的意义，即内在于一个社群的礼仪和日程表里，内在于就餐或吃东西的场合中，当人们表现出某些事情和东西对他们来说是不言自明的时候，这些意义便被反映了出来。[1]（P.152）习得和实现“内在意义”表现于“顺延”与“广延”这两种过程，在“顺延”中，权力阶层决定了新事物的出现及一定程度上它们所具有的意义，权力阶层的消费实践被其他使用者所复制、模仿，甚至是竞争性地仿效着;而在“广延”中，权力阶层虽然可以控制新事物的获得，但新的使用者们却能赋予它们新的意义。在这两条不同发展路线的结合点上，暴露出了权力与内在意义的关系。由于糖制品对于穷人而言，变得比当初它们对富人而言更加重要，同时也由于食用糖的场合越来越多，于是新的用途和意义开始兴起，而这种兴趣也与特权阶层脱钩。此类创新可以用“广延”来指谓。在这股风潮中，重要的是消费的经济能力而不是身份权力。随时间推移，糖被证明是这一转化的一种卓越中介物。这些都说明在社会群体内部，意义的传播可以被激发和操纵;而同时控制食物本身以及食物所蕴含的意义则能够作为一种怀柔统治的手段。实际上，大多数人的大部分时间其行动的剧本在很久以前已被写就，剧本中形象需要的是认同而不是创作。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同时也栖息在其他规模庞大的意义之网中，这些意义之网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凌驾于个体生活之上。[1]（P.157）我们所设想的意义之网应该能够依据这些基本差异来加以说明，特别是当某些意义从一个群体流传到了另一个群体时，这在西敏司看来，就是意义和权力衔接得最为明显的地方。在描绘了每一个不列颠人日复一日地追逐和消费糖及其相关昂贵制品，最终使得整个英国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食糖者的国度之后。西敏司强调，在面对这一消费史时，如果遗漏掉权力这个概念，就等于是对那些借蔗糖需求的稳步扩张而获得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无动于衷。因此消费既是意义性的，也是权力性的。在《甜与权力》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当英国社会迈向了城市化和工业化之后，为了配合工作的休息，饮食的时间安排被改变，此时劳动者们被教会去吃那些并非产自家庭的食物，吃那些准备起来更为简易快捷的食物，并且消费更多的糖。在这里，社会的经营者们意识到假如对劳动者们充分地加以刺激，诱导他们开启新的欲求，劳动者有着提高自身生产力的潜力。西敏司认为，造成这一切变革的决定性原因，是一种广泛性的经济力量所创造出来的环境，或者说是一系列的情势。因此，并不是创造象征和赋予意义的过程让英国人得到了糖，真正让英国人得到糖的是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担保。而蔗糖不仅是科层化的根源之一，同样也是商业化、工业化和财富之源。在这样一个制造权力意义的消费史中，人们通过激发他人的消费，而影响了他人的自我界定，从而亲密地进入到他人的人格之中。
《甜与权力》一书告诉我们，在英国，糖的消费其实与营养、人的天性或甜食癖并没有太大的联系，却与英格兰的社会变化密切相关。在这一过程中，英格兰从一个以阶级制和身份制为基础的中世纪社会变成了一个社会-民主制的、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的社会。
四、结语
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已经成为当下社会科学重点关注的一个学术议题。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不同的学者们有着各自的出发点和关注点，如沃尔夫（Eric Wolf）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以“生产”为论述中心，描述了公元1400年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他指出，西方与非西方社会进入了同一个历史进程，而文化和社会不过是与某种生产方式嵌套的意识形态，此时世界上各个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原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冲突的表现。[5]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则以“交换”为基点书写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从奢侈的交换贸易转换到大宗货物的交换，帝国通过政治、经济和政治力量向全球扩张，形成中心-边缘的广泛格局，这种世界体系是通过广泛的劳动分工和产品交换将多个政治体系连接在一起。[6]而西敏司却着眼于“糖”这样一件小小的事物之上，通过揭示糖在近代历史上所留下的轨迹，并从其生产与消费的形式来展现现代世界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从而勾勒出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权力文化网络。由此，当代社会科学在揭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时，充满了一种让人印象深刻的意味。
参考文献：
[1]西敏司.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M].王超，朱建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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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M].赵炳，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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