惶恐,衍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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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连贯的行情，投机者纯粹是在赌，平白增加了难以规避的风险。这样的市场怎能吸引国际投资者，更遑论发现价值了。

已是6月中旬，1年前就开始喧噪的股指期货还没有半点影子，证监会分管副主席范福春“争取上半年”的说法已然落空。据说首次公布“上半年”消息的记者是在电梯里向范福春询问的，因为说到“上半年”的时候副主席声音变小，记者反复发问，又将录音听了不下10遍才发稿，但一个“上”或者“下”字，直到今天仍是悬在投资者心头的靴子，不肯落下。

无非一个期货品种，管理层却如此小心，足见我们对衍生品的忌惮情绪。对金融期货的忌惮情绪来自于10多年前的“3・27”事件和上世纪90年代初大大小小的期货事件，后来的亚洲金融危机更使人把杠杆交易看成了危机的“原罪”。马哈蒂尔对金融衍生品的敌意最有代表性，他说：“货币买卖是没有必要、不具生产力和不道德的，应该禁止，应该使之成为非法；我们不需要货币交易”。

若非新加坡期货交易所推出了针对我国A股市场的新华富时A50期货合约，担心定价权旁落，我国的金融期货恐怕仍然会搁置下去。但从美国、英国以及亚洲各国和地区看，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危机是因为股指期货操纵失败而导致的，操纵股指期货失败也从来没有引发过金融危机。相反，其作用却是积极的。以美国为例，20世纪80年代推出股指期货交易后，充分发挥了股指期货的避险作用，使投资者在1987年股灾中的损失大大得到缓解，并很快迎来了上世纪90年代的空前大牛市。事后，很多经济学家指出，假设1987年危机发生时没有股指期货交易，后果不堪设想。

韩国的股指期货推出先于亚洲危机1年。不同于其他国家，韩国政府并没有将金融风险归咎于金融衍生品交易，而是通过这次危机，认识到金融衍生品作为风险管理工具的重要作用，从而迅速推出了价值更小、更容易参与的KOSPI 200合约丰富市场。仅仅2年后，该品种就成为世界交易量最大的期货品种。相比较其他市场，韩国指数期货的发展异常迅猛，韩国政府对期货合约的上市管制较少。1995年年底出台的《期货交易法》规定期货交易所上市新品种只须通过金融监察局和财政部两个环节的审批即可，市场反应能力很强。KOSPI 200指数合约的价值以当时汇率记仅相当于200元人民币，而KOSPI 200指数期权费用则更少，仅相当于8元人民币，真是老幼妇孺皆可参与，买期权甚至比买彩票还方便，获利概率还高，非但没有造成散户的大量破产，反而是风险教育的最好工具，最终还帮助投资者规避了市场风险。

但在中国，股指期货还一直被当作洪水猛兽，出台日期一次次延迟。自2006年9月金融交易所成立后，围绕着何时推出沪深300期货的猜测就从未停止过。2006年10月24日，在中国金融衍生品大会上，证监会主席尚福林表示将在2007年年初推出股指期货，实际上这一明确表态也成为股市爆炸式增长的导火索。但一旦股指上涨，既得利益者又开始四处发言游说，阻止股指期货推出了，因为只要政策靴子不掉下来，市场就可以继续涨下去。最终，预测股指期货推出的时间竟然变成了一门“咬文嚼字”的学问，比如证监会主席尚福林讲话中的“积极稳妥”被理解为“积极”为辅，“稳妥”为主。如此一来，3000点时就不宜推出，因为那时候有一个“黑色星期二”，期货助涨助跌，当然不可；而4000点时，风险积聚更大了，恐怕更不能推出。证监会分管期货的副主席范福春说，力争在上半年推出股指期货，何为“力争”又成为新一轮文字游戏的开端。

无非一个期货品种，很难理解不能如期上市的阻力在哪里。一些对此感到不满的业内人士表示，中国首个金融衍生品迟迟不能推出是一些高级官员造成的，这些官员不想跟任何可能加剧市场波动的因素扯上关系。

但不能直面风险的危害也是显见的。近两年发生的“中航油事件”和“国储铜事件”，都暴露出国企的管理者缺乏风险意识和金融智慧，长期封闭下去，耽误的恐怕不止是一代金融人才的成长，更会危及中国在世界金融市场的地位。

一个简单的例子，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无疑是多种工业原材料的最大消费国，但定价权却始终掌握在伦敦商品交易所。我们的交易员每天一起床，先要看伦敦的价格。如果是一路向上，我们开盘就是一个大缺口，随后就在人家的收盘价格边上震荡。没有了连贯的行情，投机者纯粹是在赌，平白增加了难以规避的风险。这样的市场怎能吸引国际投资者，更遑论发现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