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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成书于嘉靖年间的《何氏语林》,是明代著名的“世说体”笔记小说。该书承袭《世说新语》36门体例,分门隶事,又根据作者内容表达的需要新增“言志”、“博识”两门。其中“言志”一门,则显示出特定的思想倾向性,它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历代文人士大夫之志,更体现了作者何良俊本人的价值取向,间接反映了那个特殊时代士人群体的精神风貌。
关键词:《何氏语林》;何良俊;志;嘉隆士人
《何氏语林》是明代著名的世说体笔记小说,该书由明代学者何良俊所撰,成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它承袭《世说新语》体例,分门隶事,并在《世说》旧制上,新增了“言志”、“博识”两门。陈大康先生说:“《语林》虽在叙述古人轶事,却也能使人窥见明代的时代色彩,新增设的‘言志’、‘博识’两门更是如此。” [1]的确,细读文本我们可以发现,何氏有意新增的这两门,不单是作品内容表达的需要,更是体现了他本人的人生理想,反映了明嘉隆时期士人群体的精神价值取向,尤其是在“言志”一门中,这种倾向性尤为明显。
该书虽内容驳杂,卷帙浩繁,但其首开孔门四科,紧接着便是新增设的“言志”一门。可见作者对该门内容的重视程度。在《言志》小序中,亦说到“夫志之于人大矣,孟子曰:‘志至焉!’仲尼燕居则使其群弟子言志,故曰‘隐居以求其志’,又曰‘匹夫不可夺志也’。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夫意亦志也’”诚然,“志”于士庶文人意义都是重大的,那么《语林・言志》究竟主要讲的是何种“志”呢?
何良俊说:“余历观古人性乐鱼鸟,则以伊吕为管库,口悦刍豢,则以巢许为卒,静躁悬殊,亦各从其好也。然众言淆乱,当取衷于圣人。求之孔门则由之勇,赐之辩。其或心存民社,志在礼乐,非不可以兴建事功,并垂竹素,而夫子独曰回也,多财愿为之宰。又吾与之叹,独于曾点,何耶?此则志之{下,得失概可见矣。”看来,这里所说的“志”更倾向于一种生活情趣,一种个好,而无关乎政教。所以,在“言志”门中,作者记载了许多自然随性、寄意泉林之士。诸如“贫而不衰,贱而不恨”的冯敬通,“傲然独得,任性不羁”的阮嗣宗,隐居霸陵“以耕织为业,咏诗弹琴以自娱”的梁鸿,以及“虽王公大臣终不屈从”的张彦真等等。虽则这其中也不乏希望建功立业的豪杰之士,如赵温居尝叹曰:“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陈仲举也说“大丈夫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等。但纵观全文,作者记载更多的,抑或说是作者更欣赏的还是那种,看破名利不为求政,能独善其身洁身自好的隐逸之士。且这些隐逸之士,往往又是些政治失意,不容于世俗之人。可见《语林・言志》材料的选择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而通过对作者何良俊本人生平的了解,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倾向性是其有意而为的必然结果,更准确地说,是何氏自身人生理想的缩影与体现。
何良俊(1506-1573),字元朗,松江华亭人。《列朝诗集小传》记载到:“元朗好谈兵,以经世自负,浮沉冗长,郁郁不得志,每喟然叹曰:‘吾亦愚而可笑乎?’”[2]可知,何氏的仕途生涯并不顺畅,任职期间也无快乐可言,所以在做了几年小吏后,他移疾而归。仕宦生涯的不如意,使何良俊一转传统儒家经邦济世的人生理念而为“穷则独善其身”的价值取向,转为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在处理进退出处的问题时,也希望采取一种更为豁达的人生态度。实际上,何氏原就是生性好泉林,常以酒、乐、诗书以自娱的洒脱玩世之人。钱谦益称其“元朗风流豪爽,为时人所叹羡。”[3]发生在隆庆年间为士人所津津乐道的“妓鞋行酒”一事,也再次说明了何良俊性格中的任情不羁。基于此,他很自然地会把历史上那些风流俊雅、超然物外之人视为知己,并以其为志之所之,再度影响其自身的思想与行为。如他写到王尚书“性率任,在选部时,所举多行其意,颇嗜酒,次至旬日,而精神益朗。”种明逸“至性嗜酒,尝种秫自酿,每曰,空山静寂,聊以养和,因号云溪醉侯。”等等。此外元朗也好与人游,观山临水,寄意自然。这种生活在《语林》中,也借仲长统之口得到了具体描述。“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
李时人先生曾说过:“如果说,每一部杰出的小说,都扎根于产生它的那个时代深厚的文化土壤中,那么它的产生必然要受到时代普遍思想意识、社会心理的制约。”[4]《何氏语林》也不例外。它虽内容驳杂、取材广泛,但依旧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文本内容的现实性,感受到明中后期文人普遍的社会心理与所处的政治环境。
何良俊的一生主要经历了嘉靖、隆庆两朝,这一时期,明王朝已进入了中后期,经济上虽还保持着表面的繁荣,但实则,各种社会矛盾早已显露。士人的人生理想也已从往昔的建功立业,转向了带有道家色彩的寄情山水,转为对禅悦之风的趋附向往。然而深受儒家传统经邦济世、兼济天下价值观影响的嘉隆士人们,真的就能轻易放弃仕途之路吗?茅坤说:“中世以来,士大夫之弃官而去,能颓然恬势利以饱丘壑者,盖罕矣!间有之,必其游且久,数郁郁不得志;或愤然憎世绝俗,而有所不能容于时;不然,则他日故尝有所忤当世之显人巨公,而惧其以睚眦中覆之也;又不然,则其位盈而年且逾矣,例当以自请去者也。”(《茅坤门先生文集》卷十一,《送华补庵郎中还山序》)可见,士人的归隐差不多都有自己不得已的苦衷,若非万般无奈,又岂肯轻易放弃入世的追求。再者,归隐后生活的清苦孤寂又有几人可以坚持忍受。何氏在《语林・言志》中为我们展示的那众多不为求政真心归隐,任情使志之人。不仅体现的是他自身的价值取向,也暗含着对时人的规勉之情。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如果万不得已弃官归隐,就应闲居养志,不为名利所牵。
同时,这一时期王学的兴盛也为士人们提供了一种精神支撑。受其影响,人们开始更多的关注自身的心灵需求。加之王门后学王畿等人的思想更为通脱灵变,带有明显的庄学色彩,就有力地将这一思想端绪发展到了任心适性的程度,进而占据了当时士人的头脑。何良俊无疑和同时的许多文人学者一样,受到了这股学风的影响,他尊重个性自由,反对虚假做作。“言志”中刻画的人物往往个性十足,洒脱恣意也正是其时社会思想风气的反映。除此之外,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芽,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多种选择,科举入仕显然已经不再是士人唯一的生活道路。而从城市商品经济中滋长起来的市民意识也影响着儒林文士审美观念的急剧变化,于是玩世不恭,追求自适也日益成为明中后期文人一种较为普遍的生活态度,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自然于小说作品中也不例外。
综上所述,《何氏语林》“言志”一门,在记述古代文人闲适、洒脱志向的同时,也是何良俊本人个性自由思想的舒展,折射出明代中后期整个社会士人群体的精神风貌。其材料的选择不仅具有研究古人生活的史料价值,也为我们了解明代士人的价值取向提供了参考标准。(作者单位:西南大学)
参考文献
[1]陈大康.明代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281.
[2]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450.
[3]何良俊.四友斋丛说[M].北京:中华书局 2007:98.
[4]何良俊.何氏语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