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的文学 真实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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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几乎是在冥顽不化地为文学做着正当性的辩解。这不仅凸显了文学的尴尬，亦让我们时代的名誉受到连累。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文学的虚构性，仿佛已经成为它的原罪。在真实的生活面前，它们显得多么虚弱和不合时宜。这生活真实吗?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事实，然而我们并不满意这种“真实”。被诸多概念重重包裹着的生活，跟真实似乎还有一点距离。换句话说，相比于真实，它似乎还缺少一点什么。威廉・巴雷特在《非理性的人》中十分尖锐地指出，“今天的人在完全超出过去的人的一种抽象水平生活着。”这种抽象是时间和空间双重意义上的，就像雅斯贝斯在《时代精神状况》中描述的那样，“人们是像沙粒一样被搅和在一起的。他们都是一架机器的组成部分，在这架机器中，他们时而占据这个位置，时而占据那个位置。”在这个机器里，人们像被诸神处罚的西绪弗斯不停地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似的过着生活。尽管我们如何常常告诫自己：对我们这样一些有限的、终有一死的人来说，也恰配得这样一种有限。而且，此程序化的生活轨道，也不可不谓妥贴。然而，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却时时有一种东西在涌动，它让我们躁动，让我们不安。在某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忽然有一阵风吹过来，掠过我们的心头。我们仿佛听到有一个声音在发问：这个人生是我们自己在过吗?这时，我会有一种突如其来的惶惑，有一种“孤独凄凉，茫然若失，以及缺乏具体而实在的感觉”(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这就是我们，我们总是不免有这样的虚幻感。这让我们明白：我们不甘心过有限的生活，不开心做“单向度的人”。或许，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那么它缺少的，究竟是些什么呢?

说文学是精神产品，意味着它不完全来自被生活决定的自然意识。这种自然意识之外的东西，如果不来源于生活，那它的根据何在?也许，我们只能假设它来自于自身。也就是说，它们自己决定自己。在很多虚构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发现了一种摇摆。这个摇摆有时发生在禁锢禁梏与突围之间。在萨特《死无葬身之地》中，5名法国抵抗运动游击队员在一次战斗中失败被俘，经受残忍的酷刑折磨。于是摇摆发生这些游击队员身上卡里诺斯一方面对前所未有的轻松感到欣喜，“你再不负任何责任了，既没有责任，也没有禁令”、“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自认为有权休息。”另一方面，他又对敌人的容忍心怀报怨，“要是他们当时稍微逼我一下，出于惊慌，我会供出来的。他们什么也没有问我。”年仅十五岁的弗朗索瓦一方面拒绝着人们强加给他的东西，“我不是英雄，我这个人不是英雄!”一方而又抑制不住对尊严的渴望，“说到头来，我很乐意他们从我下手。”而游击队长若望曾是那样强烈地拒绝敌人的捕逮，“我会脱身。我必须脱身”但最后，他却说，“我为没有手铐而感到羞耻。”在这种动荡和飘摇中，这些面临选择的人经由自我禁梏之路完成了自身的突围，亦通过突围之路最后成就了对自我的禁梏。

很多时候，文学作品里的人物拥有着置身事外的飘逸，但同时他们又遭受着深陷其中的痛苦。史狄龙的《苏菲的抉择》中，苏菲历经含诟的痛苦，让她幸运地得到一个孩子摆脱悲惨命运的机会，而正是这一赢得生命的机会，又让她陷入无边的痛苦之中；在基斯洛夫斯基的《十诫》的“第二诫”中，多萝塔的丈夫在医院中濒临死亡，而她却正怀着另一名男人的骨肉，她必须马上做出选择。每个人都面临着道德选择，就连那个作为局外人的医生也不例外。因而，当多萝塔看着医生的眼睛，对他说，“尽管您不愿意就我爱人的情况给出结论。可我不相信，您会心安理得，因为您已经对我的孩子的命运做了判决。”医生的局外身份立遭褫夺，被置于两难的境地，他丧失了不选择的权力，即使不选择照样也构成了一种选择。而在本哈德・施林的《朗读者》中，汉娜和法官不断地进行着角色的互换。面对被审判的汉娜，法官有着高高在上的超脱，而面对汉娜的拷问，法官却成了自己良心的被告。在这不断的角色互换中，飘逸和痛苦得到了双重的确定。

尼采所谓的“永恒回归”在虚构的文学作品中亦不乏显示，绝望永远出现在前方，而诗意也永远出现在前方，有的时候，它们是一种交替的轮回。在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樱桃的滋味》中，中年男子巴迪为寻找一个能在他死后替他掩埋的好心人，开车在德黑兰郊外转悠时，山路的意象很具有隐喻意味，那山路一次又一次不断盘旋着出现在我们眼前，或许人生就是这样漫长而痛苦，但正因为其漫长，就永远不是绝望的尽头。让阿巴斯觉得不该因此而放弃，即使一条路不通，还可以再有选择。老标本制作师苍老的声音将巴迪引上另一条路，巴迪说：“我不认识这条路。”老人说：“可是我知道这条路，它更长，更美好，也更漂亮。”从而，在巴迪听来，老人的话语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你感到绝望是吗?你不想再看看黎明时分金灿灿的太阳吗?你看到过月亮吗?你不想再看看星星吗?你想闭上自己的眼睛吗?……你不想再喝点儿泉水吗?你不想再尝尝樱桃的滋味吗?”有意味的是，巴迪把自己的坟墓挖在一棵樱桃树下。最后，巴迪安静地躺在自己挖好的墓穴里，仰望天空，任由浓墨一样的夜色渐渐淹没自己，而与此同时，仿佛在天边又一次响起那个声音：“你是否想放弃樱桃的滋味呢?”绝望和诗意仿佛一对难兄难弟，他们相互依存，相互发生，相互发展。

在另一些文学作品中，解脱和担当也是一对难兄难弟。在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它们被表达为“轻”和“重”这样一对概念，于是“那么我们将选择什么呢?沉重还是轻松?”这“轻”和“重”被刘小枫做了概念化的解释，在《沉重的肉身》一书中，这位学者给我们讲了一个 “十字路口上的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仿佛它们有价值论意义上的高下之分。这样标签化的理解符合昆德拉的原意吗?在《玩笑》中，昆德拉说，“我在尘土飞扬的石板路上行走，感觉到空虚之轻沉重地压在我的生命之上。”《笑忘录》中，昆德拉又写道，“胃里这个空空的袋子正是由于缺乏重量而让人受不了。一个极端可以在任何时刻变为自己的反面，当轻到了自己的极端时，也成为轻的那种让人恐惧的重，达米娜知道自己不能多忍受她一秒钟。”由此看来，“轻”和“重”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也可说是循环论证的。对于这一点，卡尔维诺是正确的，他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说：“(米兰・昆德拉)告诉我们，我们在生活中因其轻快而选取、而珍重的一切，于须臾之间都要显示出其令人无法忍受的沉重的本来面目。”它们本来就不是对立的关系、辩证的关系，更不具相互否定的意义。如同爱人之间肉体的抚摸，它们彼此生成，彼此揭示，彼此召唤，最终彼此激活。

于是我们在虚构的文学作品中还发现一个不断剥夺与确立的过程。从斯蒂芬・金的《肖申克的救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监狱长发出“把信仰交给上帝，把身体交给我”的训词时，“上帝”在这座监狱中遁形，人只能自已进行救赎，而在人成功地得到救赎之后，同时就实现了“上帝”的复归。

我们对文学应该有一些信心了。它虽然是虚构的，但正因为此，它的自由才是真实的。在不断地禁梏与突围、飘逸与痛苦、绝望与诗意、解脱与担当、剥夺与确立中，文学实现了它的展开，也实现了它的充盈和自足。在此过程中，文学失去了一个抽象的“是”，得到了一个感性的“在”。于是在虚构的文学中，真实的自由得以现身，真实的自由得到成就。于是不是文学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文学，因为这自由对我们的生活实在是不无裨益，有了它，我们实现了对那有限性的超越，实现了对那世界虚无状况的拯救。而“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越趋近真切和实在” (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