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书古微》的学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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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魏源治《尚书》主张专宗西汉，注重阐发微言大义，其所著《书古微》即以此为职志。此书继承常州学派庄、刘等人的学术特色，加以自己的发挥与引申，得出了许多常人注意不到的“大义”。这一学术特色的根源在于，魏源相信《尚书》曾经孔子亲自编撰、删削，必有深意存焉。但同时《书古微》在阐发微言大义时，也多有罔顾史实、无根失据之论。

关键词： 魏源；《书古微》；《尚书》；微言大义

中图分类号： B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7387（2013）02-0073-04

魏源是晚清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对其治学宗旨，刘逢禄曾有精到的概括，说他“治经好求微言大义”[1]。具体到《尚书》学而论也是如此，其代表作《书古微》的撰著目的之一就是“发明西汉《尚书》今古文之微言大义”[2]，这也是魏氏此书最为突出的学术特色。前人研究《书古微》，主要关注魏源对东汉《古文尚书》的考辨，这一点可以说已是了无余蕴，但是对其“微言大义”之学则所涉无多，使得魏氏《尚书》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不彰，因此今日颇有研究之必要。

一、西汉经学之信徒

魏源曾观点鲜明地发表自己的经学主张：“今日复古之要，由诂训、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故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3]可见魏氏将追步西汉经学作为自己的治学纲领，这是清代今文学家的一致主张，而将西汉经学的微言大义作为学术根本予以表彰，则是魏氏的独特之见。

在魏源看来，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最能得孔子真意：“伏生口授今文《尚书》，传自七十子，微言大义，炳若日星，欧阳、大小夏侯祖述之，各不离其宗。”[4]然而《今文尚书》久已散亡，欲使西汉古义复兴，必须寻找可资借鉴的资料。魏源认为要发明西汉古义，必须以《史记》、《汉书》及《尚书大传》残本为主要依据：“西汉今古文既厄于东汉马、郑之臆说矣，至今存什一于千百，而微言大义绵绵延延，竟能回千钧于一发，使古谊复还者，何哉？则全赖有《史记》、《汉书》及伏生《大传》残本三者为之命脉也。”[5]不过魏源此书是否果真完全依赖《史记》、《汉书》及《尚书大传》呢？恐怕也不是。魏氏治经主张摆脱传注，直求经文。他说：“经有奥义，有大义，研奥义者必以传注分究而始精，玩大义者只以经文汇观而自足。”[6]治经有研奥义、玩大义两途，魏氏于此二者其实有所轩轾，“玩大义”才是魏氏治学的最高追求。细究起来，这一观念其实与他强调《史》、《汉》、《大传》的主张是矛盾的，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汉典籍中可以汲取的微言大义实在有限，不足以支撑魏氏的《尚书》学宗旨。既明乎此，我们再返观《书古微》，就会发现此书在考证河道、舆地等细微处时确实多征引《史》、《汉》、《大传》，但至于书中触目皆是的微言大义，主要还是魏氏自己独发神悟所得，与《史》、《汉》、《大传》所涉无多。甚至有些时候，魏源立说竟然不顾与《大传》之间的矛盾，如《尚书大传・金》云“周公身居位听天下为政”，但魏源却竭力否认周公有践祚之事。皮锡瑞对此即十分不满，他说：“魏源力辨公无摄王之事，谓《大传》但言摄政，未尝言践祚，则亦未考《金》身居位之文耳。”[7]这是讥讽魏氏虽标榜西汉经学，治《尚书》却不考《大传》。所以，魏源以西汉经学之信徒自居，并非只是简单地搜罗遗说，最根本的是要学习西汉儒生直接探求经典本意的方法。

二、庄刘学术之流裔

魏源曾问学于刘逢禄，从其所撰《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刘礼部遗书序》等文可以看出，魏氏对常州庄述祖、刘逢禄等人推崇备至，并以继承发扬他们的学术为职志。对于《尚书》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庄、刘等人也已注意及之。如庄述祖云：“《尚书》疏通知远之教，三代帝王大经大法略具，窃不自量，欲采集西汉以前诸儒传记为一书，以留微言大义于万分一。”[8]刘逢禄则说：“孔子序《书》，特韫神旨，纪三代，正稽古，列正变，明得失，等百王，知来者，莫不本于《春秋》，即莫不具于《诗》。故曰《诗》、《书》、《春秋》，其归一也，此皆删述之微言大义。”[9]可以说，作为常州后学的魏源在治《尚书》方面受到了庄、刘的显著影响。

《书古微》中有许多地方都采纳了庄存与、庄述祖、刘逢禄的成果，魏氏自言：“《金》、《大诰》多取武进庄侍郎遗言，《书序》则兼采武进庄述祖、刘申受绪论。”[10]具体到阐发《尚书》中的微言大义，魏氏也多有取于前辈庄存与、刘逢禄，如《金发微》云：“《书序》于成王之书九篇，皆大书成王主其事，以释周公称王之疑。而经文则于《酒诰》‘成王若曰’以发其凡，于《多方》则以‘周公曰’、‘王若曰’发其凡，以释假王莅阼之疑。此圣人特笔。”此处魏源所论，不论是“特笔”之说，还是周公未尝践祚称王之说，皆是继承庄、刘而来。[11]再如魏源论《尚书》中“三统”之义云：“郑氏《书赞》谓《尚书》有三科之条，五家之教。五家者，唐、虞、夏、商、周也；三科者，虞、夏一科，商一科，周一科也。……三科即三统也，周以夏、商为三统，三统以前谓之三古，故周史重修时以‘曰若稽古’别之。”[12]这是说，《尧典》、《皋陶谟》两篇以“曰若稽古”开篇，是周代史臣为了将唐、虞“三古”时代与夏、商、周区别开来。此“三统”之义，七十子所传，西汉伏生、孔安国、董仲舒皆曾得闻，非东汉马、郑等人可比。魏源所论与刘逢禄之《书序述闻》亦大同[13]，由此可见常州学派《尚书》学之传承。

三、新说与新义迭出

常州学派庄、刘等人的《尚书》学著作多迥异于前人及同时诸人，议论颇新。魏源继承他们的学术，自然不甘于仅仅是拾其余唾。在掌握了他们的解经方法之后，魏源马上就“举一反三”，从别人注意不到的地方引申出新的“微言大义”来。例如《尧典释经・闰月定四时成岁义》云：“帝王出治，必法乎天，而法天之要，不出于观象与置闰，二者皆以执中为主。……故璇机北极者，圣人执中之体，而玉衡斗建者，圣人用中之法也。读《尚书・尧典》，不明璇机玉衡之古谊，无一而可者。”按《尚书・尧典》提到了“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以及“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并没有进一步的申说。魏源认为这并非仅仅与天象、历法有关，他将这些与帝王之治联系起来，阐发其“执中”、“用中”之说。按《礼记・中庸》有云：“子曰：‘舜……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这就是“执中”、“用中”说之渊源，亦或许是魏源灵感之所由来。但《尧典》中所言观象、置闰似乎很难与“执中”、“用中”扯上关系，不过魏源却通过对斗建、节气等等的一番议论，成功地演绎出了这一通大道理。

又如《高宗肜日发微上》云：“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乌乎！天胤典嗣，敢不战战兢兢哉！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官天下传贤之谊，于舜戒禹、启‘毋若丹朱’见之；（原注：见《皋陶谟》解。）家天下传子之谊，于《高宗肜日》‘天胤典嗣’见之。《易》以‘高宗伐鬼方’分系之《既济》、《未济》，盖当朝诸侯有天下极盛之时，而履霜坚冰即伏于其际，故《书》列《西伯戡黎》之前，著殷、周二代兴亡之本焉。序《书》者其有忧患乎？”《皋陶谟》记载帝舜之言曰：“毋若丹朱傲。”魏源认为这反映的是当时圣王官天下、以天下传贤之义。《高宗肜日》有“天胤典嗣”的话，魏源认为这反映的是当时商王家天下、以天下传子之义。考魏氏所论，并非主张官天下、反对家天下，他只是强调在选择权力继承人时一定要注重贤德，唯有如此才能确保国家的兴盛。另外，高宗时代也是商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魏氏认为序《书》者将《高宗肜日》、《西伯戡黎》两篇紧次相连，就是要表明殷、周两代兴亡之由。不过魏源此论也并非要贬斥高宗，这只是他对商周兴亡的一种思考。“毋若丹朱傲” 、“天胤典嗣”只是《尚书》中不起眼的两句话，但经过魏源的阐发，却是圣人有关君主继承、天下兴亡的点睛之笔。

再如《甫刑》记载的是周穆王时甫侯作刑法事，魏源认为其中包含有“著谊一、微谊二”。魏氏解释说，蚩尤之世用五虐之刑，颛顼兴而革之，尧舜之世亦无肉刑，流及穆王，始变圣人之法而用肉刑，此所谓著谊一；禹、稷、皋陶为三后，自古论定，甫侯利用穆王之耄荒，私尊其祖，以伯夷代皋陶为三后，此所谓微谊之一；颛顼之前，天地相通，政令灾祥祸福，一以天治而不纯以人治。颛顼始绝天地之通，纯以人治，此所谓微谊之二。周穆王设墨、劓、、、大辟五刑，暴虐不堪，魏源所谓“著谊”尚属有迹可循，但魏氏所言“微谊”则极为隐晦。《甫刑》云：“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为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此处所述三后为伯夷、禹、稷，与通常所说的禹、稷、皋陶不同。前人对此也有解释，但魏氏另辟蹊径，他敏锐地发觉伯夷正是甫侯之祖先，《甫刑》所言之三后必是甫侯篡改。此说着实新颖。魏氏所谓“微谊二”则因“乃命重、黎绝地天通”而发，与《甫刑》所言之事无关，然魏氏所论实不易解，所谓天地相通之说本属上古神话，魏氏不应不知，却尊之信之，念念不绝，或有深意存焉。

更有可得而论者，魏源之所以要费尽心思地从字缝中发挥、演绎这些“微言大义”，并且认为这些“微言大义”确实蕴涵于《尚书》之中，还是因为他相信《尚书》乃是孔子所录、所叙，圣人著述，必有深意存焉。《甫刑篇发微》篇中所言“夫子录之于《书》”，“录《费誓》、《秦誓》于篇末”，“夫子以《秦誓》继《甫刑》”，“夫子删《书》始自唐、虞”，都鲜明地体现了魏源的《尚书》观，即《尚书》曾经孔子亲自编撰、删削，在孔子加工之后，《尚书》不再是简单的历史档案，而是蕴涵圣人哲理的“经”。这一观念正是魏源《尚书》“微言大义”之学的根基所在。

四、立说之病在武断

《书古微》问世后，批评之声不断，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此书过于武断。如皮锡瑞《书经通论》云：“魏源尊信刘逢禄，其作《书古微》痛斥马、郑，以扶今文，实本庄、刘，更参臆说。补《汤誓》，本庄氏；补《舜典》、《汤诰》、《牧誓》、《武成》，则庄氏所无。《周诰分年集证》，将《大诰》至《洛诰》之文，尽窜易其次序，与王柏《书疑》无以异。以管叔为嗜酒亡国，则虽宋儒亦未敢为此无据之言。”[14]皮氏与魏氏同属今文家，仍然作如此严厉的批评，则魏氏之书恐怕确实难免此病。若就此书对微言大义的发挥而论，魏氏也无力反驳武断之讥，试举例细观之。

《君篇发微》云：“周公守三统之义，故称引止及夏、商，而不敢远引三古之事以自比例也。”魏源认为，在《君》中，周公回顾前代贤臣，是为了自我比拟，但只提到夏、商，而不提三古，则是因为周公守三统之义。此说附会处颇多。首先，在《君》中周公只提到了商代伊尹等人，并没有提及夏代，三统之说似乎无所依附。其次，周公举伊尹等人是否属于“以自比例”姑且不论，但就三统之义而言也并没有要求不许提及三古之事，周公只提夏、商，不提三古，如何就是守三统之义？魏源重视三统之义，总是时刻不忘阐发此说，但此处所论显然是有不顾事实、师心自用之嫌。

又如《尧典》“克明峻德”，《史记》作“能明驯德”，徐广读“驯”为“训”。魏源指出，训、顺假借，驯、顺诂义，孝之为言顺也。后汉治《今文尚书》之平当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书》曰：‘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以此见帝王之德，无以加于孝也。”据此，魏源认为“克明峻德”所要表明的是“德莫大于孝，溥之而横于四海，推诸东西南北而无不准。故德莫大于孝，亦莫顺于孝。尧惟能自明其孝德，享帝享亲，假于上下”。[15]然而魏氏此说着实无据。平当论“孝”，显然是就“以亲九族”而言，而不是针对“克明峻德”。另外，魏源辗转训“峻”为“孝”实属牵强。

《书古微》一书中多有罔顾史实、无根失据之论，因此相比于魏氏的另一部著作《诗古微》，人们对此书的评价要低许多。不过魏源这种治《尚书》学的途径正是因不满于乾嘉学派的考证训诂之学而有所矫正，魏氏所论或有深意，非仅为治《尚书》而发。对于这一“微言大义”之学，我们似乎不可完全斤斤计较于字句、史实， 而应着眼于探讨魏氏之深意，否则恐正为前人所讥之“女史诵诗，内竖传令”。

【参考文献】

[1][9] 刘逢禄：《刘礼部集》卷9《诗古微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50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页。

[2] 魏源：《书古微序》，《魏源全集》第2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页。

[3] 魏源：《古微堂外集》卷1《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魏源全集》第12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37页。

[4] 魏源：《书古微・例言中》，《魏源全集》第2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3页。

[5][10] 魏源：《书古微・例言下》，《魏源全集》第2册，第5、6页。又魏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云：“予据《大传》残编，加以《史记》《汉书》诸子所征引，共成《书古微》。”其言亦可以比照观之。

[6] 魏源：《古微堂外集》卷1《论语孟子类编序》，《魏源全集》第12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31页。

[7] 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卷5，《续修四库全书》第5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69页。

[8] 庄述祖：《珍艺文钞》卷6《答孙季逑观察书》，《续修四库全书》第147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页。

[11][13] 参见刘逢禄《书序述闻》，载王先谦编《清经解续编》卷321第2册，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319、318页。

[12][15] 魏源：《书古微》卷1《尧典释经》，《魏源全集》第2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3、6页。

[14] 皮锡瑞：《经学通论・书经通论》，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