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思的思想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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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23日，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C.North）逝世于密歇根州家中，享年95岁。这位美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是新经济史学的先驱者，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因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并将现代数学工具引入对经济史的研究，创建计量历史学或新经济史学，而与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一起获得了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思的辞世是世界经济学界的一大损失，而中国的经济学界会特别怀念这位经济学大师。
诺思在中国的独特地位
作为转型国家，中国对转型理论有着特别的需求。“转型”，意味着体制变革，其实质是制度变迁，而诺思的理论贡献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就是其制度变迁理论。
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影响是深远的，这尤其体现在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方面。这并不是说这两种经济学理论就没有缺点，但是，在刚进入转型期的中国，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这两种理论可以为其提供重要支持。改革开放以来，最初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为中国经济运行的成本收益计算提供了工具。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开始传播，并越来越得到经济学界的广泛重视、研究和应用，为研究中国经济转轨的成本收益计算提供了分析工具和方法论，对中国经济改革施加了虽则间接、但是持久的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集中体现在2015年林毅夫研究组（由林毅夫、蔡P、李周组成）、张军与樊纲因其过渡经济学理论研究成果而共同获得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除了这些学者之外，还有茅于轼、吴敬琏、光、张维迎和盛洪等著名学者，虽然不知为何与此奖无缘，但也在过渡经济学理论方面有过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些学者对过渡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平稳转型，减少经济转轨成本，以及保持经济稳定发展，均作出了重要贡献。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学者在早期掌握的主要经济学工具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其后这些学者的研究各有侧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比如，林毅夫提出“新结构经济学”，带有德国历史学派所没有的抽象理论的影子，但没有该学派演化分析法的踪迹；张维迎在自己的工具箱里增加了博弈论、信息经济学以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最近还推出了自己的教科书《经济学原理》，把他所推崇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理论装进自己的经济学框架。但是，所有这些学者所掌握的理论根基仍然要数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而对这些中国经济学家最具影响的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应该有三位：一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罗纳德・科斯，二是新经济史学的主要创始人道格拉斯・诺思，三是科斯的“亲密战友”张五常。
诺思的理论贡献
诺思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独树一帜。其突出贡献在于，他把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以及演化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纳入到经济史的研究中，由此形成和发展了新经济史学，尤其是其晚年转向演化经济学的制度分析，这是人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所未能预见的。
所谓新经济史学，据说其名称就是诺思首先提出的。新经济史学是分层次的：第一个层次是把新古典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纳入到经济史研究中；第二个层次是把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纳入到经济史研究中；第三个层次是把演化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纳入到经济史研究中。
诺思与其他同仁一起，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创了第一个层次的新经济史学研究。他在70年代开创了第二个层次的新经济史学研究，从其1973年出版《西方世界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经由1981年出版《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在90年代初到达高峰，具体标志为1990年出版《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和1993年获得诺奖。
其后，诺思转向演化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研究，引领第三个层次的新经济史学研究。其方法论转向，从他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中题为《时间进程中的经济绩效》（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的演讲内容中可见端倪。在该演讲中，诺思勾勒了演化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研究纲领。这一演化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架构体现在其2005年出版的《理解经济变迁过程》（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一书中，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一种非常实质性扩展”，而其具体应用之高峰则为诺思、瓦利斯（John Joseph Wallis）和韦格斯特（Barry R. Weingast）2009年出版的《暴力与社会秩序》（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一书。
1965年，诺思在题为《经济史的状况》（The State of Economic History）一文中指出，传统经济史学的主要缺陷在于未能利用现有的理论，而如果不利用现代经济理论（主要是指新古典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则不仅无法解释诸如“一国经济的兴衰”这类重大的问题，甚而连具体的经济史过程也说明不了。诺思在1966年出版的《美国历史上的增长与福利》（Growth and Welfare in the American Past：A New Economic History）一书中就采用这种新的经济史分析范式，这使他成为用新经济史学分析方法研究美国经济史的主要实践者。
1973年，诺思在就任美国经济学史学会会长时作了题为《超越新经济史》（Beyond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的演说。他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对于经济史学家来说有两大缺陷：一是其目的不在于解释长期的经济变化；二是即使试图做出解释，其解释也有相当大的局限性。此时，诺思的新经济史学观已经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经济史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