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杰出的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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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孔颖达为举世公认的经学大师，他曾参与撰修了《五礼》《孝经义疏》以及《五经正义》，他的经学成就和在经学上的地位，世人瞩目。但同时作为一位非凡的史学家，孔颖达在《中国史家评传》中却不在其列，而与其同撰《隋书》的魏征、颜师古等人皆被收录。因此探讨孔颖达的史学才能与贡献，树立其在唐初史学上的地位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孔颖达；史才；史学地位

一、孔颖达的“史学”才干

孔颖达字冲远（公元574——648）冀州衡水人，（今河北衡水市人），出生于一个官僚家庭，其“父安，齐青州法曹参军。”P2601史载颖达“八岁就学，日诵千余言”[3]

孔颖达有着良好的家庭出身及其自身聪慧的资质。在其青年时期，又受到同郡儒学大师刘焯的指导，使其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教育。特别是在刘焯处的学习中，孔颖达是受益匪浅。史载：

刘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以儒学知名，为州博士。…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兼参议律历。…与左仆射杨素、…等于国子共论古今滞义前贤所不通者。每升座，论难锋起，皆不能屈，…六年，运洛阳《石经》至京师，文字磨灭，莫能知者，奉敕与刘炫等考定。《隋书·儒林传》P1718—1719[4]。

从上面的材料中可以看到，刘焯精通经、史、文、算、历、辩和文献考据。而孔颖达能够得到他的指导和教育，这使他后来成长为一位优秀的学者和史学家打下了知识基础。

在《旧唐书·孔颖达传》中对于孔颖达的这段学习经历有着具体的记述：

“（颖达）及长，…同郡刘焯名重海内，颖达造其门。焯初不之礼，颖达请质疑滞，多出其意表，焯改容敬之。颖达固辞归，焯固留不可。还家，以教授为务。”隋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时炀帝征诸郡儒官集于东都，令国子秘书学士与之论难，颖达为最。”[3]

这段材料虽然对刘焯对孔颖达的影响与教育论述较少，更多是对孔颖达的溢美之词。他青年时的这段师从刘焯的经历对他在儒学、文献考证、天文律法，以及论辩上都是多所陴益的。特别是刘焯也曾参与编修过国史，刘焯的修史经验，肯定对孔颖达参与后来唐初的修史有所指导和帮助。这些几乎是勿庸置疑的。

从上可见，孔颖达自身的良好教育，使他成年之后，首先在儒学上造诣颇深，其次精通天文历算，而且还在刘焯处学到了文献考证的方法，在修史上也受到前辈的指导和影响。这些都是他后来成为一位优秀史学家的必要准备。也是他成为优秀史家的必备条件。

二、孔颖达的“史才”及其史学成就

刘知己所论述的 “才”，主要是指掌握文献的能力，运用体裁，体例的能力和文字表述的能力。孔颖达的这方面才干据《旧唐书·孔颖达传》载：

“颖达八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及长，尤明《左氏传》、《郑氏尚书》、《王氏易》、《毛诗》、《礼记》，兼善算历，解属文。”[3]

孔颖达所生活的少年时期，中国正处于南北分裂对峙之时，当时的南北文人，在治学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南人尚浮华，而北人崇朴。而孔颖达生活在北方，受到北方崇朴、踏实文风的影响，这为他后来参与编撰史书，保持史书质朴可信，打下了一个基础。特别是他明习的诸经中有《左传》，而《左传》实为史学著作。加之他青年时代的师长中，刘焯曾经参与了隋朝国史的编修，这些都会对他后来的修史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而孔颖达的史学地位也是受到唐朝当局以及同仁的认可的。在李延寿所著述的《北史》的序传中，有这样的记载：

“…大师少有著述之志…贞观二年五月，（大师）终于郑州荥阳县野舍，时年五十九。既所撰未毕，以为没齿之恨焉。所制文笔诗赋，播迁及遭火，多致失落，存者十卷。子庆孙、正礼、利王、延寿、安世。

延寿与敬播俱在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下删削。既家有旧本，思欲追终先志，其齐、梁、陈五代旧事所未见，因于编缉之暇，昼夜抄录之。”《北史·卷一百》序传第八十八[5]。

可见孔颖达的史学方面的才干并不只是在其所修撰的《隋书》上才有所体现。他与当时的知名学者颜师古，敬播以及李延寿同列其中。可见孔颖达的史学才干在同代之中也是受到推崇与承认的。而后人只论其经学成就而忽视其史学地位确是失之公允。

当然孔颖达所取得的最为显著的史学成就肯定是在其所参与编修的《隋书》上，史载：

“初，有诏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颖达、许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陈史》，李百药撰《齐史》。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荐在简正。…时称良史。”《旧唐书。魏征传卷七十一》[6]。

在《旧唐书。孔颖达传》中也有载：

“六年，累除国子司业。岁余，迁太子右庶子，仍兼国子司业。与诸儒议历及明堂，皆从颖达之说。又与魏徵撰成《隋史》，加位散骑常侍”[3]。

而综合各种记载，实际上隋书的编修情况是：隋书原来是由魏征，颜师古，孔颖达负责，贞观七年颜师古拜秘书少监，“专典刊正”，不再修史，许敬宗由加入进来，另外青年学者敬播，李延寿也曾参与了删削。可以这样说，至始至终参与了《隋书》记传的编写工作的只有孔颖达一人，魏征虽然也是主要参与者，但是魏征对五史要“总加撰定”因此，他不可能象孔颖达一样专门着力于一本史书上。

可见，孔颖达在《隋书》的编撰过程中，所起的贯通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在颜师古退出修《隋书》后，他要接受新搭档进入修史工作，另一方面肯定也要指导新人共同进行修史工作，以保持《隋书》记传风格前后一致。在这点上，孔颖达所起的作用是其他史家无人可比拟和替代的。

而《隋书》的编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也被获“加位散骑常侍”。唐太宗对其史学才干十分赏识，于是将考订经书的工作继续交由他去做，以此成全了他的经学造诣。

“十一年，又与朝贤修定《五礼》，所有疑滞，咸谘决之。…（后又）撰《孝经义疏》（又）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诸儒受诏撰定《五经》义训，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旧唐书。孔颖达传》[3]

这样看来孔颖达的史学才能更早于其经学才能得以显现，重新确立和认可其史学地位更是显得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