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之间的爱与哀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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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电影《人生》是展示在中国农民身份转变中，女性与男性的不同心态、认知及表现为不同角色的典型文本。它生动地表现了男性与女性、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爱恨纠葛，以及决定这些纠葛的结构性因素――中国人的城乡身份格局：城市在文化上凌驾于农村之上，城市人俯视农村人，女性在精神上仰视男性。城市与男性、农村与女性有着微妙的对位与等值。在中国人的身份格局中，农村女性是最底层。
关键词 城市 农村 身份
《人生》描写在城市与农村交叉地带的故事。正如小说《人生》的作者、电影《人生》的编剧路遥在谈到自己的创作初衷时所说的：“由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又由于从本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发生了持续时间很长的、触及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人的社会大动荡，使得城市之间、农村之间，尤其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相互交往日渐广泛，加之全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农村的初级教育的普及以及由于大量初、高中毕业生插队和返乡加入农民行列，城乡之间在各个方面相互渗透的现象非常普遍。这样，随着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和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倾向：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现代思想意识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等等，构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这一切矛盾在我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精神道德方面都表现了出来，又是那么突出和复杂。”电影《人生》是一个展示在中国农民身份转变中，女性与男性的不同心态、认知及表现为不同角色的典型文本。从它所塑造的几个主要人物形象及彼此之间的情感关系来看。非常生动地展现了男性与女性、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爱恨纠葛，以及决定这些纠葛的结构性因素――中国人的城乡身份格局。
在影片中，这些爱恨纠葛主要通过高加林、刘巧珍、黄亚萍和张克南四个青年人物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
首先我们来看关系式高加林――张克南。高加林与张克南、黄亚萍是县高中的同学，他们曾经拥有同样的身份――高中生。在农民眼中，高中生是文化上可以与城市人媲美的准城市人。高加林曾经作为这样一个准城市人在县城的高中与张克南比肩而立，不仅不逊于张克南，而且比张克南更优秀，在与黄亚萍的关系上也比张克南更近一层。然而。毕业之后，城乡二元分隔的壁垒将他们各自打回自己的原初户籍身份，农村户口的高加林必须返乡，城市户口的学生则各显神通谋得了好位置――黄亚萍在广播站当播音员，张克南在副食公司当门市部主任――在城市的户籍身份之上获得了更为有效的职业身份。尽管作为男性的高加林在黄亚萍眼中，比同样是男人的张克南更有魅力，张克南本人也非常了解并敬重高加林的才干。但城市凌驾于农村之上的优势地位却使得作为农民的高加林，面对城里人张克南不能不感到痛切的自卑。当老同学热情地发出邀请的时候，高加林的反应却使他们感到尴尬：“你们现在位置高了，咱区区老百姓，实在不敢高攀!”
再看关系式：高加林――黄亚萍。在高中时候，黄亚萍就对高加林颇有好感，但城市小姐黄亚萍不可能对农民高加林伸出求爱的手。当高加林获得了城市户口，获得了与她同等的身份，在县通讯站大显才华的时候。黄亚萍才适时地表露芳心，并且聪明地凭借自己背后依恃的城市文明征服了高加林。
亚萍告诉加林，父亲很快就要转业到老家南京工作，自己也要随调过去。并邀请加林与她同去，向高加林展示了与她共同生活的美好前景：
亚萍热烈地望着加林：“南京离杭州很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就是江苏省的……”
加林叹了口气说：“那些地方我这一辈子是去不成了!”
亚萍微笑着问：“你想不想去?”
加林：“我联合国都想去!”
亚萍：“我是问你想不想去南京，苏州，杭州，还有上海?”
亚萍的声音：“……你知道，在学校时，我就喜欢你……那时候我们年龄小。不太懂这些事。后来你又回农村……现在我才知道我真正爱的人是你……克南我并不反感，但我对他产生不了感情，实际上，我父母比我更爱他……”
亚萍继续说：“咱们一块生活吧!跟我们家到南京去!你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人，到大城市就会有大发展……我一定让父亲设法通过关系，让你到《新华日报》去当记者……”
这样巨大的诱惑，对高加林的心灵世界不啻是一场风暴：
加林的画外音：……怎么办?我知道我面对的是一场非常严重的选择。上帝作证，我在内心是有巧珍的。如果我一辈子当农民，我和她在一块生活也就心满意足了……可是现在呢?我要是和巧珍结合了，实际上也就被拴在这个县城了，而我时刻都在向往着到更广阔的天地去生活……我现在不得不把爱和我的前途联系在一起考虑了!……这样看来，亚萍无疑是我理想的爱人……当然，我的良心非常不安……你是一个混蛋!你不要良心了，还想良心干什么!是的，既然决定了，就不要反顾!不要软弱!为了远大的前途，必须做出牺牲!有时对自己也要残酷一些!……
纯朴的感情不能不让位于现实的精明算计，因为农村女子的温存的爱抵挡不了大城市文明的强大吸引力。从一个小县城到南京这样的大城市，从一个县委宣传站的以工带干的编外通讯员到《新华日报》的记者――这样飞跃式的身份跨越，只能借助黄亚萍这个城市女性的关系网络才能实现。电影文本告诉我们，社会还没有为高加林实现身份跨越提供有效的渠道，使他能够凭借自己的才干实现自己的城市之梦。在电影中，我们看到他之所以能够来到县城，是大队书记高明楼和县劳动局副局长马占胜为了巴结他当地区劳动局长的二叔走后门安排的。高明楼和马占胜曾经利用关系让高明楼刚刚高中毕业的小儿子挤掉了全公社的模范教师高加林当了民办教师。当高加林荣升劳动局长的二叔高玉智衣锦还乡时，高明楼担心万一高局长知道他与马占胜下了加林的教师怎么办，马占胜说要给高加林找个比教师更好的工作，高明楼很吃惊：“更好的工作?现在国家又不在农村招工招干，哪有比民办教师更好的工作?”马占胜则胸有成竹地表示。利用县上的小煤窑招工的指标让高加林以工代干在县委宣传站当通讯干事，把公社和县里上上下下的关系都弄好了，手续办得合理合法，只等高明楼这个大队书记盖章了。一个小县城尚且需要煞费周折地动用如此复杂的关系网络，何况南京这样的大城市。跻身南京、苏州、杭州，还有上海，对高加林而言简直是难于上青天。中国社会是靠个人关系联结起来的社会。个人地位与身份的获得需要借助社会关系网络。而黄亚萍是他与城市的社会关系网络建立联系的最佳联结点。只有与黄建立起亲密的个人关系，他才能借助黄的父亲的关系资源进入大城市。诚如他自己所言，巧珍适合做农民高加林的妻子，而黄亚萍是城市人高加林的理想伴侣。在黄亚萍和高加林的情感 颉颃中，身为土生土长的城市人的黄亚萍一直占据着主动的地位，农民子弟高加林在城市小姐黄亚萍面前有难以克服的自卑感，不是因为他个人比她差，而是因为双方家庭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巨大落差。农民高加林很清楚，当他黄尘满面地在土里刨食的时候，没有哪个城里小姐会来爱他：而获得城市户口的高加林只是以工带干，还仅是城市工人身份，面对黄亚萍这个城市干部。以及她身后的城市文化背景和社会关系网络，仍然处于劣势。但另一方面，作为女性的黄亚萍一直对作为男性的高加林在精神上充满倾慕。当高加林对她发火，她不但不生气，心里反而很高兴，并且激动地表示就喜欢他这种男子汉大丈夫的性格。在黄亚萍心目中，男子汉大丈夫必须是在精神上高于自己，能够征服自己的强势人格。而一直对她呵护备至、小心伺候的张克南看来不能满足她的要求。在此深刻地表现了女性在与男性的交往中甘居弱势的从属心理。
在关系式③张克南――黄亚萍中，黄亚萍一直俯视着张克南。不仅因为他们的个性特点和个人能力，还因为他们背后的家庭背景――黄亚萍的父亲是县武装部长和县委常委，张克南的父亲是县商业局长，县委常委的社会地位显然高于县商业局长。
在关系式④刘巧珍――黄亚萍中，因为刘巧珍与黄亚萍从未谋面，二者并未构成实质交往关系。刘巧珍从未提及黄亚萍这三个字，但黄亚萍从高加林口中知道了刘巧珍这个人。并且对这个没见过的农村女子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因而在这个关系式中我用了一个单向的箭头来表示黄对刘的单方面的关系)：
加林刚讲完他和巧珍的事，对亚萍说：“……就这样，我和巧珍相爱了。”加林说完，难受地靠在了被子上。
亚萍半天没说话。然后她带着遗憾的表情说：“你原来想和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结婚?”
加林点点头：“嗯。”亚萍：“你一个有文化的高中生，满身才能，怎么能和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女人结婚?这简直是一种自我毁灭!”
加林：“我得要和巧珍把这事说清楚，不瞒你说。我心里很痛苦。”
亚萍：“是的。你应该很快结束你们的不幸!”
和农村女人结合是“自我毁灭”、是“不幸”一一这种姿态表现出了城市人对农村人的概化性的共有态度――轻蔑。
最后我们来分析关系式⑤商加林――刘巧珍。先来看高加林。文本明白地告诉我们，在高加林读书求学期间，基本上不下地劳动。所有的家庭重负都有父母全力担当，他家里虽然很穷，但因为他是父母的独生子，父母竭尽全力供他读书，把他培养成了当地农村罕有的文化人――高中生。县高中的生活经历使他有机会接触县城的文化生活，高中生的文化资本也使他有可能问鼎城市文明。当他进城拉粪受到城里人的侮辱，他内心无比愤慨：“我非要到这里来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一点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高中生的身份使他不能安于在高家沟的土里刨挖一生。城市是高加林的一个梦，也是纠缠他的死结。影片在表现了高加林对城市的强烈向往，对农村生活的强烈不认同：
被罢教还乡的高加林处处不适应农村的生活，村里的水井脏得像个茅坑，大家照样吃用这里的水，他进城买点漂白粉撒在了井里。没想到这一“卫生革命”却引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了村人的咒骂。
赶集的高加林无心叫卖，躲进县城的文化馆阅览室里兴奋地看着画报。画报上现代化的城市五光十色。他陶醉在画报中：他似乎看见画报上的火车汽笛长鸣，正在启动：巨大的客机呼啸升入碧空……
在县委宣传站担任通讯干事的高加林在县城工作得如鱼得水，心中充满美好的憧憬：“生活在一瞬间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一个农民的儿子，从田野上再一次来到城市。我知道，这次进城，再不是一个匆匆过客了，我已经成了这个城市正式的一员。我的理想的风帆，就要从这里开始启航……我要珍惜这一切。努力学习，好好工作，一定要搞出成绩来……当然，我也不会满足在这个小县城呆一辈子，我有更大的理想和抱负……”
“他渴望现代文明，向往现代化生活……他对社会生活中的陈腐习俗和旧观念的蔑视和挑战，他与巧珍大胆热烈、使山村人人侧目的爱情，他发起的那场带有喜剧性和冲击力的‘卫生革命’，都和当前滚滚而来的现代化浪潮相一致”……虽然他最终没有获得城市的户籍身份，但在精神旨趣和文化品格上与城市是那样息息相通，可以说，在影片中高加林这个准城市人是城市的象征。当我们在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上来定义身份的时候，高加林无疑可以代言城市文明。
再来看刘巧珍。全村首富刘立本的女儿刘巧珍不是一个徒有漂亮外表、头脑简单的农村姑娘。她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心世界和不同于一般农村姑娘的精神追求。可惜她没有文化。父亲不供她读书。她已经没有机会离开生养她的土地。但她决心要选一个有文化，而又在精神方面很丰富的男人做自己的伴侣。因而她拒绝了一批又一批的公社干部、农村出去的国家正式工人等求婚者，不理睬家境殷实、人又灵活能干的青年农民马栓的热烈追求。单单爱上穷得满窑没一件值钱东西的高玉德的独生子高加林。
高加林何许人也?在刘巧珍眼中。高加林是让她不敢高攀的文化人。“她爱他的飘洒的风度，漂亮的外形和那处处都表现出来的大丈夫气质。她同时也非常喜欢他的那一身本事：吹拉弹唱，样样在行：会安电灯。会开拖拉机，还会给报纸上写文章哩!再说，又爱讲卫生，衣服不管新旧，常穿得干干净净，浑身的香皂味!”而这些特点在农村是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是农民不认同甚至看不惯的文化人和城市人的讲究和做派(所以刘立本看不下高加林，觉得他又不会劳动，又不会做生意，文不上武不下的)。就是这些文化人的特点令刘巧珍一往情深。小说《人生》描写巧珍和加林在村人众目睽睽之下并肩走在村路上，他们要把自己的幸福和骄傲向整个世界公开展示――
巧珍是骄傲的：让众人看看吧!她，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姑娘，正和一个多才多艺、强壮标致的“先生”，相跟着去县城!
加林是骄傲的：让一村满川的庄稼人看看吧!大马河川里最俊的姑娘，著名的“财神爷”刘立本的女儿，正像一只可爱的小羊羔一般，温顺地跟在他的身边!
“先生”、“县城”。这些都是文化的符码，男人征服女人的是他的文化资本(“张艺谋在一次答记者问时，曾经谈到《我的父亲母亲》中，招娣对那位年轻老师的感情。他说，与其说招娣对他是一见钟情，不如说是他对有文化人的一种仰慕。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谈的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一定有的那种爱慕之心。我认为招娣喜欢那男孩儿是对文化的一种崇拜。”)；而女人让男人感到快慰的，是她与生俱来的身体资本――漂亮的外表、温顺的性格。一无所有的下岗教师高加林仅凭他在文化上的优势便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家境富裕的刘巧珍的芳心。
刘巧珍爱的是文化人高加林，但她只 能与农民高加林长相厮守。在她的情感生活中充满了矛盾：一方面她劝慰罢教回乡的高加林不要太熬煎――“当农民就当农民，天下农民一茬人哩……咱农村有山有水，空气又好，只要有个合心的家庭，日子也会畅快的……”，“从内心上讲，她不愿意让加林离开高家村，离开她：她怕失去他――加林哥有文化，可以远走高飞：她不识字，这一辈子就是土地上的人了。”她希望高加林安于农村生活，以便保住自己的爱情：另一方面，她又诚心诚意地鼓励和支持高加林出去工作，尽管她深知，这很可能造成他们的永久分离，但她宁愿自己受苦，也要使高加林愉悦和畅快。当然她也不无企盼――“她想加林哥就是寻了工作。也再不会忘了她的：她就在家里好好劳动。把娃娃抚养好。将来娃娃大了，有个工作的老子，在社会上也不受屈。再说，自己的男人在门外工作，她脸上也光彩。”高加林到县城当通讯干事，她给他送钱，代他照料年迈的双亲。当城市人高加林提出分手时，农民刘巧珍豪无怨色：“加林哥，你参加工作后，我就想过不知多少次了，我尽管爱你爱得要命，但知道我配不上你了。我不识字，给你帮不上忙，还要拖累你的工作……”在此我们看到刘巧珍身上地母型的传统女性的品德――无私忘我的奉献。同时又不是一个传统女性――她有着超越于世俗物质生活之上的精神追求，她向往城市所代表的现代文明，但她却无力也不想主动地去挣脱自己的农民身份，而把实现精神追求的梦想寄托在男人身上，自己甘于站在乡村的土地上仰视心爱的准城市男人，期盼心爱男人的光晕照亮自己的人生。在刘巧珍眼中，高加林是文明的象征，和高加林在一起，就是新的进步的，在高加林身上寄托着她新生活的梦幻。当这个梦幻破碎之后，她选择退居女性的传统命运――嫁给富裕的农民马栓，这个选择被她视作对旧的落后的现实生活的无奈屈从，因而她执意完全按照旧式的乡俗来操办自己的婚姻――作为一个象征仪式来终结以往对新生活的追求。
当刘巧珍和高加林恋爱后，她以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身份自觉地向文化人看齐，力图缩小她与高加林之间在文化身份上的差距。她不管旁人的讥笑和父母的责难，每天早晨到河畔上刷牙。刷牙，这一讲卫生的生活方式。被认为是城里人或文化人的特权。“在村民们看来，刷牙是干部和读书人的派势，土包子老百姓谁还讲究这?高加林刷牙……，大家谁也不奇怪，惟独不识字的女社员刘巧珍刷牙，大家感到又奇怪又不习惯。”当人们议论纷纷而围观者又越来越多的时候，她却赌气似的偏要到外面刷。高加林在县城忙于工作，巧珍在家里学习写字。这一情节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电影《牧马人》中许灵均教原本也一个大字不识的秀芝学写字的情景――只不过从城市下放到农村的许灵均自愿放弃了复归城市人身份的机会，为了爱情他主动弥合并超越了与秀芝之间的文化差距：而高加林却为了去大城市工作的诱人前景割舍了与巧珍的爱情，在他与巧珍的交往中，他始终没有试图超越这种文化身份的差距。在与巧珍相恋之后。他甚至一度后悔：“我似乎匆忙地犯了一个错误……和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姑娘结合在一起。我一辈子不就要拴在这土地上了?这简直是一种堕落和消沉的表现……”当父亲高玉德老汉自知家贫。劝儿子不要高攀刘巧珍时，高加林反唇相讥：“谁高攀谁哩?你们一辈子真没出息!”在内心深处，高加林对巧珍这个深爱着自己的农村姑娘是不无轻视的。
不论是刘巧珍，还是高加林、黄亚萍，谁也不能逾越横亘在城乡之间的身份壁垒，它是造成刘巧珍和高加林、黄亚萍人生命运跌宕起伏的根本原因。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从电影文本中得出如下结论：城市在文化上凌驾于农村之上，城市人俯视农村人，女性在精神上仰视男性。城市与男性、农村与女性有着微妙的对位与等值。城市似乎天然地归属于男性。而女性，她的自我牺牲、包容忍让、自甘附属等种种传统精神品质，都与广袤而又落后的土地――乡村息息相通。在中国人的身份格局中，农村女性是最底层。“城乡差异及由此形成的差距是城市与乡村不同的经济发展类型的产物。而在1949年以后的30年间。由于国家工业化过度地向城市倾斜，原本存在的城乡差距被极大地扩展……。当整个地域／阶级格局始终处于：在社会资源配置的结果中，农村人一直处于劣势，他们拥有及可利用的资源少于城市人：在社会财富的分配过程中，农村人的一直处于劣势，他们拥有的财富少于城市人这一态势中，当工业文明被认为是优于农业文明的主流文明形态时，农村人的收入与地位――包括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等低于城市人便是必然的，农村人遭到城市人轻视、俯视乃至歧视也是必然的了。”“再从社会性别角度看，是男性而不是女性更多地拥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实现了向更高阶层／阶级的流动。因此，是女性而不是男性更多地受到来自流动到较高阶层／阶级的另一性别的轻视、俯视乃至歧视。而男性之所以能较之女性获得和／或实现向上流动――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强的能力，则是现有的社会性别制度的运行与安排的一大结果：在资源配置的结果中，女性一直处于劣势，她们拥有及可利用的资源少于男性：在社会财富的分配过程中。女性一直处于劣势，她们拥有的及可利用的财富少于男性，因此。与男性相比，她们往往是弱者和低者，她们向上流动的机会和／或能力是短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