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十年回顾之2006:错失的时间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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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2003-2012年的中国经济，2006年无疑是一个极具标签性的年份，该年度既是我国加入WTO的五周年，又是“十一五”规划的开启之年。

然而，如果摒弃这些标签的遮蔽，静心感知中国经济改革的内在脉动，我们会发现，2006年的重要性在于，她立足于（此前三年）经济高速增长且明显失衡的十字路口，可以说，该年度的政策选择及具体落实，不但直接影响其时，而且间接影响直至当下的经济景象。

诚然，表面看来，2006年的诸多政策举措，不仅延续强化了新一届政府此前三年的经济改革，而且在宏观调控层面亦启动了相对从紧的政策目标——在200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将“扩大内需”列为2006年度我国经济工作任务之首；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则更是政策频出，该年3月十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明确将“‘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作为约束性指标；货币政策继2004年之后，再次执行相对从紧的政策，全年不仅3次提高存准金率，更连续2次加息；房地产调控更貌似重拳出击，全年围绕经济适用房、土地供应、信贷收紧、外资限购以及二手房转让等，出台相关政策近10条。此外，就金融市场而言，2006年我国银行业改革持续深化，继2005年建行上市之后，同为“四大行”之一的工行和中行亦于该年公开上市，农村信用社改革亦取得阶段性成果；A股市场在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推进之下，上证指数从2005年的一度击穿千点，一跃而为2006年以2675点收盘，A股总市值更是由2005年末的2.3万亿元倍增升至2006年末的8万余亿元。

但是，以事实观之，上述诸多政策举措的实践效果，与预期目标明显偏离过大。“计划赶不上变化”首先体现在2006年的GDP上，年初预定目标为8%左右，年末却创下10.7%的10年来最快增速；在中央（各部委）的轮番整治之下，2006年单位能耗虽然得已降低1.2%，但是与年初预定的单位能耗降低4%相比却相距甚远，全年产业结构调整的效果则更为不彰，重工业（尤其是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增长依然过快；货币政策虽然时隔一年之后再次从紧，2006年存准金率和利率亦分别上调3次和2次，但是该年度M2（广义货币量）增速仍高达16.9%为34.6万亿元，而全年新增贷款则更是高达3万亿元，比年初预定目标的2.5万亿元高出20%；而该年度密集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不仅事实成效过弱，而且有“越控越涨”之嫌，全年一线城市平均涨幅近30%，上海市房价涨幅则更是高达100%。

宏观调控的预期与结果为何偏离至此？是中央本身的调控不够坚决，还是源于其他阻力，抑或两者交织使然？对此进行深度追问，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时至2006年，地方政府已经具备相应的政策博弈能力，源自中央部委的调控政策如与地方政府（及地方国企）利益出现冲突，则其真实成效极可能在某些地方政府的阳奉阴违之下，难以彰显甚至事与愿违。究其根源，对土地财权的相对掌控，则是地方政府取得上述博弈能力的关健钥匙，在既可低价流转高价拍卖、又可随时抵押银行调取资金之下，这把钥匙不仅可以让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丰收，相关利益群体收获暴利，又可据此大建形象工程或所谓重大项目，以便主政官员获取GDP考核的政绩基础。正是通过对土地财权的相对掌控，使得自1994年分税制之后财政一度被动的地方政府，再次获得变相的财政主动权，由此不仅直接推动了房价的持续上涨，2004-2006年我国一线城市房价涨幅普遍高达一倍左右（上海涨幅逾两倍），三年内的土地出让金更是超过此前1992-2003年十二年之总和，仅2006年一年的土地出让金即高达7000亿元之巨。而在投资拉动模式所导致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地方政府自发竞争之下，中央政府虽然房地产风暴频刮，但在与地方政府相关利益群体的抵制（或变相）之下，房地产调控只能无奈下调政策预期，由2005年的“稳定住房价格”变为2006年的“控制住房价格过快上涨”。而在发现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为杠杆倍量放大行政投资的苗头时，虽然国务院于2006年底旋即出台了《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但在行政透明缺乏、以及审计约束机制不健全之下，该通知可谓形似于无，根本难以遏制地方政府大规模的投资冲动。

除地方政府之外，一些央企亦逐渐成为对宏观调控形成局部阻力的利益群体。经过为期三年整治重组的央企，以资产总额年均增加1万余亿元、利润年均增加1千余亿元的佳绩，重新获得大幅扩张的能量和理由，纵观2006年逆势而上的重工业项目，除少量民资和外资参与投资外，绝大多数是由央企所主导。姑且不论由央企主导的重工业项目，事实层面是否符合其时国家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的产业政策，但是客观上却对旨在调结构的宏观调控形成了阻碍。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房价节节攀升之下，一些央企亦无视房地产调控政策，在房地产开发短期暴利的驱动之下，2006年不仅累累巨资拍下地王，更置2004年6月国资委《关于中央企业房地产业重组有关事项的通报》已然明确的仅5家央企牵头整合房地产资源于不顾，一时间几乎所有央企均投身（或变相）房地产业，直至2010年3月国资委再次强调“仅保留16家央企房地产“正牌军”、其他78家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必须限期退出”为止，此间一些央企对房地产的惊人热衷、对所谓产业重组的漠然置之以及此后对房地产持续的难分难舍，本文先按下不表。

正是在某些地方政府和央企为主的利益群体的阻碍之下，2006年虽然形式上延续、甚至强化了2005年此前的经济改革，可是该年度相对从紧的宏观调控，其真实效果却乏善可陈。正因为此，本应对此前数年经济过热进行冷却、并夯实本届政府经济改革成果的2006年，相反却走向一个难以叫好的“好年景”——2006年GDP创下的10年来最高经济增速、CPI仅上涨1.5%并相比2005年回落0.3个百分点，而在2006年全年人民币升值3.35%之下，我国全年进出口总额仍然增长23.8%达1.76万亿美元、贸易顺差增幅更是高达80％近1800亿美元，工业生产增长快速，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6%、实现利润更是高达31.0%……

无法遏制的有违可持续发展的高速增长，在其时似乎遮盖掉一切隐忧，举国上下均陷入莫名的兴奋之中，因为照此经济增长速度，我国经济体量将于次年（2007年）超过德国而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该年度中央电视台录制并播出的《大国崛起》纪录片，则更将此种过于乐观的兴奋情绪推向高潮。

但是，滋生于我国经济体内的隐患，并未因经济高速增长而消除，相反却在积累并放大。该年度我国历年未见的大规模“民工荒”，已经昭示我国粗放式增长方式已经触及临界点，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红利亦已相对透支。与此同时，该年度加工型外资企业、以及部分民资企业纷纷撤离我国，迁移至要素成本更低的东南亚等国，亦同样表明，我国经济亟须通过深层次改革，为经济增长的模式转型提供制度环境。而地方政府挟土地财政逆调控而行、以及部分央企尾大不掉的监管失控之势，更表明未来深层次经济改革的真实成效如何，关健不仅在于宏观调控的路径选择正确与否，更在于如何在不同利益群体以及普遍民众之间取得协调平衡。

用“事后诸葛”的眼光看，2006年可谓是10年间实施高强度经济结构转型的最佳时间窗口，此前三年（2003-2005年）新一届政府既需将经济从亚洲金融危机中全面复苏，相关经济改革亦需要时间进行铺垫，此后的2007年及2008年更大力度的宏观调控虽然展开，但是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却不再给予我国相对从容的机会。据此，可以说，2006年是极其遗憾之年，该年度方向虽明、但实践偏离过大的宏观调控，最终错失了10年间最佳的经济软着陆良机，并间接影响到直至当下更为难解的经济困境。

作者系财经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