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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力《对话.拆》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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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在1992年从意大利回国后,创作了一系列与“拆迁”和“废墟”有关的作品。他在将要拆除的墙壁上涂鸦出侧面的人头和“AK-47”的字样,在他1998年以后的作品中,甚至直接将墙壁按照侧脸人头的形象凿穿,透过洞穿的墙壁,能够直接看到附近的新兴建筑。在1999年的作品中,张大力本人直接出现在作品中,坐在一具废弃的人体模特上,将“AK-47”的标志写在自己的额头上。

张大力旅居意大利时接触了涂鸦艺术,在他回国后也使用涂鸦作为“拆”与“废墟”系列的手段。但是与在国外进行涂鸦创作不同的是,九十年代初的中国对这种艺术手段的接受程度非常低,即使在废弃的墙壁上涂鸦也可能被归入“在公共场所乱写乱画”的“罪名”中,“乱写乱画”的制造者也可能要受处罚。因此,这些喷在墙上的头像必须要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完成,而采用涂鸦的手段完成这一过程则能满足这种创作在速度上要求,从而能够达到不被人们发现创作者是谁的目的。侧面头像是由流畅的线条一气完成,这样能满足作者快速和大量制作两大要求。快速,由上面的阐述可知:作品的创作环境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在张大力1999年的作品中,艺术家本人带着墨镜出现在作品中,墨镜遮挡了艺术家一半的面孔,同样暗示了隐藏身份的目的。而大量制作则是为了造成一种影响或者说公众舆论,作者估计这样的头像在北京街头出现了大约两千个左右。在隐藏身份和造成影响之间作者的目的是不是存在矛盾?

张大力在“拆”系列作品中强调的前提是正在拆迁的环境,几乎所有的拆迁地点都选取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进入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对经济上的促进效果初见端倪,大规模城市建设活动也随之开始进行,很多老旧建筑,或是被认为妨碍规划的建筑都被划入拆迁的范围。张大力这一系列的作品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拆迁是涉及到城市规划的活动,地产商在取得国家许可后开发土地,但真正实施拆迁这一行动的却是地产商雇佣的民工。于是在拆迁这一活动中就涉及到了三方利益,即代表公权力和最高意志的国家,代表物质和商业利益的开发商和代表劳动者的民工。

在张大力的“拆”系列作品中,侧面头像和AK-47字样是贯穿作品始终的两个标志性符号。AK-47是前苏联1947年研制的突击式步枪,主要作为军队制式装备,大量出现在战场上。张大力在自己的访谈中多次提到AK-47出现在他的“拆”系列中就是代表着权力与暴力。在张大力“拆”系列作品中,暴力指向的对象是城市,即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景观不断发生变化,由此产生了破坏与建设,以及延续历史与断裂重建之间的矛盾。张大力在作品中要凸显的正是在城市建设外衣下对现有城市景观的破坏,而这种破坏正是一种暴力。在这个暴力关系中,国家是发出合法指令的唯一源泉,但暴力的实施者却是身为劳动者的民工,人们直接看到的是民工挥舞大锤砸毁、拆除房屋建筑。

1999年《拆》这张作品,张大力将AK-47 字样写在自己的前额上,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的双重解读:作品中张大力的服饰:破西装、廉价T恤、牛仔裤、解放鞋、破了洞的手套;虽然西装、T恤、牛仔裤这些服饰都来自西方社会,但在这里牛仔裤的耐穿耐磨、T恤的简单方便已经俨然成了城市中劳动者、农民工的典型装扮;当然解放鞋在这里也是劳动者身份的暗示,而且是从事繁重、廉价的体力劳动者的标志。虽然这些服饰从来源和演变上的意义与作品的意义大相径庭,但是在现代社会、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毫不费力的从这些装扮中读出穿着者的身份――农民工。因此,一方面作品暗示了过往的城市景观已经被暴力摧毁,而这些暴力的直接实施者便是这些处于权力结构底层的农民工。

另一方面,通过对作者其他系列作品《AK-47》的相关解读,我们可以找到出现在作品中的人物的身体姿态语言和面部表情语言的共同点。在1999年的《拆》中,作者坐在一尊废弃的半截女模特上,双手撑在两侧的墙壁上,下颌微微昂起,是一种得意的姿态,于作者来说对自己的作品感到满意、于他在这里代言的身份来说,从自己的劳动成果获得成就感;在观察《AK-47》系列,反复出现的五个农民工形象,虽然身体姿态有些许扭捏(对艺术家安排的些许不好意思),但表情都没有痛苦或沮丧,可以读出来的是麻木不仁或者还有些许高兴的嬉皮笑脸。而共同点是AK-47作为暴力的符号书写在他们身上,暗示的是他们是遭受城市上层暴力的人而实际上他们却又为社会的权利阶层服务,并且对其现状并没有什么不满或愤怒,更多的只是一种麻木。

侧脸头像是张大力作品中另一标志性图像,在他的作品中就是艺术家个人的符号。张大力在访谈中表示将头像画在墙上,就是把个人形象画在街上,看个人与城市有什么样的交流和联系。头像代表了“对话”,而对话是指“两个或更多的人用语言交谈”。在张大力的这场对话中,其他的参与者是谁?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根据对话发生的场合来判断对话的对象,张大力所有的侧脸头像都出现在大都市中的胡同、市井或者说是普通大众能够接触到的地方,那么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对话的对象不是这个城市的文化精英或者高层领导;而是生活在这个大都市中的一般市井平民。更进一步我们可以把范围缩小到那些因为政府行为而不得不搬离家园的普通市民。

俄国学者米哈伊尔・巴赫金认为“对话既是目的又是方式,它强调对话参与者的投入,没有使对话参与者产生变化的交谈不能称之为对话。”套用其逻辑,也就是为了对话而进行对话。那么,作者对话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将作者对话的目的和之前我们提到的作者隐藏身份和制造影响之间的矛盾相联系,来解读这两个问题。现代意义上的美术作品更强调观众的参与,只有观众的参与才会构成完整的作品。在张大力的对话中,作者的目的就是要激起观者的思考;观者的反应也是整个作品的构成部分,只有得到回馈的对话才是完整的对话。作者隐藏身份,只抛出代表自己的抽象轮廓符号为的也是更广泛的更全面收集观者的反应。一旦张大力一开始就抛出艺术家的身份,那么这个身份就会引导观者的思考向程式化的方向发展;而代表作者的符号则可以最大程度的激发广大群众的讨论和思考,或许不算思考只是一些想法,那也可以说是对话取得了效果,因为在心理上“对话参与者产生了变化”。所以如果这样解读,张大力大规模的创作头像符号制造影响和他隐藏身份也就不会有矛盾了。

张大力的“拆”系列作品利用现场物,直接在将拆除的墙上涂鸦或凿洞,展现瞬间的场景和记忆。而透过凿穿的头像看到的拆迁建筑周围一些光鲜亮丽的小区、大厦等,有些甚至是地方标志性建筑。艺术家将将要拆除的建筑和标志性建筑并置,在作品中呈现了新与旧的对比,废墟与现代化的对比。实际上也体现出城市权力的选择和物质利益的关系,在一个场景中同时表现出城市权力选择的胜利方和失败方。此外,使用与主体联系最紧密的现场材料作为创作媒介,直接唤起人们对马上要消失的建筑的思考,同时也直观地表达出艺术家对待作品主题的情绪。这是受到废墟、拆迁这一主题的限制。

将我们对AK-47以及侧脸头像符号的解读结合在一起,可以发现其实无论是实施拆迁的人还是遭受拆迁的人都是处于这个大都市社会权力网最底层的人民。城市暴力经过精心掩饰之后变得难以辨识,而不是裸的暴力;而且这些暴力指令的发出者往往是社会上层如政府行为、或者政府指导下的房地产商行为;而这些遭受暴力的人却往往不自知,暴力披上合法的外衣之后也就变成了被人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权利选择。作者在作品中表现“拆”这个主题,实际上拆掉的不仅仅是有形的旧建筑,同时还有附着在建筑上的对于过往的城市印记。城市建设是发展的必然,而这种发展也必然导致城市景观的变化,旧的建筑被拆除,新的建筑成为地段上的“新地标”,由此就产生了破坏与建设之间的矛盾,城市印记遭到了破坏。被拆除的建筑是都市现代化进程的牺牲品,但这种暴力是否是必要的、必须的,暴力过后留给城市的又是什么?作者将符号性的图像涂鸦在大城市的街道上,将所有看见这些涂鸦的普通群众都拉进作品中,这些普通百姓成为了对话的对象,参与到关于城市暴力话题的讨论中,成为构成作品的一环。普通百姓作为城市的主体,城市的任何变化都与他们有着直接的联系和影响。普通百姓更加关心的实际上是自己身边的利益,拆掉老旧建筑后意味着他们可能住进高大美观的新建筑中,因此,大众对于这种城市暴力呈现出无所谓甚至几分欣喜地状态。正像作者将AK-47符号涂在人体上所表现的:暴力的具体实施者同时又是暴力的受害者,但他们却并不自知。

(作者单位: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