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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在2006年有了超越农村的幸福感。与其说幸福感,不如说对城市“相对满意”。没能力改变的时候,选择就需要适当打折。
在可以寻找到的各国生活调查中,“幸福感”调查可能只存在于中国。美国人习惯于具体指标的量化,比如性生活和收入,在这方面,西雅图地区的人群名列前茅,但《纽约时报》的专栏却认为,生活在北卡罗来纳的人比他们过得更快活。法国人已经足够幸福,更乐于作政治化的调查,根据《世界报》的报道,他们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坚守种族主义,全然忘了法国本就是种族混杂、盛产移民的国度。幸福本身,只能被作为研究课题出现在西方社会学者的案台上。
其实幸福有限
荷兰人魏恩・荷文研究了不同国家之间的相对幸福度。排名前五位的国家分别是荷兰、冰岛、爱尔兰、丹麦和瑞典,而后五位分别为俄罗斯、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保加利亚。在魏恩・荷文的排名中,美国仅列幸福国度的第八位。在他看来,生活水平的过度提高会导致抑郁症的爆发,因此,稳定闲适的荷兰可以力压一路冲刺的美国。
在中国社科院发表的《2007中国社会蓝皮书》中,城市人的幸福感首次超越了农村人,但环顾周围,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城市人口的生活趋于稳定。对政府职能部门信任度的下降、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满成为主流,超过50%的人认为自己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这些抑郁的声音并非建立在“生活水平过度提高”的前提下。
农村人在2000年―2005年比城市人更加幸福,至少在书面上如此。但他们只会越来越多地面临比城市人更严峻的问题,连曾经不成为问题的住房也开始在房地产开发的风起云涌之下岌岌可危。那么,我只能理解,他们没有太多精力像城市人那样过多地关怀社会保障制度和就业难题――既然中国有80%的人还未能享受到社保待遇,既然他们是最不挑剔的就业者。在央视的“最佳年度雇主”选举中,应该很难出现农民工的投票,他们对生活的认同,来自于最本质的油盐柴米,这些东西显然更冷暖自知。
城市尽管有魅力,也有不同的弊端。土地流失后的农民进入城市,可以发现这里的可爱之处,更能感受其中的不平之处。或许,农村人有理由感到不满,和城市人相比,高达18倍的收入差距并非任何自我调整可以抚平。他们还可以对调查本身提出异议,将城市人和农村人分门别类,或许原本就很难带来幸福感。
拿什么来幸福?
“幸福感”是个无可奈何的表达,当找不到幸福的时候,就只能靠类似的感觉来弥补,尽管不扎实,起码能够聊以。
不幸福的人太多,在花式齐全的公民调查中,农民不幸福,农民工不幸福,城市草民不幸福,公务员不幸福,白领不幸福。在全民郁闷的图纸面前,你就很难了解,我们是失去了幸福的能力,还是找不到幸福的指标。
幸福总有相似,郁闷种类不一。经济、就业、社会大环境,每个人都可以说出自己的悲情缘由。《2007中国社会蓝皮书》中,贫富悬殊、金融风险、高失业率被罗列为中国社会面临的三大风险,一旦和经济有关,社会生态的疾患转嫁到人头上就成为割裂生活的伤口。
但对经济生活的不满并不构成缺失幸福感的主体原因。金钱和物质与幸福感仅略微相关――几乎所有有关幸福的研究都支持这一基本结论。至少公务员们将经济排在生活需求单的不显眼之处,“被尊重”和“存在感”成为首选。农村人更渴望的是和城市人相等的同城待遇,在这个前提之下,他们或许有能力靠自己来解决经济问题。这些单纯的愿景无不是幸福感的必经之路,问题在于,所有人的愿望被结合在一起,道路就会被打上死结。城市人一方面渴望安全感,一方面认为要靠驱逐农村人来实现它;农村人追求认同感,却因城市人的防范而不能满足。我们曾经靠户口所在地和生产方式来划分人群,但现在,这种划分却成为等级之别。
在拼命想幸福的同时,无意中阻碍了他人幸福的途径,这或许是我们缺失幸福感的原因。我们生活在富丽的酒店内,却享受不到美好时光,因为旅途中没有其他人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