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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中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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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29岁的王东灵已经在三门峡市的一家医院里当了十年化验员。工作按部就班,生活平平淡淡。有一天,她从电视上看到贵州省西南部深山里的一个名为“中洞”的“穴居”山洞的村落,那里有一个“山洞小学”和一群缺少师资、生活艰苦的孩子的镜头。从看到这些镜头以后,她就萌生了到那里去当老师和义务“支教”的念头。这念头很快就付诸的实施――考虑到父母的担心和阻拦,她并没有向父母打招呼,只是向她的所在单位请了一个长假。临行时,她只给家里留下了一封说明去向的信,让父母放心。

从三门峡到贵州省的省会贵阳,然后辗转长途汽车,王东灵终于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贵州西部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她找到了当地的教育局,出示了身份证之后,说明了自己要去“中洞”支教的心愿。教育局的干部惊讶地看着这个不远千里而来的女孩,说那里条件太艰苦,建议她去一个条件比较好的地方。但王东灵执意到“中洞”去。教育局的干部见劝说不动,只好答应了。见她衣装单薄,教育局的干部要她一定要多带上一床被子。炎夏虽然并未完全过去,但山里的夜晚还是很冷的。

“中洞”,在远离县城的水塘镇深山里。那座山的山脚下有一个水库,从水库沿着陡峭的山坡攀走,王东灵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达。这一天,是2003年9月2日,距她离家已有整整一个星期。

好大的一个洞,足有三、四个足球场那么大。王东灵虽然在电视里见过,但眼前的景象依然让她感到十分新奇。山洞的各个高低不一的角落里,散建着“中洞村”村民居住的“房子”。这房子是用竹、木围成的,没有屋顶,就像四周围了篱笆墙的院子一样。初来乍到,王东灵并没有受到洞中人的欢迎,她见到的只是远处投来的打量着的疑问目光。甚至有一个小孩子,见了王东灵竟然哇地一下哭了,让她好生尴尬。

王东灵的住处被安排在一位大婶家的旁边,自然也是一个没有屋顶的“房子”。饭也是需要自己做的,锅灶都是借用大婶家的。大婶把一家的饭做完以后,就轮到王东灵做饭了。她自小在城里长大,用灶火还是第一次。山洞里湿漉漉的,柴草也是湿漉漉的,用火柴一点只是冒烟,熏得她两眼流泪。点了好半天,冒烟的柴草就是着不起火苗来。她赌气不做了,愣是饿了一顿。洞里没有通电,太阳还没落山就黑糊糊的了。摸着黑什么也干不了,只好睡觉。但这时候,她才感觉到洞中的潮湿和阴冷。县教育局的干部为她置办的那条被子派上了用场,但她还是睡不着,不仅是因为寒冷,还有跳蚤,整个晚上,王东灵都是在饥饿、瘙痒和轰赶跳蚤中度过的。

这一带的山区只出产玉米、红薯和土豆,山民们吃的多是“苞谷饭”,玉米晒干,磨碎,蒸熟,就成了“苞谷饭”。对于从吃惯了大米白面的王东灵来说,苞谷饭有点难以下咽。中洞人在山洞外边的地里种了一些小白菜,几乎是这里唯一的蔬菜。邻居大婶在锅里滴上几滴油,先把小白菜炒一下,再放半锅水去煮。煮菜连汤就包谷饭吃,基本是顿顿如此,偶尔换一个花样,也只是一个炒土豆。如果遇上家务繁忙,大婶就连青菜都不做了,一家人只是干吃苞谷饭。这样不仅省油,还可以把小白菜留下来喂猪吃。王东灵刚进洞的前几天没吃上几顿饱饭。点不好火灶也就做不成苞谷饭;邻居冷眼旁观,她也不愿去求助于人。

洞里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王东灵这才发现自己想得太简单了。原本以为“义务支教”只是教孩子们读书,现在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能够度过这“生活关”。后来她才知道,中洞的人都属于苗族,大多不会说汉语。解放前,他们生活在山上,因为有土匪出没,扰得他们不得安生,于是躲进洞里。长时间住在山洞里,也就习惯了。又因是偏僻的深山,很少有外人进来,洞里的人大多是文盲,不懂普通话。封闭的生活环境,使这里的人很少外出打工;交通不便,他们连走出山都很困难,基本上与世隔绝。山里有“下蛊”的传说,所以苗族人说笑话时总会说:“小心人家给你下蛊。” 所谓的“蛊”是一种毒虫,传说取百虫于皿中,使之互相蚕食,最后所剩的一虫则为“蛊”。在吃饭或饮酒里被下了蛊,就会中毒,甚至不治而亡。解了这些,王东灵也就理解了他们对陌生人的冷漠和远离了。

这个海拨1800米的“中洞”,洞深215米,宽115米,高50米,洞内居住有吴、王、罗、梁四个姓氏的苗族,共有19户人家,50多口人。中洞小学校就设在洞里。学生有的家在洞里,有的家在洞外的山上。学校的教师原本有四名,除了校长和一位男教师外,还有两个女老师。老师的月薪是400元,条件艰苦,工薪低少,后来那位男老师外出去打工了。王东灵属于“义务支教”,不领工资,一切费用自理。中洞人说苗语,初入学的孩子根本听不懂普通话了。还好校长的普通话还算流利,是“中洞”与外界沟通的桥梁。因为低年级的孩子们根本不懂普通话,王东灵被分配到四年级任教,同时,王东灵也开始学习苗语。

那个一见王东灵就哭的5岁孩子叫罗海忠,在此之前,罗海忠从没有见过外面的人。王东灵见到他就笑着招招手,用刚学的苗语和罗海忠打招呼。时间长了,罗海忠见到王东灵不哭了,而是悄悄地跑到王东灵的住处外面偷偷地好奇地看她。王东灵还是向他招招手,小孩子不好意思地走进来,看了看这个外面来的人似乎与自己也没啥两样,又跑走了,但过了一会儿他又跑回来。王东灵发现罗海忠的眼睛在盯着她从城里带来的皮球,便示意他可以拿走去玩。罗海忠高兴地把球拿走了。从那以后,好像每天报到一样,罗海忠都要到王东灵的住处来看看。

王东灵慢慢地融入“中洞”的生活,洞里的乡亲们也接受了王东灵。房东大婶不再把她当外人,于是王东灵开始在大婶家“入伙”,大婶做什么她就吃什么。

中洞小学的孩子们,没有写作业的习惯,因为放学后他们要帮助家里放牛、捡柴禾、割猪草。干完这些活,天也就黑了。住在洞外山上的孩子,更是辛苦,有的学生每天都要赶两个小时的山路来学校上学。在这种条件和环境下,王东灵觉得自己不能去责备孩子们不完成作业,只能用理解和耐心辅导去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有时候,她也会随孩子们去山上放牛,成为孩子们最喜欢的老师。

山里土质贫瘠,中洞人依靠种植苞谷和土豆很难改变贫穷的生活。于是王东灵利用休假日跑县城,找到了县“扶贫办”。几次奔波没有白费,“扶贫办”决定为扶助中洞人养牛。但资金有限,第一批资助款只能扶助四户人家。扶贫办的干部来到中洞,找王东灵商量发放资金的人选。王东灵根据自己了解的各家情况,一连提了三户,就在这时候,她发现房东大叔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她这才想到,房东家也是洞里的困难户之一。帮助“扶贫办”选择资助对象,竟成了王东灵疼头的一件事!

2005年至2007年的三年间,王东灵在贵州西部乌营蒙山脉腹地的高原威宁自治县山顶苗寨、广西省河池市东兰县切学乡、贵州省紫云县板当镇帮助修建了三所小学。

2007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北京见到了王东灵。当时,我并不知道她荣获了团中央颁发的2004年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金奖,召开过事迹报告大会,是感动中原十大人物之一。

我面前的王东灵斯文、礼貌,不善言谈。她的所作所为,多数都是由她的朋友和那位引荐我们相识的朋友代劳讲述和介绍的。她的话语中,几乎没有“我”这个字,说的最多的词是“他们”,那些远方的孩子。在“中洞”支教的时候,王东灵的哥哥曾经爬到洞里来看她。哥哥看到妹妹工作和生活在一个如此艰苦的地方,七尺男儿忍不住落下了眼泪。儿行千里母担忧,王东灵一个弱女子,怎么不让远在河南的父母亲人担心?异乡的王东灵遇到的艰难险阻让人替她揪着心,但是王东灵只有淡淡地一句话:“不能有挨(在)家待着的孩子。”

万丈红尘,名牌林立,物欲横流的大都市里,许多人一张嘴就“我、我、我”地说个不停。王东灵的言语中没有多少“我”,只有“他们”。与东灵交谈后,我反思着自己的生活,不能再去问,这个把如花美眷的青春奉献到偏僻山村的姑娘,为什么?她本身告诉了我,什么叫做“人类的慈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