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中国社会的帕累托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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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经济学中的博弈论，很多人会觉得艰涩难懂；提到弘扬传统文化，有些人又会觉得流于表面。本文将从博弈论中的“帕累托最优”概念出发，解释传统文化在提高社会效用方面的重要作用，希望能够带给读者一些启迪。帕累托最优与“共识”

帕累托最优(Pare to OptlⅢallcy)，也称为帕累托效率(Pare to Efficiency)、帕累托改善、帕雷托最佳配置，是博弈论中的重要概念。具体来说，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即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也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换句话说，就是不可能再改善某些人的境况，而不使任何其他人受损。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是期望社会达到帕累托最优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看到没有哪个社会是完全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不同社会、不同文化常导致在博弈过程中的行为不同，从而博弈的结果也不同，最终整个社会的效用也会不同。而在这里面，团体内部的“共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让我们来看一个经典的博弈论案例――“囚徒困境”：

“警方逮捕甲、乙两名嫌疑犯，但没有足够证据指控二人入罪。于是警方分开囚禁嫌疑犯，分别和二人见面，并向双方提供以下相同的选择：若一人认罪并作证检控对方(术语称“背叛”对方)，而对方保持沉默，此人将即时获释，沉默者将判监10年。若二人都保持沉默(术语称互相“合作”)，则二人同样判监1年。若二人都互相检举(术语称互相“背叛”)，则二人同样判监8年。”

在以上的案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两个人共同的利益来考虑，对于两人最佳的策略当然是两人同时抵赖，这样两人同时获刑一年。但在实际中，很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两人没有形成共识，都是以自我利益最大化来考虑，完全不顾及他人利益，都选择检举对方，结果是两人同时获刑8年。另一种可能是，如果两名面临“囚徒困境”的罪犯同时信奉“关二哥”，都相信这种时候应该讲义气，否则会遭到“关二哥”的惩罚。在这种隋况下，两人很可能都选择不出卖兄弟，保持沉默，最终获刑1年。对于两人作为一种团体的利益而言，这样的有“共识”的合作，促成了团体利益的最大化。

从实现一个社会的整体利益最大化来考虑，应该提倡有“共识”的博弈，在有“共识”的博弈下，促成整个社会的帕累托最优。何为“共识”?

那么这种“共识”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在贺岁大片《非诚勿扰2》中，有一个经典的桥段，片中葛优为―对离婚夫妇主持“离婚庆典”，这对夫妇在需要发誓的时候，指着一堆钱，“对钱发誓”。这个细节非常有意思，这里的钱，就是一种社会的“共识”。

在中国，听到最多的是“对天发誓”，“天理”是一种“共识”；对于佛教徒来说，“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是一种“共识”；在一个儒生看来，“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是“共识”；信奉道教的人则以老君五戒、正一宗的三皈九戒等为“共识”。

然而，随着市场化大潮席卷中国，金钱逐渐成为―种巨大的力量，“利益驱动”成为某些人第一选择眭的行为共识，电影中的“向钱发誓”竟在很多场合演变为现实，在只以“利益驱动”为“共识”进行博弈之下，社会绝无达到帕累托最优状况的可能。

单纯以“钱”为共识进行博弈，相当于人人以私利为先，仍然会坚持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最终整体社会效用比较低，整体社会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

以中国传统社会而言，儒、释、道三家一直扎根于中国社会，相互影响、融合、发展，形成―种中国社会所特有的文化传统，现代中国社会多少还在按照一些传统的“共识”在运作，比如孝顺父母、重视后代教育、商业行为中注重信用等等。在历史上中国曾经是礼仪之邦，曾经是万国来贺各国争相学习的榜样。儒释道在中国渊源流传，历经各个朝代，生生不息，形成了民族的社会记忆，只需有识之士加以唤醒。

“共识”在博弈过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保护传统文化，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增加民族自豪感的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社会学问题，关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衰。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对于整个社会接近或者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将大有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