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拥有幽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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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中文系二楼的汇报厅，一位须发皆白的汉学家，运用流利的中文，与满座学子分享对《说文解字》的心得。他谦虚地说，“我这个可怜的‘老外’，研究中国文化，你们‘老内’不要笑话我!”在场的师生都被他的幽默感逗笑。一位中文系的老师，随口说：“何先生是非中国的中国学者。”

这位“非中国的中国学者”，精通德语、英语、法语、丹麦语、汉语、拉丁语等十种语言。何莫邪，以最为生涩的古汉语作为研究对象，并为此付出了30余年时光。此次，他受邀来北大参加胡适人文讲座，连续五讲，重点与中国朋友分享他对郭店竹简、《说文解字》和《论语》的研究心得。

孔子非常幽默

何莫邪，1946年出生于德国的哥廷根。1966年，他来到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古代汉语言学；1973年在马来西亚，他学习现代汉语；1980年又迁至挪威，在奥斯陆大学汉学系担任高级讲师，并于1985年晋升为汉学教授，后为挪威皇家科学院院士。

何莫邪对于中国文化的幽默感有很深的体察。至今，他搜集了有七百多种中国笑法，对于憨笑、耻笑、笑破肚皮、冷笑、含笑、笑掉大牙等，他都有自己的研究和区分。他先收集资料，从每个与笑有关系的词汇出发，研究它们背后的文化史、思想史，这是何莫邪的高明之处。

最初，何莫邪以希腊文为研究对象，1966年，何莫邪20岁时开始对中国文化有浓厚兴趣。导师将他送至牛津大学学习古典拉丁文，他却“进行了革命”，写信给自己的导师，称已改变计划，要在牛津学习古代汉学。

与其他人不同，何莫邪的汉语学习，以枯燥的文言文开篇，牛津大学的7年时间里，何莫邪读孔、孟、老、庄、韩非、墨等先秦诸子百家。同为学者的父亲，对何莫邪的这一兴趣很是担心，他担心儿子选择的是一个“饿肚子”的专业，将来该如何维持生计。何莫邪说：“我自己研究枯燥的《论语》的时候，也是主要讲孔子的幽默。关于孔子的幽默，在哈佛大学的杂志上，写了《论孔子的幽默》一文。”

何莫邪自称“俺小何”，每次表明观点，都要特别表明是“俺小何”不太同意，“俺小何”最认同的是林语堂对孔子的注解，“乘桴浮于海”，“杀鸡焉用宰牛刀”等名句，都是孔子幽默的表现。

何莫邪强调自己研究孔子幽默的理由：“孔子跟他的学生说话，都是平和的语气，我觉得不是弟子与老师，他们很像是朋友。子路骂他，哪里可以骂老师，他们是朋友。后代的人们就不能说孔子是朋友了，是吧?”

“我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出发点是哲学。没有哲学内容的中国文化，我不大感兴趣。我不宣传中国的伟大，而批判性地分析中国文化的特点，不要吹中国文化，要看中国文化的幽默的地方。要注意，幽默这方面退化了。”

当然，像他这样的快乐老头儿，不会把兴趣仅放在枯燥的语言学上，他还喜欢小人书，连环画、漫画、笑话书等，但他从所有这些研究与爱好中悟出的道理，却都有那么一点儿哲学意味。

“我和他们拉过手”

与传统欧美的汉学家不同，何莫邪很幸运，他不仅汉语口语很好，而且还与中国学者直接交流的机会。他喜欢用“我和他们拉过手”来形容，他与中国学者的交往。

1985年起，何莫邪在剑桥协助李约瑟，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负责《中国逻辑史》分册的编纂工作。当时，他认为几千年来，中国多有技术，少有科学，因为逻辑是科学成立的支柱。那时，他与汉学家李博士“拉过手”。读破万卷书，还要行过万里路。

何莫邪来到马来西亚，教授数学逻辑，也开始学习中国现代汉学，这期间，他的中国朋友越来越多。从新加坡开始，杜维明、吕叔湘、梁漱溟、黄苗子、方成、丁聪等中国学人，他都跟他们不只“拉过手”，还有深入细致的交流。

何莫邪广泛结交各界文人，汉语语法大家吕叔湘，是他结识最早的一位中国学者。1980年代，何莫邪将自己花费5年时间撰写的，关于中国虚词应用的论文寄给吕叔湘。后者竟然将论文复印后，当做北大学生的教材，这对何莫邪简直是莫大的鼓舞。

梁漱溟是何莫邪久仰已久的大学者，他了解的梁漱溟自信、刚直，并且“肚子里的气很大”。吕叔湘很是豪爽，愿意为何莫邪牵线搭桥。1985年，辗转之下，何莫邪见到了一派儒家风范的梁漱溟。有过两天深入的交流，成了好朋友。“人心本无事，有事心不乐，有事行善事，多事亦不错。”这是梁漱溟赠与何莫邪的题字，至今还收藏在他挪威家中。

当代哲学史家庞朴，何莫邪的老朋友，这样描述他，“他举例，他说如果你要哭，他说哭这个字，哭是一种形态，泣呢，哭泣的那个泣，泣是什么样子?悲和哀，中国人一般不研究，说悲和哀怎么不一样，说不出来。可是，他的任务就是专门研究，他就搜集资料，专门研究悲和哀怎么不一样，什么叫悲，什么叫哀?”

最爱画家丰子恺

来到何莫邪北京的寓所，桌子上摆满了研究中国文化的书，有先秦名学史，有唐朝佛教研究方面专著等，更加显眼的是十多本丰子恺画集。

“这些不算多，我家收藏了六千多本中国漫画书。”他兴奋地说。

何莫邪喜欢的题材，不是激情满怀的诗人，而是绝望无缘的乞讨者，不是听话的“年轻少爷”，而是淘气顽皮的儿童，不是自然的和谐，而是人们尴尬中的微妙冲突。一次，何莫邪在伦敦书店，接触到真正的丰子恺作品，疏朗的线条，简洁的画意，辅之寥寥数语的说明，让何莫邪认为那是一种“图画里画出来的哲学”。

何莫邪说：“我们可以看他，用他的画，就是真的直接能够表达出一种自然智慧，一种很快乐的、平静的哲理，同时他对他看到的东西，都是有一个有情世界的感觉。”

从丰子恺开始，何莫邪对中国漫画产生浓厚兴趣，他广泛收集丰子恺漫画、散文、随笔，这是他在古汉语专业研究之外的最大兴趣。1979年，《丰子恺：一个有菩萨心肠的现实主义者》初稿完成，序言里，何莫邪这样写到，丰子恺十分轻松、谦和地对待自己的创作，如果对他的漫画写上一篇死气沉沉、循规蹈矩的学究式的评论。他发现那会显得不相适宜的。基于此观点，何莫邪以大胆的主观感受，完成他对丰子恺漫画的评论和解说。

在何莫邪挪威的家中，充满着浓郁的中国风情，从书房门口溥杰的题字“小雅之堂”，到墙上的丰子恺漫画，长条桌上的菩萨泥塑，以及书柜上随处可见的孔子、关公像，何莫邪每一件什物，都能讲述一段快乐的故事。

意外的是，何莫邪从不泼墨挥毫，他对画画的兴趣停留在欣赏和解读上，但这种解读显得绝对随意，他并不考虑丰子恺漫画创作的社会背景，只是单纯地从线条中读到快乐，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漫画自己对西方观众说话”。

1985年，《社会主义与佛教徒的相遇：漫画家丰子恺》在奥斯陆斯堪的纳维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何莫邪又在挪威举办东方漫画展，将这种朴实无华的艺术带到西方。

采访将近结束，何莫邪还纠正记者的北京话不准确，“差不来离儿和差不离儿，是不同的，清朝人都说差不来离儿，现在北京人都不知道。”逗得记者和摄影师都捧腹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