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质事件后香港不再是菲佣打工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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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滂沱大雨的星期日，早上9时，在中环交易广场的天桥上，Carolina和几个乡亲忙着用纸皮围起属于她们的私人天地――席地而坐，边吃边聊，甚或躺着休息。这就是大部分菲律宾籍女佣在休息日的生活，简单而枯燥，然而，她们乐在其中。因为只有这一天才是属于她们自己的。
“这是我丈夫托朋友送来的菲律宾虾，你也尝尝吧！”Carolina兴奋地示范怎样用白饭伴着吃虾，一解思乡情愁。
Carolina来香港当家佣刚好一年，非常挂念在菲律宾的一对12岁孪生女儿，“这是大女Catnerina，那是小女儿Samantha，她们长得像我吗？我只希望她们努力读书，那么在香港打工再辛苦也值得。”为了挣比菲律宾多三四倍的收入，Carolina唯有忍受离乡别井之苦。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全港现时大约有13万名菲律宾人，是为数最大的外来社群，他们超过九成是当家庭佣工。
今年8月，菲律宾首府马尼拉发生香港旅行团被挟持事件，最后以多名香港人死伤收场。连月来，由于菲律宾当局在事件中的表现强差人意，香港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反菲情绪，有雇佣公司甚至透露事件正打击香港家庭聘用菲律宾佣工的意欲。一向被视为菲律宾“巾帼英雄”的菲佣，又再次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人物。
10万菲佣在港奋斗
提起菲律宾家庭佣工在香港的历史，要由1970年代说起。
1970年代，菲律宾经济面临着困境，当时的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于是着手修改劳工法，开始向外输出菲律宾劳工，希望利用海外菲律宾劳工的汇款来改善国家的经济状况。接下来的数年，菲律宾经济因为海外菲律宾劳工的汇款而得到大幅度增长。有见及此，菲律宾政府在1978年正式把海外劳工中介公司民营化，使海外劳工的汇款成为菲律宾经济发展的基石。
与此同时，香港政府也在1973年批准输入外籍家庭佣工。
不过，当时的法定工资是港币450元，非一般普通家庭负担得起的，所以菲佣的雇主多半是领事馆及商界人士。据统计，1970年代初期，全香港只有50个菲佣。
现年65的菲佣Nena Cabacungan，就是这50人的其中一个。
Nena于1970年代初与表姊妹跟随一个美国家庭由菲律宾来港。作为香港的第一代菲佣，Nena可说比同乡幸福，起码放假时毋须在中环街头浪荡。她忆述，当时全港只有50个菲佣，分散在港、九和新界各区，外籍雇主不忍她们假日时无处容身，于是便轮流借出洋房，让她们在家里聚会。
在港打工34年间，Nena曾服务过四个英美家庭，居住地区遍及沙田、浅水湾和山顶，不是千蘸勒，便是多层洋房。其中，聘用她长达23年的美籍雇主Anne Forrest，非常体贴，不但在工人房内设置电视机和光驱，更为她安装能接收菲律宾电视节目的卫星电视，让200多眨ㄔ22平方米）的小睡房变成她的安乐窝。
在雇主厚爱下，Nena的菲佣生活可谓“富贵”。Anne每次替Nena续约都会加薪，结果23年下来，Nena的人工已经累积至8000多元港币，比普通外籍佣工的酬劳高出一倍多。
时至198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近半妇女出外工作，家务责任便要假手于人，聘用外籍家庭佣工也开始成为一种新潮流。外籍家庭佣工来港的人数，在1980-1990年代不断上升。
香港菲佣组织United Fillpinos in Hong Kong表示，1980年代末期的菲佣数目上升至七八万人，至1990年代末更倍升至15万人。然而，近年香港经济不景，再加上印佣较愿收取低于最低工资的薪金，故不少人改聘印佣，令菲佣数目不断下降。
根据香港入境处的资料，香港的菲佣数目由2001年高峰期的15.5万人，回落至现时10万多。不过直到现在，仍有超过一半的外籍家庭佣工是来自菲律宾。
菲佣助飞香港经济
据香港学者分析，菲佣在香港之所以如此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她们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一是讲英语。由于菲律宾实行双语教育，英语与他加禄语并为官方语言，女佣的英语水平可想而知。二是菲律宾人的种种天性，比如大都耐心善良，笃信天主教，乐观淳朴，善忍让，易于适应融入异域文化和陌生环境，甘居人下等。三是讲卫生，早睡早起，生活习惯好。无论贫富，爱清洁是绝大多数菲律宾人的优点。
不过更为特别的是，在菲律宾长期的海外劳工政策和产业发达的鼓励下，高素质人材加入佣工一族。根据1989年亚洲移民劳工中心的统计，在香港的泰佣中，一半以上只接受过小学教育，读过初中的只有26%，读过高中的仅占20%，不到10%接受过大学教育。与之相反，在所统计的菲佣中，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只占1%，受过初中教育的占32%，读过高中的占31%，有大学及其他以上学历的人高达28%。
拥有大学甚至以上学历的人，却甘心做家庭佣工，这在多数国家是不可想象的！而这种现象一直维持到现在。菲佣在香港一直受青睐，无疑与她们的文化水平较高有关系。
一批又一批菲佣进入香港家庭，无疑成为香港家庭的大后方的某种主力，使香港的中产人士在拼搏奋斗的时候再无后顾之忧。可以说，过去数十年来，菲佣在后勤方面替香港的繁荣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身为中产人士的香港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对此深有体会。在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担任副教授的梁美芬忆述，2004年她到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遇到中学时期一个老同学。这名同学在香港大学毕业以后，到美国深造，后来在股票界一间非常著名的国际行做部门主管，但突然间她却放下一切，选择退休。原来，美国并不流行聘请全职住家女佣，不像香港菲佣已经走向专业化，妇女继续工作，基本上可以放心，这名老同学实在不放心把孩子交给陌生人照顾，在哭了一场之后，终于决定为小孩舍弃她下半生的事业。
梁美芬感慨，相比之下，自己在香港工作十分幸运，有个可靠的菲佣，有支持自己事业的丈夫，亦有家人协助照顾孩子。她说：“母爱是伟大的，香港成功妇女中能既有家庭又有事业的，大部分都有菲佣的功劳。”
尤其难得的是，对香港人和菲律宾人来说，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菲佣对香港经济的繁荣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的同时，也为祖国菲律宾解决了人民大量失业的难题，为其国家带来巨大可观的利润。
多年来，菲律宾经济都是由一支规模庞大的海外劳工队伍支撑着。有人曾把菲律宾的经济戏称为“分布式经济”，因为无论何时，菲律宾十分之一的人口总是在地球的不同角落辛勤工作着。每年圣诞节和新年前，滚滚的美元就会通过有形或无形的方式流向这个西太平洋岛国。如果用醒目的颜色根据来源和流量将这些美元汇款标出的话，人们就将在这里看到世界上最为壮观的现金流动。
据菲律宾中央银行统计2005年菲律宾海外劳工人数约为1000万，全年创汇123亿美元，占菲律宾国内生产总值的11%。菲律宾中央银行全年美元顺差达到20亿美元以上，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海外劳工汇款显著增加。
由于海外劳工对菲经济发展的贡献举足轻重，菲律宾政府将每年的6月7日定为外籍劳工日，以资纪念和表彰。政府并给予海外劳工崇高的荣誉，将他们称为“现代英雄”。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曾经说，海外劳工是菲“新时代全球化劳动力中的中流砥柱”，是“我国最伟大的输出”。
对于最多菲佣打工的城市――香港，菲佣无不称赞香港是外佣的谋职天堂。
菲律宾驻香港总领事韦信于2007年接受香港《大公报》专访时便说，香港社会稳定、宽松自由的生活环境，高质素的雇主，高额的薪酬，以及地理位置距离菲律宾较近，这些因素都使香港成为海外菲律宾人最完美的工作地点。
韦信坦言，与别的国家相比，香港的薪水较高，社会对不同种族、宗教亦比较宽容，菲佣可以自由自在注册200多个组织和俱乐部，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以丰富在港的生活。他说，许多菲佣来香港之前大都有自己的专业，所以各个协会成立的时候大都以不同专业分类，“专业教师组织”、“助产师协会”、“护士协会”、“建筑工协会”，以及根据来自菲律宾的地域所组成的协会。
事实上，香港保障外佣的法例十分完善。从1973年开始，外籍家庭佣工的工资有一个由雇佣条例所规定的最低限制。根据现时规定，若雇主所发放给菲佣的工资低于法定的每月3580港元，雇主将可能被最高罚款350000港元及入狱3年。除薪水之外，雇主还需向菲佣提供免费食宿。
此外，根据香港《标准雇佣合同法》，菲佣与雇主的合同一般为两年，两年期满后，如双方愿意或有新的雇主，还可以继续签订两年的合同。菲佣合同期内，菲佣每周可休息一天，逢香港居民公休日，菲佣也可休息一天。
因此之故，每个星期日，香港各大公园便成为菲律宾女佣的天下：从遮打花园到维多利亚公园，从尖沙咀到赤柱，甚至许许多多街角公园、过街天桥下，都会听到她们欢快的笑声，她们无拘无束地用乡音交谈着，或聚餐，或歌舞。作为本地为数最多的外国人，她们早已成为香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近年来，菲佣在香港家庭打工也渐渐出现不少问题，包括雇主太苛刻，待她们不善。有关官司，不时可以见诸报端，有些情节还相当严重。
来港工作7年的菲籍佣工Marites，对此体会最深。她表示，曾遇上一名洁癖又挑剔的雇主，一年更换了6名佣工。她在那名雇主家时，每天早上6时一睁开眼就开始工作，洗车、准备早餐、照顾少主、买菜、打扫、煮饭及清洁厨房等，没有停顿，一直要做到凌晨1时才能休息。回忆起那段不幸经历，Marites激动得发抖：“工作不到2个月，体重剧降7公斤。”
除了身体劳力，Marites还必须记录一天的工作行程，以便雇主查阅。她形容，老板的生活高尚，进膳犹如在高级餐厅里，每晚10时进食，从头盘喝汤到正餐需时1个半小时，Marites寸步不准离开，要侍候左右。待雇主用膳完毕，便要收拾餐桌和清洁厨房。而Marites连雇主的饭后残菜也不许食用，每天更要自掏腰包花20元自购食物，每当厨房不见了食物，Marites便是最大嫌疑人。她捱了一个多月便受不了辞职。
值得关注的是，在港工作的菲律宾女佣大都是年龄在二三十岁的年轻女孩子，这些菲律宾“巾帼英雄”在给祖国发挥着巨大贡献的同时，亦都忍受着与家人的分离，想念着孩子、丈夫和父母。而长期分离亦可能影响到家庭和偕，甚至毁掉家庭。少数菲佣由于长期在外，难熬生理需求之苦，本能驱使下，少东主，东窗事发之后丢尽颜面。诸如此类，在近年屡屡发生。
香港专栏作家陶杰曾于2009年因为称菲律宾为“仆人国家”，遭上千菲籍人士游行抗议。然而，此次发生香港旅行团被挟持事件后，由于菲政府的处理不尽如人意，香港人深为不满，开始私下频频使用这个外号交流对菲国人的负面看法，讥讽菲国全国人民质素低下、治国无方。
对在香港的10多万名菲佣而言，他们可能是最期盼港菲紧张关系尽快恢复正常的人了。有新闻称，菲律宾招聘公司表示，事件发生前平均每日收到10宗菲佣来港申请，但8月底却出现一天连一宗都没有的情况，因为她们害旧被仇视――此前，有报道及手机短信传播流言称，港人为报复菲政府处理人质事件不当，致一名菲佣被刺杀，另一菲佣被泼腐蚀性液体，及数名菲佣被解雇。
与此同时，菲佣的目标似乎已转向中东国家。有港媒报道称，人质事件后，申请到中东工作的人数较之前增加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