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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近期在坊间见到一本2010年6月出版的、戴志强先生编著的《钱币鉴定》。在该著的封面及第249页有一枚钱牌,书内在钱牌彩照下注:“明・同顺泰伍佰文钱牌,尺寸:高5.75厘米,成交价:RMB3850,拍卖日期:2006-06-04。”这使我惊喜不已,因为我也藏有此钱牌,而且是从一百文到一千文共十枚的大全套,由于不明铸期,就撂在待考匣里了。戴先生乃当今泉界泰斗,他的断代当可确信无疑了,为我指明了查证此牌相关问题的方向。
本品与戴著所载,在外形上完全相同,牌顶是个挂孔,下方是较大的圆形体,体内微隆呈坑形,正面坑内打有阴文戳记:“同”字,背面是“官”字。牌本体长方有廓,面文是“同顺泰”三字,背文纪值,皆隶书,风格雷同。两者所不同的是本品总体较大,高8.68厘米,较戴著品高了2.93厘米。本品钱文稚拙,笔划歪斜,布局稀朗,还有错别字,把“玖”字写成“王”字旁“欠”字了。而戴著品则较为规整匀称,从包浆看,戴著品是褐色传世品,本品表面为黑色或深褐色老坑锈,地章为土黄或浅绿锈。本品损伤较重,多处露出青铜偏红底质,这是在近几年辗转中,磕碰磨擦所致。从锈迹看,本品应为干燥沙质地带的北方坑口,显得古朴苍老一些。综合判断,本品与戴著品是两种版别,而以本品为早,戴著品应是改良型,但本品可排除现代铸品的可能。
钱牌正面戳记“同”字,代表“同顺泰”,按照我国用字的传统风尚,“同顺泰”应为民间钱业铺户或商号的店招;“官”字戳记表示此牌的价值等同于中央官局所铸行的铜钱。清宝陕局“咸丰元宝”当五百、当千大钱的上下缘也有“官”字戳记,其意义是相同的,旨在提高信用度。
那末,“同顺泰”为何要铸行此钱牌呢?
洪武八年(1375年),明中书省提举司正式发行“大明宝钞”,面值以铜钱计算,分别有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和一百文六种。明文规定禁止民间金银流通,金银只能交给官府换取宝钞,一两白银换取一贯宝钞,一两黄金换取四贯宝钞,与粮食的比价,一贯折米一石,折麦八斗。明政府为强制推行钞法,铸钱很少。由于大明宝钞发行过量,而迅速贬值,至永乐二年(1404年),买一石米需三十贯,正统十三年(1448年),一贯新钞只能换十文铜钱,旧钞一贯只值一、二文钱,成化七年(1471年),官府明确规定,官价宝钞一贯折四文铜钱,市场上实际上只值一文钱。大明宝钞一直是种形式而已,民间不顾禁令,早已用金银交易,宝钞“积之于市,过者不顾”。明英宗时放松禁令,弘治年间(1503年),白银便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货币,形成以白银为主、铜钱为辅的流通体制。嘉靖末年(1566年),明政府正式宣布大明宝钞完全停止流通。“同顺泰”钱牌就是在大明宝钞不断迅速贬值、铜钱短缺的社会背景下,在北方或西北偏远地区的大城市,由财力雄厚、信誉卓绝的钱业铺户、大商号或联合同行业同仁所铸行的,在一定的区域流通的民间地方代用币,以维持本地区货币的稳定、市场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同顺泰”钱牌究竟铸于何地,待考,有时我臆想,或许是西安吧!
根据大明宝钞迅速贬值的过程分析,此牌的铸期不会太晚,或许就在明代早期吧!距今约有六百余年了,要比清末民初所铸的地方代用币早了五百余年,或是牌状民间地方代用币的老祖宗,所以非常珍稀。
“同顺泰”钱牌史籍无载,不靠谱,但却登上了戴先生大作的封面,且被列为首席位置,十分抢眼,可见戴公是甚为看重这枚钱牌的。“同顺泰”钱牌大全套,更是廖若晨星,不知其踪,其珍贵性当不言而喻了。戴著的断代,使我基本上看懂了这套钱牌,不然这堆东西不知什么时候会被我当作垃圾处理掉,这就是读书的好处。本文所言,仅是笔者一孔之见,有些问题尚待探讨,谬误之处尚祈藏友及方家指正。(责编:丁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