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是做好底层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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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目前处在一个相对“尴尬”的时点上，一方面金融市场流动性过剩，一方面实体经济不少部门面临融资难融资贵；一方面闹资产荒，一方面各种高杠杆的金融产品泛滥；一方面宏观经济面临脱实向虚加剧，似乎已面临过度金融化的风险，另一方面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偏低，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梗阻没有打通，中国经济总体而言还需要进一步推进金融深化。

金融市场乱象是实体经济扭曲的放大，而金融市场中的种种问题又加剧了实体经济的低效率和低回报。欲突破上述种种尴尬，人们需要从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同时入手进行纠偏，既化解金融风险，又使实体经济提质增效，进而实现虚实相济，共生共荣。

这中间的一个可行的突破点是提高优质金融产品的供给规模和效率。日前北大国发院教授黄益平指出，中国需要一个规模足够大、多产品的高效资产市场――它可以“吸洪”，遏制泛滥的流动性，从而抑制风险隐患的苗头。为此，人们需要提升市场的规模、增加金融产品的种类，同时提高市场的流动性。当然，一个规模足够大、产品足够丰富的金融市场不仅可以蓄洪防险，更能通过资产配置效率的提高来提升实体经济的效率。

但若要推出好的金融产品，首先要解决底层资产的问题，没有优质的底层资产，所谓的金融创新和市场的规模及产品丰富性都是无根之萍。而这反过来首先又直指作为底层资产重要组成部分的信贷资产的质量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困扰中国经济多年的融资方式问题。

众所周知，目前有相当部分的银行理财产品对应的底层资产是地方债和问题公司贷款，定价机制不甚透明，回报率也缺乏坚实可持续的基础。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商业银行体系虽历经多年市场化改革，但始终无法“摆脱”银政合作的压力和诱惑，需要为地方政府融资发挥主渠道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企业过度依赖商业银行的贷款融资，而中国的商业银行贷款要看担保和抵押，这就造成拥有有形资产做抵押的重工业和有国家担保的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这些此前看似有着政治加持的信贷资产便呈现出种种变态，从而难以成为优质底层资产。

接下来的悖论是，那些正在成为新增长点的有望提供优质底层资产的部门却因难以获得融资而被束缚住了发展的手脚。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张春教授日前指出，因为投资过多地进入重资产的企业，使得轻资产的企业（往往是偏消费品的、服务性的、创新型的，以及运用更多人力资本的企业）较难获得资金，发展较慢。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型与中国金融体系能不能很好地为轻资产的企业融资有关，而监管层应该为轻资产企业在中国资本市场融资开拓更多的通道和拓宽现有的渠道，已成为业界的共识。有效的融资需要好的金融产品相配合，而成长型轻资产企业的蓬勃发展也必然会为金融市场提供更多的优质底层资产，从而为更多更好的金融产品的推出奠定坚实的基础。

为实现这一目标，应让市场更多发挥选择权和定价权，不仅要改变政府有形之手伸得太长、总想主导融资方式和信贷资金配置走向的习惯，还要解决金融产品创新与监管的平衡问题。此外，在去杠杆和市场出清的过程中要避免过多的行政化干预，这不仅不利于释放风险，还不利于形成良好的资产定价机制，更不利于优质的底层资产形成。

除了信贷资产的证券化之外，人们还应该放宽眼界盘活更多的存量资产，从而为更多金融产品的推出创造条件。从历史上看，每一次的金融深化都伴随着各种资产的进场。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创造了很多财富，也沉淀了很多资产，如何盘活，如何加以有效的金融产品化，也是创造一个繁荣丰富的金融市场、集聚和创造民间财富以支撑中国经济下一阶段发展的关键。如果中国的企业和居民能够碛懈多的流动性较强的金融产品，则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很多难题都会迎刃而解。

在此一过程中，各种所有制资产的盘活和金融产品化应同时推进，这样既有利于加快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也能有效打破投资壁垒，缩短投资链条，减少此前因层层的金融中介和高昂的通道费所导致的金融杠杆过高和资产价格泡沫。

总体而言，中国的问题不是过度金融化而是金融深化不够，不是金融产品太多而是有着优质底层资产和稳定回报的金融产品太少，因此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在阶段性抑制金融泡沫、倒逼金融去杠杆后，还应鼓励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创新，在发展中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