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藏两周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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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区，青铜时代是人类迈入文明社会的第一个阶段。首都博物馆藏的201件两周时期青铜器，绝大多数出土于北京地区。它们以自己斑斑的锈迹、瑰丽的韵彩，静静地诉说着两三千年前发生在北京的风云沧桑，展现了内敛的礼乐文明与奔放的牧业文明碰撞、融合的历史画面，使人们得以近距离一窥北京地区青铜文明的面貌。
早在夏商时期，北京地区被称为“燕”，西周初年分封于北京地区的燕国因地名而得国名。北京地区位于中原农耕文明与欧亚草原文明的交界地带，共存于北京地区的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构成了“燕地文化”。
西周时期：纹饰写实，风格张扬
青铜兵器是最能体现燕地草原文化风情的器类之一。北京昌平白浮西周早期墓出土的三件北方系青铜短剑，剑柄分别装饰着鹰首、马首与绳纹，是典型的早期北方草原文化直柄短剑的风格，体现了草原民族拙朴、奔放的审美观与写实主义的艺术表现手法。昌平白浮村的这座西周早期墓在考古学界颇富盛名，它丰富的出土器物如同燕地青铜文化的一个缩影，既有如三柄短剑这种典型的北方草原文化器物，又有典型的中原文化器物，还出土了兼有两种文化因素的器物，例如有銎戈和斜刃戈。戈衍生自镰刀，是中原农耕文化特有的兵器。但这件有銎戈的銎甚长，应当是受到了西北草原文化长銎兵器的影响；斜刃戈的造型独特，为中原文化所未见，是草原民族吸收中原文化又加以改造的产物。（01、02）
一般认为中原文化的青铜剑是受到北方草原文化青铜短剑的影响，而于商末周初产生的。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的一柄西周早期铜剑及铜剑鞘，便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中原文化青铜剑之一，残长15厘米。铜质剑鞘在北方草原文化屡有发现，但在中原文化非常罕见，因而琉璃河的铜剑鞘间接表现出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这柄铜剑的剑身呈柳叶形，剑柄需包缠木片与织物才能握持，这些特征表现出中原铜剑已开始走上一条与北方系铜剑不同的发展道路。（03）
北京地区规模最大的东周时期草原民族墓地位于北京延庆军都山玉皇庙，这里迄今已发现了六百多座墓葬，出土了一万多件文物。其中八件纹饰各异的春秋早期短剑表现了北方系短剑的装饰风格在东周时期发生的变化：柄末端的圆雕兽首已消失，代之以浅浮雕和线刻纹装饰，纹饰更加图案化、更富装饰性。青铜牌饰也是草原民族特有的饰品，多用于装饰服装或车马。这些牌饰与墓地出土的象形带钩，造型与纹饰皆取材于草原上的马、鹿、虎等动物，质朴传神，表现了草原民族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04、05）
青铜礼器是最能代表中原青铜文化的铜器，也是中国古代青铜艺术的精华。作为周王朝分封于北疆的诸侯国，燕国的主流文化就是中原文化，因此燕国青铜礼器与中原青铜礼器保持着高度的同一性。但长期与戎狄杂处，使燕国的青铜礼器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独特的烙印，是既具有燕地文化独特的地域色彩，也体现了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西周燕国青铜礼器的独特风格在袋足铜器的装饰上体现得尤为突出。父丙鼎是一件鬲鼎（俗称分裆鼎），高26厘米。它膨大的袋足具有增大受热面积、提高炊煮效率的功能，体现了仿生学的设计原理。此鼎巧妙地利用三个袋足作为三个兽面的面部，高浮雕牛角傲然耸立，足两侧各饰一目，鬲足的短柱足恰好形成了牛鼻。这种写实的高浮雕牛角装饰手法在西周时期的燕国广泛见于鬲鼎、鬲、[等袋足铜器上，比之中原牛角紧贴器表而不耸立的兽面纹更显张扬。(06)
国宝级重器伯矩鬲更是将这种写实高浮雕装饰手法发挥到了极致，以其斐然的艺术价值与高超的工艺技术享誉中外。此鬲通高33厘米，自盖钮至足装饰着七个牛角飞扬的牛首兽面纹。钮上两个相背牛首为圆雕，器盖与三足的五个牛首则为高浮雕牛角与浅浮雕牛面相结合，艺术构思之巧、铸造工艺之精，堪称燕国青铜艺术与工艺的颠峰之作。牛作为“太牢”之首是商周时期最高规格的祭品，贵族占卜也常用牛肩胛骨。牛被赋予了通灵的灵性，因而牛首纹也是商周兽面纹的常见形式。但如伯矩鬲这般多达七个牛首的铜器却极为罕见，充分表达了伯矩鬲在沟通人神、标志等级方面神秘、肃穆的内涵。盖内及颈内壁铸有相同铭文，内容是器主人伯矩获燕侯赏赐贝币的荣耀。这位“伯矩”是西周早期的一位燕国高级贵族，伯矩所作铜器迄今已发现多达20余件，使名不见经传的伯矩成为学术界的“名人”。（07）
北京昌平白浮西周早期墓出土的一件兽面纹贯耳壶，则以另一种形式阐释着西周时期燕地青铜文化的特点。此壶高30厘米，椭圆形腹部的两面均上下排列着两个兽面纹，兽面的眼、鼻、额轮廓线条甚直，迥异于以曲线勾勒轮廓的中原文化传统兽面纹，更添一分刚猛与狰狞。（08）
以上几件青铜礼器鲜明地表现了西周时期燕地青铜礼器的特点――纹饰写实，风格张扬。这一特点与西周时期中原青铜礼器夸张而又抽象、神秘而又含蓄的纹饰风格颇不相类，从中我们依稀能看到奔放的草原文化的影子。
此外，还有一些较为典型的中原文化礼器精品。是大型盛酒、酿酒器，由于其耗铜多、等级较高，因而铜的发现数量远少于其他青铜礼器。展出的子方是铜中罕见的精品，它高达58厘米，器盖模仿四阿屋顶形,通体遍饰兽面纹、夔纹与云雷纹，器口内壁铸有铭文“子”，做器者应为殷商大族“子族”贵族。此器造型庄重雄伟，纹饰繁缛精细，颇有商末遗风。（09）
簋是商周时期地位与鼎并重的礼器，首博馆藏最著名的铜簋莫过于西周中期的班簋。此簋通高22.5厘米，北宋年间出土，被视为簋中之宝而为历代皇家所珍藏，但不幸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期间佚失于兵燹。1972年，北京文物工作者在有色金属供应站发现了一些有铭文的铜器残片，送郭沫若先生释读后，发现是失踪了大半个世纪的国宝。班簋重现世间的经历坎坷曲折，更显珍贵。此簋最大的价值在于腹内底多达198字的铭文，记述了贵族“班”追随“毛公”东征的史实，这一史料与秀丽的文字都具有重要价值。（10）
东周时期：实用功能与装饰效果更受重视，更显秀丽、素雅
相比西周时期，东周时期青铜礼器的神性内涵日趋淡化，实用功能与装饰效果更受重视，造型与纹饰风格更显秀丽、素雅。而随着周王室的衰微、诸侯势力的崛起，从春秋时期开始，在华北北部形成了以燕国为核心的燕文化区。在这一社会背景下，燕地青铜器的地域特色益发多彩。
随着铁器逐渐进入社会生产领域，东周时期的青铜装饰出现了镶嵌、刻纹等新工艺。战国早期的镶嵌红铜虎纹豆通高38.8厘米，圈足上以铁器凿刻出浅槽、槽内嵌埋红铜，活灵活现地表现了四只腾跃的老虎。北京延庆出土的战国早期鹈鹕鱼纹敦高21.5厘米，器身通体以铁器錾刻出鹈鹕捕鱼纹，纹饰像摄影一样捕捉了鹈鹕张口捕鱼的精彩瞬间，极富动感，是战国时期燕国青铜器的一件代表作。这两件铜器的纹饰均取材于现实生活，体现了当时社会思想活跃并对艺术产生深刻影响的历史背景，也标志着东周时期的青铜器逐步挣脱了神秘主义的束缚，为已传承了一千多年的青铜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11、12）
东周燕国礼器造型艺术最具美学效果者，非带盖高足豆莫属，这种细长柄、盖上有三长纽的铜豆是燕文化特有的造型。出土于北京怀柔的一对战国中期三角云雷纹高足豆，高达50厘米，细品其造型便能发觉其设计之巧：器盖、器腹大小相等，均为碗状，颇有对称美；器盖有三个细长钮，倒置过来便成了三足盘，功能灵活；细长的豆足下接圈足，上承圆腹，重心上移，有蓬勃绽放之势；盖上的三钮线条曲折，好似缥缈上升的云烟，平添挺拔、俊逸之气。以三角云雷纹高足豆为代表的东周青铜礼器展示出的典雅巧秀与人文主义，颠覆了商、西周铜礼器对威严、神秘的诉求，以装饰性取代了神性，体现了新的时代精神。（13）
东周时期诸侯国之间的交流、交往更为密切，因而燕国地域内出现其他地方青铜文化因素或器物的现象屡见不鲜。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僻处北疆的燕国与长江流域远隔千里，地域距离却并未挡住两地的文化交流。北京丰台出土的战国中晚期小口鼓腹鼎通高19.8厘米，造型颇似长江流域楚文化的一种小口汤鼎，但肩部的衔环耳、细长的蹄足却又显示出不同于楚鼎的特点。这件铜鼎造型别致、罕见，推测它也是烧水的汤鼎，出土时腹底还残留有烟炱。（14）
北京延庆西拨子窖藏出土的一套粗陋的春秋早期列鼎，更是不同凡响之器。列鼎是指器形、纹饰相同或相近，大小相次或相同的成套铜鼎，每套鼎数一般为奇数。列鼎用以标志贵族等级、地位，中原贵族自士以上至周天子为一鼎至九鼎（或云十二鼎），列鼎制度是中原礼器制度的核心。西拨子窖藏出土的这套列鼎原有11件（展出8件），器型相同、大小相次，高度11－18厘米、口径15.6－22厘米递增，是典型的列鼎。但这些鼎的器表素面、器璧较薄，工艺粗率，浅盘形腹适于烤焙而不适于烹煮，这些特点均带有鲜明的北方草原文化烙印，显然是栖息于此地的草原民族自行铸造的。草原民族使用列鼎本已罕见，这套草原民族自行铸造的列鼎更是世所罕见，它们是草原民族将中原列鼎制度与本民族的生活习俗相结合的产物，是草原民族统治阶层吸收中原礼制宣扬君权神授、巩固统治的证物。（15）
透过这些风格各异的燕地青铜器，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北京地区自古素有“胡化”一说，也使得今人对“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这一典故多了一丝回味。在这偏远一隅，中原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长期交融交流，相互汲取养分，从而在历史上形成了以奋发向上、开放进取为特征的多元性地域文化，进而推动着北京的历史进程。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北京这座曾经的北疆边邑逐步跃升为全国首都，通过这些燕地青铜器或许能给予人们一些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