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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分析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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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是交际双方因不理解对方的意图而发生的沟通失误。通过分析导致中日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的成因,即语言差异、文化背景和习惯差异导致的社交理念差异、以及受文化定势的影响,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意见,降低中日交流过程中误会发生的可能性。

[关键词]中日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语言;社交理念;文化定势

[中图分类号]H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1 ― 0059 ― 02

引言

近年来,中日两国互赴旅游、留学、工作热潮持续升温。以中国游客赴日旅游为例,2015年出现了井喷式增长。日本政府观光局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2015年1月至10月中国大陆赴日游客超428.4万人,较去年同期增长112.9%,中国游客的消费观念也给日本民众以强大的冲击,催生了“爆买”一词,并在年度日本十大流行语票选中拔得头筹〔1〕。与此同时我们也遗憾的看到,根据凤凰卫视的一档《寰宇大战略》日本智库言论MPU的调查显示,84.3%的日本人对中国印象不佳,而对日本有负面印象的中国人也高达64.5%。一方面是日益频繁的交际,另一方面是对彼此印象的恶化,两者严重矛盾,长此以往势必影响中日民间交往的健康发展。

中日两国的关系用“一衣带水的邻邦”来形容恰如其分,撇开长久以来的政治恩怨、地缘纠葛,细想起来,飞行距离短且感受不到时差、似曾相似的语言、源远流长的文化渊源、趋近的黄皮肤黑头发,都可以成为两国民众“相熟”并增进感情的理由。然而事实上中日民众的交际存在诸多文化碰撞下的“水土不服”,又鉴于对这些现象背后深层次的误读,助推了双方在互为差评师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本文试图立足于跨文化语用失误角度,探究导致中日交际语用失误的成因,并相应提出改善对策,以期对中日跨文化交际朝着正向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一、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的概念和分类

语用失误(Pragmatic Failure)是由英国语言学家托马斯(Jenny Thomas)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她在“跨文化语用失误”(Cross-cultural Pragmatic Failure)一文中使用了语用失误(Pragmatic Failure),以区别于以往的语用错误(Pragmatic Error)概念。根据托马斯的解释,语用失误是指“不能理解话语的含义”(the inability to understand what is meant by what is said),即听话人不能弄明白说话人想要表达的意图;在此概念的基础上,托马斯将语用失误分为语言语用失误(Pragma-linguistic Failure)和社交语用失误(Socio-pragmatic Failure),前者是语言表达结构、方式等的失误,后者指交谈双方因缺乏对彼此文化差异的认识而导致的语言表达失误。

托马斯的上述概念与分类,在跨文化交际领域被广泛的认可、引用和研究,围绕于此,国内学者的论述也颇为丰硕。何自然认为,语用失误“是言语交际中因没有达到完美交际效果的差错”〔2〕,钱冠连指出,“说话人在言语交际中使用了符号关系正确的句子,但不自觉地违反了人际规范、社会规约或者不合时间、空间、不看对象,这样性质的错误”是语用失误〔3〕。近些年随着跨文化交际学的蓬勃发展,有研究者进一步提出,托马斯对语用失误的解释以及分类如今看来已变得狭窄,有必要对概念予以重述,纳入非语言信息的表达失误,同时相应增加“行为语用失误”(pragma-behavioral failure)以充实其分类〔4-6〕,对此笔者深以为然。跨文化交际是有着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人透过服饰装扮、语言、表情、肢体行为等进行交流的过程,其间发生的交际效果差错即所说的语用失误,亦可置于语言类与非语言类两大范畴之下进行分析讨论。

二、中日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的成因

正如引言中提到的现象,中日交际中确实存在众多语用失误,最终导致双方对交际过程和结果感到不适甚至反感。究其原因,与两国的语言差异、文化背景和思维习惯差异而产生的社交理念差异、以及文化定势与偏见等密切相关。

1.中日语言结构的差异

每种语言有其自成一派的词汇句法结构,中文、日语也不例外。中文隶属汉藏语系一脉,是公认的孤立语结构;日语是黏着语,语系归属有日朝新语系说、阿尔泰语系说、南岛语系说等等,学术界尚无定论。完全不同的两套语言体系,使得在以一方语言为母语的使用者眼中,有时难以完全对应的理解词句、自如地切换表达,这种现象在即时口头对答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也往往是造成中日跨文化语用失误的第一步。

以词语的一词多义为例,中文的“意思”有想法、心意(送礼时)、趣味、趋势等,对应到日语可以用“意思”、“本の莩证痢薄“面白い”、“A向”等来表达,若脱离语境则容易理解失误;日语的“伺う”也有“听”、“拜访”、“询问”等多个意思,粗略一听则有发生混淆的可能性。再以句式结构为例,中文“他请我吃了饭”日文可以用“彼からごをおごてくれた”来表达,由此可见,中文句法以主-谓-宾结构为主,主语或动作主体一目了然,动词没有时态变化,通常是借助“曾经”、“正在”、“将要”等副词区别动作做出的时间,而日语则是主-宾-谓或其他可自由搭配的句式结构,动词以时态来区别动作时间,并且常通过动词的形态变化、以及带有授受关系的词语来判断主语或动作主体,两者区别显著。

2.中日文化背景和思维习惯不同而产生的社交理念差异

人们的交际言语和行为方式受交际理念支配,后者植根于文化背景和思维习惯,因此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与文化背景和思维习惯不同所导致的社交理念差异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中日两国同受儒家思想影响,文化起源上曾共享交集,之后各自走上了富有国民性的文化道路。在中日跨文化交际中,如果忽略了文化差异,将自己的习惯移植到对方的身上,用自己的想法去类推对方,那么难免会造成交际语用失误。

比如中日两国都秉承儒家“礼之用、和为贵”,社交理念围绕谦逊、礼让、和睦等核心价值观,然而两国对“和”字的理解却大不相同。中国人看重和气、和乐、和谐,关注人与人、人与物的平衡关系,出发点是个人;日本偏重融和、同和、团结的含义,由此引伸出集体主义至上的原则。故而,中国人热衷于强调交际双方的对等,而日本人出于极强的集体观的要求会压制个人想法和行为去迎合周遭,千方百计证明自己与大家一样〔7〕,因此在考察乘坐地铁遇到熟人的表现时,中国人会热络的攀谈,日本人只简单打个招呼完事。如果不谙就里贸然换位处之,则会出现“冷淡的日本人”和“破坏安静的中国人”。同样地,“和”概念也烙印在两国的语言文字中,最明显的是暧昧语的使用。两国都使用暧昧语来表述不方便或不愿意直言的话,不过日语在表示意志、附和、推测、判断等方面显然比中文更模棱两可,正如金田一春彦在《你在说地道的日语吗?》中说的:“日本人尽量不说不写,即便说或写,也不喜欢把话说得清晰、明确。日本人习惯于理解意思含糊不明的文章或谈话”。譬如回绝对方“周末一起看电影”的提议,中国人多直截了当地拒绝“周末不行,我有安排了”,尽管有时也用“到时候再说吧”之类的托词,说话人基本不觉得明确拒绝会使对方尴尬。而在日本人看来,直接拒绝会给对方难堪进而损害交际关系,违反社交规则,因此几乎所有日本人都采用“L末はちょっと……”之类闪烁其词的方式婉拒。若以己度人对调使用,则可能落入表达误区或理解偏差。

3.受文化定势和偏见的左右

美国社会学家李普曼(Lippmann)在《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中指出,人身处的自然环境也好社会环境也好都过于复杂,以至于对世上所有人、所有事逐个进行认知和体验是不现实的,出于时间效率的考虑,人们把具有同等属性的人塑造成一定的形象,这种简化了的形象即所谓的文化定势(Stereotype)。几乎所有国家、民族的人们在世人眼中都有各自的形象,比方一提起中国人,人们脑海中会浮想起一个勤劳、勇敢、谦虚、含蓄、聪明、好客的身影,有时还伴有不守时、喜欢安逸、缺乏危机意识和独立精神等缺点,同时人们相信所有日本人具有克制、认真、坚韧、有序、加班狂、狡猾、凶狠、一根筋等特点。

文化定势对跨文化交际而言,优点在于标签化所带来的认知效率化,缺点是过于静态化、高度同质化,以致有失客观性。众所周知,中日两国惯于传承、强调汲取前人经验,而国民性里也多少有随大流的成分,故而在中日两国对文化定势的确信程度都比较高,套用文化定势的倾向也较为严重。人们可能会因为关注了与对方有关的一些定势而错误地认为自己已经足够理解对方,进而忽略其他的交际信息,或者将未被交际对方个体所证实的文化定势也一股脑儿地按在对方身上,从而作为辅助工具来揣测对方的交易信息。换句话说,基于文化定势形成的自以为是的认知错误、以及由文化定势滋生的偏见(即消极的文化定势),可能导致跨文化非语言交际的语用失误。

三、防止中日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的对策

实践是跨文化交际的主旨,分析中日交际语用失误的形成原因,显然不是为了就事论事的理论研讨,而是为了在更加深入地了解造成语用失误现象的本质后,反思哪些方面可以改善,以益于交际实践。

1.提高语言知识和运用的能力。

正如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L.R. Palmer)所说,语言忠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游戏和娱乐、信仰和偏见〔8〕。因此若要进行有效沟通,良好的语言知识和运用能力是不可或缺的。词汇也好、句法也罢,是构成双方交流的最基本要素,需要多加积累。在学习语言时,除了在教学案例设定的情景中模拟学习之外,可以通过对比学习的方法寻找中日文的语言差异特性,做到精准地把握词句的意思,同时也要更加重视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运用,了解更为地道的表达方式,体会词句在不同语境之下的潜台词,从而降低语用失误发生的可能性。

2.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了解彼此,理解和尊重彼此的文化、习惯、交际理念差异。

附着于语言、行为等外在表现之下的文化内涵交流是跨文化交际的实质,故而谈到要减少中日交际语用失误,关键是培养对差异文化的体验敏感度,这需要从加深对彼此文化接触程度、足够的理解差异入手。“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如何进行彼此文化认知方面,置身于对方文化环境中去实感是一个好方法,不妨花些时间从阅读书籍、观看影视作品、欣赏歌曲等方面开始,逐渐熟悉对方的文化、考察对方的想法,适度地运用文化移情。另外,交际中既要克服因醉心于本国文化而誓与对方文化一较高下的倾向,又要避免不愿意接纳甚至排斥与对方文化差异的倾向,更要防止对对方文化一知半解就以偏概全做出判断的倾向。

3.多多树立正面文化定势,且有意识地控制负面文化定势的影响。

负面文化定势的可怕之处是以卡片式形象一定程度取代了个人交际的实感、禁锢人们的思考方式甚至是交际欲望,而人们对此尚不自知。在中日交往时,有意识地摆脱先入为主的负面文化定势影响,有利于客观地聆听、了解彼此的所思所想,降低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发生的几率。另一方面,尽管彻底削除负面文化定势几乎不可能,如能善加利用文化定势这把双刃剑,多多树立正面定势,弘扬优点、弱化缺陷,则有助于增加彼此的交际吸引力。具体而言,在中日跨文化交际的互动和对外形象宣传时,大可不必拘泥于老形象、老题材、老角度,勇于尝试新手法,贴近对方视角、考虑对方接受程度来审视自身、换位思考,或者虚心请教对方人士,以达到良好的交际效果。

四、结语

中日交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伴随着相互学习与借鉴一路走来,如今的两国已在文化艺术、经贸、体育等领域开展了各项的交流。尽管两国对彼此都进行了长期研究,不可否认时至今日两国的跨文化交际仍然误会丛生、摩擦不断,彼此对语言的理解缺乏精准、对社交文化的认识错位、以及受文化定势的干扰都是诱因。要达到互相可以有效理解的程度,单单从如何削除中日交际语用失误方面看就大有可为,具体而言,可以从提高重视两国语言、行为等表象差异,敏感关注因文化背景、习惯引发的社交理念差异,合理运用文化定势的两面性来引导和创造良好交际暗示开始,迈出第一步。

〔参 考 文 献〕

〔1〕 郭丹. 2015, 看中国游客如何在日本爆买 〔EB/OL〕.(2015-12-03)〔2015-12-16〕. http:///system/2015/12/03/027224882.shtml.

〔2〕 何自然,冉永平. 语用学概论〔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348.

〔3〕 钱冠连. 汉语文化语用学〔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223.

〔4〕 李元胜. 跨文化非语言交际语用失误研究〔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02):112-116.

〔5〕 李婉婉. 跨文化语用失误的重新界定及分类〔J〕.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05):73-76.

〔6〕 张兴芳. 跨文化交际中的非语言语用失误分析〔J〕.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 2010,(02):141-142.

〔7〕 〔美〕露丝・本尼狄克特. 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北塔, 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7.

〔8〕 〔英〕帕默尔. 语言学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Linguistics)〔M〕. 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 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