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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社会学的多元性及其建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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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社会学在上个世纪80年代获得新生之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一方面,在初始阶段,中国社会学通过学习、承传、借用欧美社会学而开始了重建之旅;另一方面,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社会学通过不断的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正努力构建一种独立自主的、基于中华文明的多元化的社会学。从当前中国社会学的各种研究中可以发现,在学院领域,这样一种多元性并存的态势已经形成。因此,再生于一个充满活力和日新月异的社会中的中国社会学必将对世界社会学产生越来越大的贡献,也将承载起更多的世界责任。借此,本文就基于中国社会学的多元性及其建构展开探讨

关键词:中国社会学 多元性 理论

一、中国社会学的阶段论定

材料积累、范畴归纳、理论建构是社会学理论建设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三者互为依托,顺次递进,不可缺少,也不能跳跃。前者是后者的铺垫和基础,后者则是前者的自然延伸和必然升华。只有前一级的基础扎实了,建构高一级才有条件和可能,而不能越级操作。材料积累为范畴归纳准备素材、提供元素。范畴归纳是对积累的材料进行归纳、凝练、梳理的结果。范畴是建构理论不可或缺的中坚。理论体系则是一门学科的完整表达,代表着一门学科的成熟。对照社会学理论建构的三个历史性阶段,现阶段中国的社会学总体上仍处于材料积累的时期。在材料积累的基础上,提出了若干具有解释意义的理论范畴,在一些领域,具有了范畴归纳的可能性。而离总体上建构起具有中国特点的、成熟的社会学理论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中国的社会学理论无疑是对中国现实社会的提炼和关怀,提出的概念、范畴、理论命题源自于中国社会的实际,得出的基本结论要能够对中国社会具有解释力度。时下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什么呢? 中国社会的形态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阶段,经济体制正处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向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阶段,这“双重转型”说明了当代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当下中国的社会现象可以说是最为复杂的,既有不少现象是属于传统社会的,也有大量现象是现代社会型的,还有少量后现代的东西也已出现。旧的事物尚未完全消失,新的东西正在陆续登场,还未完全占领地盘,新旧现象交叉、错综复杂。[1]

当代中国的变化是广泛的、巨大的、深刻的,影响也将是深远的。我们正在经历着用数十年的时间完成一般现代化国家两三百年才能完成的事情。现象本身的错综复杂、变化的快速都为我们进行学理上的判断、分析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观照对象的复杂和快速成为我们进行社会研究的独特景观,而这也为理论分析、理论建构增添了无数难度。因为任何成熟的所谓理论,对研究对象的解释必须要有相对稳定的时空,今天我们依照观察到的素材得出的命题,构建的理论,明天还具有解释能力,这样的理论称之谓具有学术生命力,是能够验证的结论。而我们现在遇到的是什么情况呢? 今天观察到的现象明天就发生了变化,我们根据观察到的事实还未来得及归纳事实就已经变了,依据观察到的现象作出的归纳回归到现实生活中去时发现事实早已不是那么回事了。于是只能重新进行观察,可是观察对象实在变得太快了,根本来不及静下心来观察、分析。再者,我们面对的观察对象过于复杂了,一般国家现代化自然进程中的基本问题都遇到了,而且时间跨度被大大压缩。我们面对的很多问题既有一般工业化国家常态情况下遇到的问题,也有大量特殊的问题,甚至还有前工业化和后工业化阶段才会出现的问题。比如老龄化通常是在国家现代化达到相当程度后才会出现的事情,而我们现在就面临着“未富先老”。又如劳资关系的处理,现代化早发国家经历了数百年的磨合,这个过程既是劳资双方成长、学会处理冲突的经历,也是双方体会对方、斗争、妥协的过程,而我们现在几乎是一夜之间造就出了大量的“出资者”、“雇佣者”,省却了过程,没有了程序,一旦出现冲突,“劳”“资”双方都感到难以应对,缺乏处理经验,难以磨合。还有譬如社会组织,其本身有个自然演化、成长、逐步成熟的过程,社会组织的成长历史本身就是提高适应性,规范运行的过程,包括建构一整套自律、治理的规范,而我们现在感到这个东西原来没有,到了现代社会需要它,需要它就要“造”,可是造出来的东西由于缺乏自然的历史演化过程而常常使我们觉得与经典意义上的不完全一样,这就是中国特色。类似的问题太多太多了。只有对中国社会的现状真正了解清楚了,构建一系列的社会学学术范畴才成为可能。[2]

二、中国社会学的多元性特征分析

1.社会学的相对性

自1839年孔德创立社会学以来,西方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并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社会学理论。社会学理论的多样性具有多方面的原因,社会学的相对性与研究起点的多元性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在关于何为社会学的学科问题上,作为社会学学科创始人的孔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孔德认为,社会学要用物理学的方法客观地研究社会的秩序和进步,并分别建立了其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学动力学。社会静力学是研究各种社会的基本秩序及某个特定整体的各个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旨在揭示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而社会动力学综观的是人类理性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先后必要阶段。对孔德来说,社会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实证的学科,并对实证做了明确的界定:“首先,实证一词指的是真实,与虚幻相反…在第二个含义上,它表示有用与无用的对比……按第三个常用的含义,这巧妙的词经常用于表示肯定与犹疑的对立。……第四个通常的含义主要在于以精确对照模糊……最后,这时,人们把实证一词作为否定的反义词来用”,实证意味着相对。所谓相对,孔德认为,知识具有相对的意义,必须反对以往哲学追求绝对知识的倾向,知识之所以是相对的,是因为人们对现象的研究总是受到内在和外在状况的限制。社会学也具有相对性特征,因为社会学研究总是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面向实际展开研究,以此建立一种对具有个别性、偶然性的社会现象做出既有经验现实根据又有对事物本质具有而相对完整的认识。因此,社会学的相对性首先是它的历史相对性,它必须在特定历史条件的联系中开展社会学的思考。对社会学本质的界定直接关系影响了社会学起点和展开过程的理解,也影响了社会学起点和展开过程的多元性。判断社会学的起点可以依据谁首先对社会法则和社会类型做出论述,也可以依据谁最先奠定了社会学的科学性。众多的社会学发展史都是以谁提出社会学的概念和建立一门科学的社会学作为起点而展开研究,也即以孔德为起点而展开研究。但迪尔凯姆却依据是否“承认社会生活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法则”和“是否对社会生活进行分类”为根据,将孟德斯鸠界定为社会学的先驱者。[3]

2.社会学的多元现代性

一般认为,社会学是伴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而诞生与发展的。正式因为现代性的出现,使人类在人性、社会组织结构与思想文化方面出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现代工业社会与传统农业社会产生了“决裂”。正是这种“断裂”,首先“在欧洲随后在世界各地使人性和社会秩序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剧烈的变化”,原有人性和社会秩序基础的被颠覆,驱使社会学的先驱思想们去思考因这种“断裂”而导致的各种社会“危机”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以分析人性和社会秩序的“危机”并探讨建立新的人性和社会秩序为基本研究主题的社会学就此诞生。孔德创立社会学的初衷是为了应对法国大革命及革命造成的旧社会秩序崩溃后果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吉登斯认为,社会学是剧烈变迁或现代性出现的直接后果之一,而这些变迁的核心即是发生在 18 世纪英国的产业革命和法国的政治革命,欧洲社会学不过是对因工业文明和民主政治而导致的旧制度崩溃所产生的秩序问题的种种反应而已。周晓虹把社会学出现的原因归纳为:“发生在18、19世纪的两次大革命、现代科学的成长、在革命和科学的双重影响下发生的急剧社会变迁、以及由政治革命、工业革命和都市化引发的西方宗教的变化”,而这一切都与现代性紧密相关。社会学由于其诞生时的特殊时代与其初创时所关注的中心议题,决定了社会学与现代性之间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学在现代性扬起的个人与社会的巨变中兴起,以着力理解和刻画这一变迁为己任,形成了社会学与现代社会的知识联结,也促成了现代性与社会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彼此推进”。[4]

(三)社会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

晚年的费孝通在在谈到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时,认为“社会学是一种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社会的存在和演化都包含在广义的“自然”的存在和演化之中,人的社会性与生物性互相兼容,互相结合,这是社会学研究的基础。社会学的科学性,使社会学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工具,用来解决问题和预测社会发展趋势。但社会学不仅具有科学性和工具性,社会学也具有人文性特征。费孝通认为,社会学思想中所包含的理性精神、社会学知识的传播和教育对社会个体思想、价值观念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费孝通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精神世界、文化传承中的不朽性、社会关系的只能“意会”特征、“我”的模糊性和隐藏性等方面进一步论述了社会学人文性特征,并希望中国的社会学工作者更多的去关注社会学的人文性。社会学学科的人文性并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作为社会科学的社会学,其研究对象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都是以文化或社会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对于这一社会学研究对象性质的解释,不同的流派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实证主义认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具有科学性,社会学研究的任务是发现它的普遍规律。而理解社会学则持不同的看法。如作为理解社会学方法论思想重要来源的新康德主义竭力否认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他们认为社会历史是由个别的、偶然的、具体的事件构成,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共同性、普遍性。正如李凯尔特在阐述其异质性原理时认为,“每个现实之物都表现出一种特殊的、特有的、个别的特征”,现实中的一切都不是绝对同质的,一切都是互不相同的。同时,“社会现实是一个多领域的、复杂的发展过程,它具有无限性和不确定性”。社会学的人文性决定了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或文化科学一样,不能只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李凯尔特在分析社会与认识的关系时认为,文化科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记述事件的个别性和特异性,研究一次性的、特殊的和个别的东西,只有通过对这些历史上发生的一次性的、特殊的和个别事件的表述才能达到对历史事件的深入理解”。[5]

三、中国社会学的多元性建构

事实上,西方学者在编写社会学历史时,早就突破了必须从学科自觉性出发来选编社会学家或社会学思想的原则,马克思被编入社会学史,并且被赋予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根据。马克思不仅没有以社会学家自居,也不认为自己的学说属于社会学领域,而且还批评甚至嘲笑了孔德的社会学。但是,西方学者编写西方社会学史和论述社会学理论时,很少有人不把马克思评价为一位有特殊地位和重大影响的社会学家。这就意味着他们已经突破了社会学仅仅是以孔德和迪尔凯姆为代表的实证社会学传统的认识。马克思也开展过实证研究,甚至有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撰写5资本论6采取了实证原则。不可否认,马克思撰写5资本论6期间和早期在5莱茵报6期间,都开展了许多实证调查。但是,马克思所创立的学术传统,尤其是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批判的,是与孔德所论述的实证社会学的几个基本原则相对立的,马克思的理论是否定的而不是肯定的,是批判的而不是组织的,是追求普遍性的而不是相对性的。然而,尽管有如此鲜明的对立,在实证社会学作为主流的西方社会学中,马克思仍然获得了同迪尔凯姆、韦伯三足鼎立的地位,是经典社会学三大传统之一的开创者。[6]

如果突破实证传统,承认马克思是社会学家,那么这个原则是否可以进一步坚持,并由此而发现更多像马克思这样的人物及其思想可以被列入社会学范畴呢?甚至可以揭示出同实证社会学、解释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并列的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或者更多的社会学新传统呢?这应当是可能的,就近些年的社会学史研究的进展而言,人们也很容易发现社会学的队伍在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在过去的岁月里已经被尘封淹没的思想家被列进了社会学史的队伍中。社会学应当有这个勇气,突破仅从学科自觉性的限制去编撰社会学史,也就是把那些尚未形成社会学的学科意识,但是已经阐述了某些社会学思想、为社会学的发展有所贡献的学者列进社会学的历史队伍中。实际上,作为学科存在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乃至哲学、历史学和文学,都是近代的事情,但是,这些学科却早已超越了近代的时间界限,它们都在更久远的人类思想史中延伸自己的学科,都编写了本学科的古代史。诸如古代经济学、古代政治学、古代法学和古代哲学等等,这些名称对人们来说似乎并不陌生,但它们都是后人在古代思想史中收集、归纳和概括出来的。

社会学应当像它的相近学科那样,积极地从思想史中搜寻自己的思想源头,概括前人在没有形成社会学概念之前对社会现象的观察和思考,把他们的思想理论纳入社会学的历史,使社会学获得像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一样的深厚底蕴。追问社会学历史的起点,还应当注意它的多样性问题。或者说,社会学的历史起点不应是唯一的,而应是多样的。社会学起点的多样性已经包含在它的本质界定之中。如前所述,孔德认为社会学的唯一特性是它的相对性,这个最根本的本质规定了社会学一定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中建立和成长起来的。而人类社会历史只是发展到19世纪后期,才伴随着殖民化和工业化进程逐渐开始了世界整体化趋势,并且这种趋势直到20世纪后期才明显产生了时下人们所称谓的全球化效应。更明确地说,在近现代之前漫长的历史时期,社会发展和文明传承基本上是以各个民族相对独立的区域性而存在的。即便从概括的角度看,起码应当承认东亚地区、印度半岛、两河流域、埃及和北非、欧洲和北美等地区,这些地区不仅在经济文化发展史上表现出明显的相对独立性,而且也确实形成了具有自己历史渊源和发展历程的思想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模式,其内部的共同性和同其他传统比较的相异性都是十分明确的。[7]

社会学的历史是在不同的文明传统中形成和展开的,就连可以视为同一个传统的欧美文明中发展起来的社会学,其中的法国传统、德国传统和英美传统也都有各自明显的特点。在孔德、迪尔凯姆到福柯、利奥塔和布迪厄等社会学家的思想链条上,人们能够清晰地发现法国社会学那种具有丰富想像力和浪漫主义色彩的特点;在马克思、韦伯到哈贝马斯等德国社会学家的理论著述中,人们能够清楚地感受到理论思辨的深刻性和严谨性;而在从斯宾塞开始的一大批英美社会学家那里,人们能够清楚看到英美社会学注重经验描述和技术应用、讲求实效的实用主义风格。如果在欧美文化传统内部能够形成具有明显区别的三种社会学传统,那么在欧美文化传统之外的其他文明中,产生具有不同特点的社会学思想就不是一种偶然性了。因此,应当用一种多样性的眼光来看待处于不同文明传统中的社会学研究,而不应当仅仅用一个模式来裁剪各种文化传统中关于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的各具特点的不同思考。只有当人们承认这种原则时,社会学的相对性本质才能在它的自我反思中得到确认。如果社会学不能按照相对性原则认识自身的多样化发展,不承认在不同地域环境或不同文化传统中的社会学多样性,社会学的相对性本质在它的自我认同中就被否定了。

结论:

总体上说,社会学的研究对中国社会的材料积累过程尚未完成,这仍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基本任务。当然,在经历了三十余年的探索后,中国社会学界对中国社会的实证考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若干范畴开始了抽象工作,一些社会学的范畴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开始有了中国自己的说法、自己的命题。

参考文献

[1]郑杭生.社会学本土化及其在中国的表现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探索的梳理和回顾[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11(10).

[2]罗卫东.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理性自觉:重返韦伯[J].浙江社会科学.2009(8).

[3]苏国勋.熊春文.见证中国社会学重建30年苏国勋研究员访谈录[J].中国农业人学学报.2010(2).

[4]项葵.对社会学方法论的思考[J].社会.2010(10).

[5]侯钧生.价值立场与社会学知识的客观性[J].社会学研究.2012(11).

[6]沈湘平.价值中立原则与价值判断勇气[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1).

[7]苏国勋.社会学与文化自觉的一些体会[J].社会学研究.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