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译者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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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作为一项人类跨文化交流活动，不单纯是一系列的语言转换，也不仅仅是译者的个人活动，而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的社会实践活动，它在很大程度上，受译入语场域社会关系、历史环境、文化传统的影响与支配。从译者选择文本开始，译者必须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诸如翻译什么以及如何翻译等等，就受译入语社会、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与支配。不仅如此，译者的个人经历、教育背景、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也会形成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规约其翻译实践活动。

翻译的过程，正如劳伦斯・韦努蒂所言，是将异域文本引入译入语文化，其间不断进行各种形式的选择与归化，以达到理解与交流之目的。具体而言，“翻译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归化过程，其间，异域文本被打上使本土特定群体易于理解的语言和文化价值的印记。这一打上印记的过程，贯彻了翻译的生产、流通及接受的每一个环节。它首先体现在对拟翻译的异域文本的选择上，通常就是排斥与本土特定利益不相符的其它文本。接着它最有力地体现在以本土方言和话语方式改写异域文本这一翻译策略的制定中，在此，选择某些本土价值总是意味着对其它价值的排斥。再接下来，翻译的文本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被出版、评论、阅读和教授，在不同的制度背景和社会环境下，产生着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影响，这些使用形式使问题进一步的复杂化。”[1]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如下：一是翻译是一种有目的、有选择的实践活动，语言与文化立场的选择与确定贯穿于翻译过程的始终；二是译者的选择与译文风格的形成，无一不受译入语文化与价值观的限制。

首先，译者选择的译入语文化语言为译文语言刻上时代烙印。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Heraclitus，约公元前540-480）曾经说过：“一切皆变， 没有任何东西是静止的。”[2]语言也不例外。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来看，汉语言一直处于不断演变过程中。这一点首先体现在汉字和标点符号的书写形式上。汉字的形体经历了从甲骨文到小篆，再从小篆到隶书、楷书的演变；而标点符号的用法也经历了由古代的没有标点符号到“句读”符号，后来慢慢发展成我们现在使用的标点符号。例如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简・爱》译本，其文字最初用繁体字，竖着书写；标点符号的书写形式也与现代大陆的书写形式不同。同一作品的其它译本产生于1956年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和1964年编制出《简化字总表》之后，其书写形式与现代书写形式相同。由此可见，同一原文本的不同译本，在语言文字书写形式上有所不同，各自都刻上了所处时代的印记。

其次，翻译作品是为一定的读者群服务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 不同时代的读者的接受意识有所不同， 且随着地点、时间及文化、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特别是对翻译作品的语言有着更高要求。尽管语言总是在不断变化、发展、更新， 这种变化总的来说是十分缓慢的、逐渐的，一般不易为人们所觉察。本文选取的《简・爱》两译本时间间隔长达60多年之久，其语言的差异比较明显。总的看来，不同译者使用各自生活时代的语言来传达原文的同一意思。两译本的不同选词，反映了语言在不同时代的新旧更替。例如，前五章中，原文“an hour”和“half an hour”均出现了四次。李译本将其翻译为“一点钟”和“半点钟”。黄译本翻译为“一个小时”和“半个小时”。现举其中一例：

例1： We had been wandering， indeed， in the leafless shrubbery an hour in the morning…

李译本： 不错，早晨我们已经在无叶的丛林中漫游过一点钟了，……

黄译本： 其实，早上我们还在光秃秃的灌木林中溜达了一个小时，……

根据我们现在的理解，“an hour”是“一个小时”的意思，可是在李先生从事该作品翻译的年代，用“一点钟”来表示一个小时。民国十六年（1927年），伍建光先生翻译的《孤女飘零记》中，也把“an hour”译成了“一点钟”。而现在的“一点钟”的意思是凌晨一点或下午一点，不是“一个小时”。可见，译本的语言受当时的语言习惯的影响，具有时代特点。此外，李译本中存在很多现代人看来比较陌生和奇怪的词语和用法，虽然我们能很轻易的猜出其含义来。请看下表：

两译本中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由于译者不能超越时间和历史而客观存在，其翻译中所选择的词语，必然会折射出特定时代的特点。因此译作在时间的流程中也会不可避免的逐渐丧失自己的时代基础。

综上，翻译的选择问题贯穿于翻译的全过程，无论是“翻译什么”还是 “怎么翻译”，都涉及到译者的选择。不仅如此，不同时代的译者对同一词汇的不同传译，折射出不同时代译入语语境的语言文化特点。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我们的翻译实践中，无论是对当译之本的选择，对文本意义的传递，还是对翻译方法的采用，都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希望评论者能考虑到译者所处时代的特点、历史文化背景，以及翻译目的等因素，能对其作品做出公允的评价和理性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许钧.论翻译之选择[J].外国语，2002（1）：62-69.

[2]王钢.普通语言学基础[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