扇及扇面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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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的功用是消暑纳凉，是一种生活用品，原始的形状已不可考，估计也是很简陋的。将扇制作成羽扇、团扇、折扇等工艺品，是一种产品设计能力的提高，再在这些工艺品上题诗作画、抒怀寄兴，则是一种生活到艺术、世象到文化的升华。

我国制扇起源甚早，明代王三聘《古今事物考》卷七中称：“黄帝作五明扇。”但其文考据不详，只能算是传说。晋代崔豹 《古今注》、明代罗欣 《物原》均载有“舜始造扇”之说，讲的较详细，也能够相互印证，算是给扇的出现确定了一个原点。

东晋王嘉《拾遗记》说：“羽扇始于周昭王时，孟夏取雀翅为扇”，就如同乡村儿童取柳枝为笛一样，姿态味十足的羽扇的制造与使用，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就已经是很民间化的活动了。

折扇寄托了许多文人情怀，也深含浓厚文化意蕴，但折扇却属舶来品。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高丽国》中写的很明确：“彼使人每至中国，或用折叠扇为私觌物。……谓之倭扇，本出于倭国也。”很难想象已成为重要中国元素之一的折扇会是出自“倭国”。那个时候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所以很快到南宋时就有人制造销售了。宋代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三中讲到南宋都城临安有“周家折揲扇铺”。明末刘廷机《在园杂志》记载：“明永乐年间，成祖喜折扇卷舒之便，命工如式为之，自内传出，遂便天下，今（崇祯年间）则流行最广，而团扇几废矣。”典型的“吴王好细腰”定律，明成祖以一人之好遂成天下一时之风，大大推动了折扇的普及应用，真不知道是该感叹还是该赞叹。

中国古代人是很注重生活细节上的精神追求的，比如兵器上要有纹饰、家具要讲造型等等，时常拿在手中的扇子更要做些文化的文章。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有“杨修与魏太祖画扇，误点成蝇”的故事，今天绍兴城内有一座纪念王羲之为老媪书扇的“题扇桥”，说明书画扇面至少在魏晋时期已经很普遍，不过当时扇由什么材料制成未见记载，不知是否适宜于书画。

大约在北宋至元初，盛行在绢扇上作画。当时扇子多为圆形或椭圆形，象征着圆满和谐，用起来也方便，但被书画家，特别是名书画家题字作画后，很多人就舍不得再当作日常用品使用了，往往折下来装成集册专供欣赏，成为一种纯粹的艺术品，今天不少博物馆或私人藏家收藏有这一时期扇面书画，知名度较高的如宋徽宗赵佶的草书团扇，“掠水燕翎寒自转，坠泥花片湿相重”，寥寥14个字写的燕飞花舞，较之他独创的“瘦金书”更是别有一番风韵。明代到清道光年间，团扇几乎绝迹，如果有谁声称收藏有这一时期书画团扇，则要大加小心了。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团扇“昙花一现”，有少量团扇书画作品出现，但很快团扇这种用品退出人们生活，团扇书画也就难觅踪迹了。

至于折扇书画，“挥洒名人翰墨，则始于成化间。”（李日华《紫桃轩杂缀》）最初是由江南一些文人气质特浓的书画家发起，后来逐渐为其他各地书画家所采用。了解了这一点，落黄公望、倪瓒款的扇面书画，就有点汉墓里出土宣德炉的味道了。至清代中晚期，扇面书画成为一种重要的书画表现形式，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可以随时展开观赏使用的成扇，二是抽去扇骨的扇页，三是裁成扇面形状的书画作品。当时的达官贵人、公子王孙、文人学士要展示自己文化素养、名士情怀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执一柄有着名家翰墨的折扇。据说民国时古陈州一学堂内有一项城袁氏子弟，手中折扇时而郑孝胥，时而华世奎，时而吴庆云，把把精良，展玩之间满庭清爽，哪里还有什么暑气！

这些年空调普及了，但扇子仍是人们生活常用品，在一些浸染书卷气较多的人那里，折扇还成了一种随身装饰。在我就读的香港大学，甚至有外籍教职人员经常拿着一把印有中国书画的折扇在把玩。可见古老的扇子仍有蓬勃的生命力。时下书画艺术品收藏很热，虽然每个参与其中的人动机不同、方式不同、层次不同，却大多失之泛泛，有的是见好的就收，有的是能增值就买，缺乏艺术品收藏的主题性特色。清道光朝有个大宦喜欢梅兰竹菊这一题材，购藏了很多，配成套悬挂在客厅和书房，并时常调换，自题匾额“君子满堂”，凭着财力、眼力和个人旨趣成就一段收藏佳话。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工作和生活中结识了不少书画名家，他就请这些人相继为他画了百余幅构图各异的梅花小品，晚年时谷牧将这些作品悉数捐给炎黄艺术馆，公开举办了“百梅图展”，这种“以己之好，奉诸天下”的风节很是令人敬佩。这两个例子是就书画内容各取专题，也有不少就书画形式搞专题收藏的，其中扇面收藏就有不少人热衷，也很有成就，客观上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对扇子形成与发展的了解。我想随着扇面书画爱好者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隐藏于历史深处的更多的未知将被揭示，这种艺术形式也将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