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博物馆本土化与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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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贵州生态博物馆建设总结的“六枝原则”，把生态博物馆社区管理模式本土化为政府主导的多方参与模式，对喀斯特民族地区统筹文化遗产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做了有益探索。贵州生态博物馆建设所面临着很多问题，因此生态博物馆要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正确处理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原真性”与“发展性”原则，跨越民族村寨发展阶段，建立喀斯特地区生态博物馆型新农村。

关键词：民族地区；生态博物馆；新农村建设；贵州省

中图分类号：G269.23.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3-0047-06

新农村建设在民族地区探求的“新”，关键是对民族地区村寨资源的再认识和合理利用，不能简单地模仿东部地区的农村发展战略：建设工业型、贸易型、城镇型、现代农业型等等新农村的模式。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必须处理好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把文化软实力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因此，正确利用民族地区的内在优势，从文化大繁荣和大发展的高度出发，把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带动民族村寨的经济发展，是实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关键问题。

生态博物馆是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新模式之一，是将遗产地社区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和村民的生活方式等等传承下去，形成“―个正在生活着的社会活标本”，展示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人类与其生存环境的相互关系。同时，尊重村民的文化选择权。生态博物馆是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为保护文化遗产服务，为保护生态，使人与自然处于一种最好关系的一种新思维、新方法。1998年，贵州建设了中国和亚洲的首座生态博物馆――贵州六枝梭戛生态博物馆，形成了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的核心理念，此后在贵州相继建立了镇山、隆里、堂安等几个生态博物馆，给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总结贵州生态博物馆建设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对推进民族地区文化型新农村建设模式有重要意义。

一、贵州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原则与模式

生态博物馆强调以社区(自然村)为单位进行建设和保护，整座村寨的建筑、民俗、村民的生产和生活习惯等等都是保护和展示的对象，社区的自然环境、经济活动和文化传统是一个完整的有机联系的文化景观。贵州已建成的生态博物馆有6座：中――挪文化交流项目建成的梭戛、堂安、隆里和镇山村四个社区生态博物馆，分别保护、传承和展示苗族、侗族、古老汉族和布依族的传统文化；由香港企业资助建设的地扪侗寨生态博物馆；村民参与为主的郎德上寨露天民俗博物馆。通过近十多年的建设和发展，贵州探索出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原则和模式。

(一)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六枝原则”

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六枝原则”是在挪威专家的指导下，贵州六枝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主要包括9个方面的内容。

1　村民是其文化的拥有者，有权认同与解释其文化；

2　文化的含义与价值必须与人联系起来，并应予以加强；

3　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公众参与，必须以民主方式管理；

4　当旅游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应优先保护文化，不应出售文物但鼓励以传统工艺制造纪念品出售；

5　长远和历史性规划永远是最重要的，损害长久文化的短期经济行为必须被制止；

6　对文化遗产保护进行整体保护，其中传统工艺技术和物质文化资料是核心；

7　观众有义务以尊重的态度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

8　生态博物馆没有固定的模式，因文化及社会的不同条件而千差万别；

9　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生活。，

原则的1、2、3强调社区居民是文化的主人，也是文化变迁的主人，他们有权利对自己的文化做出解释和选择。原则4、5、9是处理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基本准则，反对不遵循文化变迁规律的短期经济行为，强调发展权与文化遗产保护占有同等重要地位。原则6突出社区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原则7、8涉及文化尊重与文化多样性。

(二)生态博物馆建设的“贵州模式”

根据“六枝原则”，贵州民族生态博物馆建设中没有机械地照搬国外高度自治的社区自建和自主管理模式，而是采用遗产专家指导、地方政府推动、遗产地居民参与的多方共建模式。

贵州生态博物馆建设中，遗产专家是总设计师，是生态博物馆理念引进中国的先行者，有很高的文化自觉性。基于对经济全球化和网络信息时代导致的文化同一化的忧虑，文化遗产专家提出生态博物馆理念，旨在保护人类的多元文化遗产和自然环境，提高当地居民生活水平和提升当地知名度，通过文化旅游活动把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体现出来。适宜建馆村寨选择、村寨文化遗产保护论证、村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规划制定，生态博物馆资料信息中心展示和社区居民文化培训等等，都是在遗产专家专业指导下进行的。

贵州各级政府积极支持和领导生态博物馆建设。生态博物馆把传统的社区文化、文物、自然环境和居民的日常生活都转化为当地永久性的文化旅游资源，能带动地方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甚至实现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因此，当地政府在资金配套、建设项目审批、土地占用、农业景观建设、遗产保护措施等各方面配合生态博物馆建设。

遗产地居民是生态博物馆文化遗产的主体，是村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使用者和传承者，是生态博物馆的“生命载体”。村寨居民的参与是生态博物馆展示的核心和基础，居民自觉地学习、弘扬、传承、发展和创新自己的传统文化，生态博物馆才可能成为永久性的旅游资源。

二、贵州生态博物馆建设面临的问题及成因

贵州生态博物馆建设强调地方性文化遗产保护，重视村寨居民将文化遗产转变成文化旅游资源，促进文化遗产地社会经济发展。但是，生态博物馆建设使村寨经济结构从传统农业的一元结构向农业――服务业的二元结构，甚至手工业的三元结构迅速转变，对传统的农耕生产、生活方式产生巨大的冲击，使生态博物馆保护的遗产地社区的文化生态发生了根本改变，背离了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初衷，使生态博物馆演变成一般的民俗旅游村。

(一)贵州生态博物馆建设的面临的问题

贵州生态博物馆建设后，文化旅游经济迅速发展，遗产地社区面临两个主要难题。

一是经济条件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导致遗产地文化生态和文化形态上的加速改变。贵州生态博物馆多建设在内陆山地的民族社区，如梭戛、堂安，村民过去与外部世界缺少交流，依靠传统生产、知识和技能生存，大多数村民是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生态博物馆建设后，一方面使遗产地村民迅速改变了依赖传统农业生存的局面，旅游商品和服务是收入的主要来源，生计模式和消费能力发生改变。另一方面，游客带来的外部文化的示范效应改变了村民对社区传统文化遗产的价值认同，开始追求和模仿外部文化形态，改变了社区原因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形态使生态博物馆变成一般意义的民族旅游景点，失去原真性的保护价值。如梭戛村民从建馆之初难以启齿向游客出售自家的产品，变化到追着游客高价出售外地生产 的伪劣民族旅游商品。镇山村变成贵阳郊区“农家乐”最集中的村寨，70％以上的村民以经营饭馆为业。堂安遭受火灾后，村民都不愿意建设传统的吊脚楼。隆里村民都想把新房建在村外，或是希望政府同意建新式样的楼房，而青壮年劳动力都在外打工，也不想回村发展。

二是遗产专家、遗产地地方政府和遗产地社区居民出现了需求不一致。面对生态博物馆文化生态、文化形态的变化，参与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各方的差异性明显表现出来。遗产专家是生态博物馆理论和实践的创始人，第一目的是为保护人类的多元文化和共有的精神家园，是文化遗产社会价值与长远利益的代言人，他们不能接受生态博物馆建设带来的文化生态和文化形态变迁，强烈要求回归到生态博物馆引入中国时的理论界定。遗产地地方政府是生态博物馆建设的积极支持者，第一目的是将文化遗产潜在的资源优势转变成地方经济新的增长点，是文化遗产地方利益的捍卫者和间接经济价值的追求者，他们更多关注生态博物馆的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上，积极支持对文化遗产的商业化开发，甚至对生态博物馆文化生态和文化形态的变化持积极的态度。生态博物馆内的社区居民是文化遗产的主人，第一目的是获得丰富的、持续的经济收入，是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短期和直接的收益人，他们对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比较淡漠，更看重短期内的经济收入和更舒适的物质生活方式，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取向有较大的一致性。因此，不同利益主体形成博弈关系。在各方博弈中，后两者的力量通常大于遗产专家的力量，使贵州生态博物馆逐渐演变成民族旅游村寨。

(二)生态博物馆建设面临问题的主要成因

生态博物馆建设面临的这些问题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生态博物馆建设忽视了贵州社会发展现阶段面临的突出问题。贵州是中国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省份，2007年，GDP总量为2741.9亿元，占全国的1.1％，排全国第26位，人均GDP贵州为6915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6.52，排全国倒数第一，全省绝对贫困人口216.14万人，占全国贫困人口的13％左右。农村低收入人口达388万人，占全国的1／10，解决贫困问题是政府现阶段的急迫的工作任务。漠视地方政府和社区农户对的发展诉求，片面强调文化遗产原真性保护和社会公益价值，必然造成地方政府与遗产专家的利益诉求的对立关系。

二是对村寨文化旅游消费方式及其影响缺乏研究。中国旅游消费主体还是观光市场为主，以情感体验和价值认同为主的文化旅游消费市场刚刚兴起，还没有出现具有文化自觉性的文化旅游消费群体。大多数游客以先进文化代言人的姿态出现在生态博物馆，很难实现生态博物馆倡导的文化尊重和文化多样性发展，导致村寨文化遗产演化成庸俗的旅游收入工具，加速了社区文化遗产特别是精神文化传统的消失。生态博物馆建馆于民族特性保存完好的古老社区，现代教育刚刚普及，缺乏用后工业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去界定和解释自己文化的自觉性。生态博物馆建成后，游客消费方式的示范效应和持续增加的旅游现金收入，很难使村民产生真正的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如，年青人都选择外出打工，传统技艺后继无人；传统服装成为旅游服装，甚至进行了时装化的改进；一些神圣的宗教活动被世俗化地反复表演等等现象，都是村寨文化旅游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是对生态博物馆本管理模式本土化研究不足。生态博物馆是欧洲新博物馆运动在中国的实践，贵州生态博物馆建设是国际文化交流合作项目，这种“保护”行为本身并不是来自当地居民自发的内在要求和自觉意愿，而是一种纯粹的“政府+专家”的行为，对当地居民来说，整个保护的过程都是被强加的和被动接受的，这是一种满足外部要求的“保护”。“六枝原则”中，引入社区参与、社区文化自决权、人本主义等西方式民主价值观，创造性的提出以政府为主导，社区代表和专家参与的生态博物馆管理模式。但实质上，在现行的行政管理模式下，很难建设多方机会均等的参与机制。由于利用诉求的差异，遗产专家由生态博物馆的倡导者变为最激烈的批评者，诟病社区居民与基层政府追求短期经济增长，损害了生态博物馆的原真性。地方政府和社区居民不能认同“生态博物馆=过去的生存方式”，期望生态博物馆成为发展旅游经济的龙头，增加村民收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演变成出现生态博物馆建设速度越快，文化遗产破坏速度越快的尴尬局面。

三、新农村建设方针指导下的生态博物馆本土化建设

新农村建设的基本方略是二十字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随农业文明而产生的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经济越发展，嬗变越深刻，文化生态越退化，文化多样性空间越狭窄等一系列问题。生态博物馆使民族文化遗产转变成一种文化旅游资源，可以统筹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科学发展观理论指导下的新农村建设方针，也为生态博物馆建设坚持文化遗产保护下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一)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为指导，把文化旅游作为遗产地社区主要替代生计模式

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发展是第一要义。这是执政兴国、执政为民的根本保障。那种静态的文化遗产保护观，在生态博物馆建设中应转变为动态的文化遗产发展性保护观，摆脱“保护文化遗产”就是维持“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生性”的思维方式，从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高度出发，树立“保护为发展，发展为更好的保护”理念。对于以社区和人的生存方式为保护主体的生态博物馆，更应优先考虑人的发展权，遵循文化变迁的一般规律，不能将生态博物馆等同于“保护过去的生存方式”，拒绝因社区接受和追求现代物质文明和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带来的文化生态和形态的变化。

解决生态博物馆社区农户的贫困问题，建设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贵州对生态博物馆建设不能回避的客观要求。坚持将生态博物馆建作为文化旅游资源，才能将民族文化遗产转变成优质文化旅游资源，使社区单一传统农业生计向文化旅游业和民族手工业生计模式转变，实现增加农户收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同时，通过遗产地社区旅游乘数效应，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使地方政府有能力和自觉地保护生态博物馆的文化遗产，实现遗产专家、地方政府和社区农户利益的统筹兼顾。

(二)以“乡风文明、村容整洁”为指导，实现生态博物馆文化遗产的社区传承

村落文化的形成是漫长的历史沉淀，是一个群体成员生活方式的汇总和村落历史的真实反映，这其中包括行为规范、信念、价值观、世界观，这是文化的核心价值。生态博物馆保护的村落文化景观包含的自然生态智慧、社区协调机制、村民行为特征、生产技艺以及传统的歌舞、服饰、建筑和农耕景观等等，都是“乡风文明”的核心部分，是建设新农村的神圣精神力量。

生态博物馆建设在传统文化保存较好的民族地区，当地政府和部分村民对“生态”、“博物馆”、“文化权”和“参与性发展”等等“进口”概念的认识模糊，对本地文化的独特性和珍贵性认识不足，漠视文化资源的价值规律和动态演化规律，片面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重视文化遗产浅层次市场开发， 解构村落文化核心价值，使村落文化自尊泯灭在对商业利益的追求之中，对村落的传统社会价值造成巨大冲击。新农村建设中“乡风文明”的提出，从理论和政策的高度，要求地方政府在生态博物馆建设中，必须重视传统文化中精神价值的保护，防止不文明和文化异化现象的出现，不能以发展经济为借口把村落文化遗产中宝贵的精神价值商业化利用。因此，“乡风文明”建设必然推动民族地区生态博物馆建设，实现村落文化遗产的社区传承。

“村容整洁”是要为生态博物馆社区提供更好的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条件。“露天厕、泥泞道、肩挑水、鸡鸭院、垃圾堆”，是对农村社区生活居住环境的形象描述。生态博物馆建设要以解决社区村容整洁为目标，从基础设施建设人手，通过文化旅游示范户建设，逐步改变社区农户不良生活习惯，建设好生态博物馆的环境卫生。

(三)以“民主管理”为指导，实现村民参与为主导的生态博物馆建设

“民主管理”就是要在农村社区建立村民参与的村落管理体系。根据六枝原则，中国特色的生态博物馆管理模式：以政府为主导，社区代表和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共同参与的管理模式。村落文化景观的主人是村民，他们是生态博物馆保护和展示的具体对象，是村落中一切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的拥有者和传承人，生态博物馆天然的真正主人。他们不仅拥有认同与解释自己文化的权力，更拥有保留或抛弃自己文化传统的天然选择，任何强制的外部力量都只能短暂的保留部分文化符号，而失去文化的传承人。因此，以“民主管理”为指导，尊重文化主人的权利，让村民参与到生态博物馆的管理中，使生态博物馆建设切实的尊重文化变迁的客观规律，与社区经济社会发展变迁同步，最大限度地保留社区文化积淀。

四、结束语

生态博物馆建设产生的新农村建设的文化旅游型新农村，是西部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中最具代表性的新农村模式。这种模式面临文化遗产“原真性”保护与文化遗产“发展性”保护的激烈交锋。以遗产专家为代表的“原真性”保护派，强调静态的保护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巨大贡献，注重文化遗产的公益性价值和长期利益，不能满足地方经济发展强烈的内在需求。以社区农户和地方政府为代表的“发展性”保护派，更多的追求文化遗产开发带来的短期的经济利益，形成“发展中破坏遗产”的现实结果，损害文化遗产的公益性价值和长期利益。

必须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生态博物馆建设，从新农村建设二十字方针出发，才能破解生态博物馆建设中发展与保护的难题。以文化产业创新发展为先导，兼顾各方利益，用民族文化优秀遗产形成的竞争力和创造力，凝聚各方力量，应对外来文化的挑战，吸收其精要，建设持续发展的文化型新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