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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误配与我国跨地区生产率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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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2002~2013年我国工业企业水平的数据,采用Levinsohn and Pertrin法(简称LP半参数法)估算了我国各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在此基础上采用Olley and Pakes法(简称OP协方差法)研究资源误配与跨地区生产率的差异。结果表明,我国各个地区生产率和资源误配置程度差异较大,并且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资源误配置程度较低,同时大多数地区资源误配置的程度和区域经济差距呈现收敛趋势。因此,要改善我国不同地区的资源误配置程度,政府需要在金融市场化改革、完善产业政策、降低地区边界效应,消除垄断势力等方面做出努力。

关键词:资源误配;全要素生产率;LP半参数法;地区差异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5.XX.XX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1-8409(2015)00-0000-00

Abstract:The paper takes th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data from 2002 to 2013 as a sample and calculates the TFP of the enterprises of the 31 provinces in China and compares its regional disparities by LP semi-parametric method. Then, based on empirical analysis, the thesis demonstrates the resource mis-allocation degree of different regions in China through studying the productivity dispersion and the covariance (OP covariance) between enterprise share and productivi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not only each region of the TFP has the difference and areas with high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ve the lower the resource mis-allocation degree , but also most regions have been improved constantly and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disparity is narrowing.

Key words: Resource mis-allocation; TFP; LP semi- parametric method;Regional differences

引言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不同区域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的非一致性却日益突出。经济增长实际上是由许多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绩效的提高实际上就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因此可以说,国家或地区贫富的差异是来源于生产率的差异。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技术的不同是引起生产率差异的重要原因。Howitt、David Sondermann认为,国家之间比较大而持续的生产率差异的原因是由生产技术缓慢的从发达国家扩散到其它国家而导致的[1,2]。除了技术效率原因以外,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成为影响生产率的更加重要的原因(Próchniak,2013;Andersson,2013)[3,4]。许多制度体制、政策等因素都可以导致资源误配置,从资源误配的角度来理解跨国家或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是近十几年来经济增长研究中发展最为迅速的领域之一。Hsieh and Klenow(2009)分别测算了中国、美国和印度这三个国家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并推测出在制造业产业内,如果中国和印度能像美国一样将资源配置给更高生产率的企业,那么这两国的生产率分别能提高30%~50%和40%~60%[5]。聂辉华等(2011)以1999年到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数据为样本,采用OP协方差法来衡量中国工业的资源误配置扭曲程度。结果发现,中国三位码制造业的OP协方差仅为-0.005,这表示资源类似于随机配置,与资源最优配置的程度存在着巨大的差距[6]。杨孟禹等(2015)从要素流动的视角探讨了城乡收入差距,认为提高区域的要素配置效率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7]。柏培文(2012)基于产业角度测算了中国和各省份1978~2010年代表性年份的劳动生产率的扭曲程度,结果表明第二产业配置扭曲程度最高,但是近年来有下降的趋势[8]。

国内鲜有关于资源误配置和地区生产率差异研究的文献报道,已有文献大多数主要是基于农业和制造业研究资源误配与全要素生产率,而针对工业的研究比较少。我国作为最大的转型经济体,在工业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存在很多的政策性壁垒和市场扭曲,资源误配成为阻碍经济绩效提升的重要因素。而大多数文献对于总体TFP的研究也主要是从宏观层面出发,要么采用传统的索罗余值法,要么采用数据包络法(DEA)和随机边界法(SFA),从企业层面基于资源配置的视角研究TFP的文献屈指可数。本文采用国际主流LP半参数法来计算TFP,这可以有效的解决生产要素与生产率相关而导致的联立性问题及生产率与企业退出市场相关而导致的样本选择问题[9]。同时,本文利用我国工业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来专门研究资源误配具有一定的直接性和创新性,并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离散程度和OP协方差两种方法从地区的角度刻画我国工业资源误配置的情况,系统分析出我国各个地区的生产率分布和资源误配置的程度,考察它们之间的联系,进而再有针对性的改善我国不同地区的资源误配置效果和提高经济发展水平。

1.2我国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本文使用的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锐思金融研究数据库。通常企业层面的数据会存在很多异常的观测值,考虑到数据的真实可靠性,依据标准的数据剔除程序(谢千里等,2008)[10],在筛选数据样本时剔除了以下观测值:(1)主要财务指标为0或缺失的;(2)不符合一般会计准则的;(3)不符合“规模以上”的企业;(4)在上述一般性剔除程序完成后,还剔除了生产率位于前后1%分位的异常值。在进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之前,需要进行价格指数平减,这样得到的生产率即为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率。由于我国每个地区物价波动幅度不同,本文采用各个省份固定资产的投资价格对资本进行价格平减,采用各个省份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对中间投入和总产值进行价格平减。其中的价格指数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编纂的《中国统计年鉴》。

本文对区域的划分按照世界银行(2006)的标准[11],将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划分为四大经济区域,其中东北地区包括吉林、辽宁和黑龙江;中部地区包括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和河南;环渤海和东南地区包括北京、河北、天津、山东、江苏、上海、福建、广东和浙江;西北和西南地区包括陕西、山西、内蒙古、宁夏、新疆、青海、甘肃、重庆、四川、云南、广西、贵州、海南和。

为了比较分析跨地区生产率的差异,在测算出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之后,还需要测算出各个地区的总量生产率,在这里,借鉴Olley and Pakes(1996)的方法,将地区总量生产率定义为所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加权平均[12],用公式表示为:

在这里, 表示的是权重,它是用企业的生产份额来表示的,在本文中是用企业的产值除以该地区总产值求出的。

总的来说,从TFP水平指标来看,2002~2013年期间,我国地区层面生产率最高的是环渤海和东南地区,其次是中部地区,再次是东北地区,最后是西南和西北地区。从TFP增长率指标来看,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有着较高TFP增长率,这意味着我国工业企业在总体上存在着收敛的趋势。

2资源误配与我国跨地区生产率差异分析

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生产率,跨地区经济水平的差异则表现为生产率的异质性。同时,资源配置是经济增长理论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资源误配置成为影响生产率的关键性的原因。下面就将探讨我国不同地区的资源误配程度,进而考察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是否与资源误配置程度相关。

2.1离散程度与我国跨地区生产率差异的比较分析

通常采用90%分位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与10%分位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比值(90/10)和标准差作为衡量全要素生产率离散度的指标。表2给出了样本区间内的三个代表性年份(2002年、2007年和2013年)反映全要素生产率离散程度的指标,即90%分位数与10%分位数之比(90/10)和标准差。

由表2可以看出,环渤海和东南地区的90/10和标准差在四大区域中最小,这表明该地区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较大值与较小值之间的差距最小,也就是说生产率的离散程度最小,这意味着环渤海和东南地区的资源配置程度相比其他区域来说较合理,资源误配置程度最低。其次是中部地区,而东北地区及西南和西北地区的企业离散度较大,表明资源误配置程度较为严重。

特别的,以2013年为例,生产率离散度最高的是西南和西北地区,该地区的90%分位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是10%分位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4.73倍,由于2013年西南和西北地区的企业总数目为41243,这表示在同一个市场中,有大概4124家企业的经济效率是其他4124家企业的4.73倍,然而这两者却能够同时存在同一个市场中,这是非常明显的生产率差异,表明了西南和西北地区的资源误配置扭曲程度最为严重。同时,从2002年到2007年再到2013年的时间的变化趋势来看,中国四大区域的企业生产率离散程度在样本考察期间分别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企业TFP均值随着年份逐渐增加,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完成,中国四大区域的资源配置效果逐步得到改善。

2.2 OP协方差与我国跨地区生产率差异分析

除生产率的离散度外,OP协方差是度量资源误配置扭曲的另一个常见工具。OP分解法的分解方程式为: 。其中, 是行业指标,表示加权的行业平均生产率; 是企业水平的指标,表示企业的生产率水平; 是企业活动份额;加横线的则表示该指标的算数平均值。该方程式右边的另一项是OP协方差,即表示企业活动份额与生产率间的协方差。OP协方差的经济含义可以表示为:如果一个地区的资源能够实现优化配置,那么该地区那些贡献了较多生产率的企业应该相应地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源配置,OP协方差就越高;反之,如果一个地区的资源没有实现优化配置或者优化配置效率低,那么该地区的OP协方差就越低。同时为了分析我国不同地区在样本考察期间的资源配置的改善情况,本文将样本考察期间分为两个时期,即2002~2007年和2008~2013年,分别计算OP协方差值和增加值,结果如表3所示。

表3分别计算了我国31个省份2008~2013年和2002~2007年这两个时期的OP协方差和增加值。整体来看,在2002~2007年期间,我国大部分省份工业整体资源配置效果低下。而在2008~2013年期间,全国省份的资源配置效果都得到了优化,这表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作用,使得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可以得到较多的资源,资源配置效果得到了优化。

同时,我国四大区域的资源误配置程度呈现较大的差异。与前文分析结果一致,首先资源配置效果最好的是环渤海和东南地区,具体表现为北京、上海、山东、福建和广东的OP协方差值在两个时期都相对最高,这说明,这几个省份的资源配置效果在全国范围内相对最好。同时,环渤海和东南地区的9个省份的OP协方差增加值都相对较大,可见,资源配置效果都出现了不同幅度的提升。其次是中部地区,其中湖北和安徽的OP协方差在2008~2013年时期分别达到了0.099和0.085。而湖北省和安徽省的地区生产率是中部地区同样位居前两名的省份,这可以说明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市场经济越完善,资源误配置程度就越低。再次是东北地区。在2002~2007年期间,东北三省的OP协方差值相对中部地区来说较低,这说明资源配置效果较差。而东北三省的TFP和TFP增加值在全国范围内来看也是相对较低的。这是因为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在东北三省的经济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占的比重很高,因此影响了该地区的资源配置效果。在2008年以后,东北地区整体的OP协方差值都有大幅度的增加,资源配置程度得到了改善,并呈现出优化的趋势。最后,西南和西北地区是中国资源误配置程度最严重的区域。在2002~2007年期间,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城市OP协方差值为负数,可见其资源配置类似于随机配置,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并没有得到与其生产率贡献相一致的经济资源,存在着严重的资源误配置扭曲现象。2008~2013年期间,西南和西北地区的一些省份如四川、山西、海南等省份,它们的OP协方差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资源误配置情况有所改善,这得益于我国政府在2003年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

3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02~2013年我国工业企业水平的数据,采用LP半参数方法估算了各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在此基础上,采用OP协方差方法来研究资源误配与跨地区生产率的差异,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各地区TFP差异较大。环渤海和东南地区及中部的企业TFP均值最高,2013年企业TFP均值分别达到8.32和7.65;而东北及西南和西北地区的企业TFP均值比较低,分别为6.88和6.41。

第二,各地区资源误配置程度差异较大。环渤海和东南地区及中部地区的资源误配置程度较低;而东北地区及西南和西北地区的资源误配置程度较为严重。

第三,资源误配置与我国跨地区生产率差异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环渤海、东南及中部地区,资源误配置程度越低,TFP离散程度越小,OP协方差越大;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越低的东北、西南和西北地区,资源误配置程度越高,则TFP离散程度就越大,OP协方差就越小。同时,我国地区资源误配置的程度和区域经济差距呈现收敛趋势。

要改善我国不同地区的资源误配置程度,我国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安排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善。

第一,进一步推进金融市场化的改革进程,减少金融机构对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的信贷歧视,改变金融机构对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的信贷政策倾斜的现状。

第二,加强对产业政策的完善,政府不仅要减少直接干预微观经济的运行,而且制定的产业政策应该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企业平等对待,减少不平等的保护措施,尊重市场的选择。

第三,降低地区边界效应,消除垄断势力,不断完善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制定更加合理的贸易政策,从而减少由于不对称贸易的自由化而造成的资源误配置扭曲,避免企业和社会福利的损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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