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春:一生只做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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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次踏上火车至今，回首四十余年，命运只将王福春推向了一件事――拍摄火车上的中国人。说是命运的怂恿，是因为王福春在一开始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火车将会成为他一生拍摄的主题。

而从这一题材上获得成功，剥丝抽茧，也是王福春在命运的几个关键点做出独立选择的结果。

邀约王福春采访，第一次碰巧他去铁道部办事，介于他的身份和作品，铁道部特意批给他一张铁路免票证明，支持他继续拍摄动车高铁里的中国人；第二次约好时间见面，匆匆赶来的王福春，坐在桌子对面，精神矍铄，让人很难想象到他已经有七十多岁。和他聊天，很像跟自己的邻居大爷话家常，不会说些故弄玄虚的道理，切实地像黑土地上长大的人――有啥说啥。

听完王福春的故事，让人相信，命运最终会给实在的人一枚硕果。

人生大方向上，我把握得最准

王福春所拍摄的《火车上的中国人》，恐怕是国内摄影界知名度最高的作品之一。1990年代，“黑镜头”系列丛书出版时，就收录了王福春当年拍摄的几张火车上的肖像。那时，王福春正在摸索，作品已渐成系统，那些镜头经典又震撼人心：因困倦扒在椅背上艰难休息的乘客，在车厢里用麻将来打发旅途漫长时光的乘客，为了省钱而挤在一张硬卧上含情脉脉互视的情侣……看过这系列丛书的人，都记住了王福春的名字。

当时，王福春的身份还是一名铁路工人，却正是他创作的高峰期。1977年，“”结束，画着一手好画的王福春被调进三棵树车辆段工会做宣传干事，起初对摄影还没什么兴趣，偶然间被派去拍摄单位的劳模，才第一次摸到相机――一台老式的海鸥相机。

这一摸，他便没有停下来。“追溯到最早，这组作品应该就算是从1970年代开始。1978年改革开放，我就开始拍铁路，因为我是铁路职工，坐火车也不花钱，随便坐。利用坐火车机会，我看到很多车上有趣的故事，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状态，就把它们都拍下来了。”

1980年代至1990年代，正是中国铁路积极转型，日常生活结构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作为百姓能负担起的最重要交通方式，火车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迁徙，以及精神风貌。从一开始满车的解放服和解放帽，到改革开放以后的民工潮，封闭而满载的车厢，将时代的宏观变革凝缩为日常的微妙变化，王福春的工作让他有幸积累了很多珍贵而原生态的画面。

没几年，王福春遇到了人生第一个选择。工会主席想提拔这个爱摄影的小伙子，于是派他去车间当书记锻炼一下，以便日后提拔。但是一听要离开相机，王福春不干了，“我不喜欢，也干不了，就觉得摄影挺好”。两次下达任职令，王福春都拧着不去，一直到1984年，他听说哈尔滨铁路局研究所有个摄影师编制，便乐呵呵地立即转过去继续名正言顺地当摄影师。王福春说，他可能不是个在处理社会关系方面很灵光的人，头脑简单稀里糊涂的，但在人生大方向上，他把握得最准。

拿到免费的胶卷和相机，王福春拍起来更大胆也更有动力。他闭起眼睛回忆，那阵他一听不到火车咣当咣当的声音，就会失眠，长期在火车上生活，这已成为他的“催眠曲”；在火车上生活，他既见识过集体救人的感动瞬间（这让他也养成了随身带急救药物以方便旅客的生活习惯），也见识过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车厢管理混乱，犯罪分子公然在列车上吸毒和的场景。王福春经常把相机挂在左肩上，外面穿件外衣心梆梆直跳，相机拽出来按一张，手一松，顺势滑到衣服里遮住，不易被人发现。有些镜头没敢拍到，王福春现在念起来，依然充满遗憾，“但有些事情，很难完美，这是一种哲学”。

1998年，王福春选择了提前退休，他希望能够更自由地将时间用在摄影中。在工作期间，他也遇到了3次进京当摄影记者的机会，但就像他说的，自己“把握住了人生大方向”，留在黑土地上，继续拍火车上的人生百态。

“走过这么多年，我没有离开过铁路，也没有离开摄影。在我的生命中有多个岔路，可能会改变我，我都没有改变。因为我就适合干这个，给我下令当书记或这个那个，我连看都不看。对别人来讲，那还了得，提干不是好事吗？当官还不好吗？但我觉得没意思。回过头看，是傻的，但是傻人有傻命，我完成一件最喜欢的事，就够了。”

纪实摄影是一种“人学”

王福春将自己的拍摄比喻为挖井，当年他也挖了不少口“井”。早期，除了拍摄《火车上的中国人》，他也拍了《中国蒸汽机车》《黑土地》《东北人家》《东北人》《东北虎》等不少摄影项目。“摄影师面对拍摄题材，就像面对好多口井，有深有浅，有的只要再一锹下去就出水了，但可能因为缺少‘透视眼’，东挖一下西挖一下，没出水就丧失信心走了；而我觉得只要看清是否有水，就要坚持一挖到底。这是成熟的标志。”

从一开始的无意识拍摄，到积攒了上万张火车上生活的照片，王福春渐渐摸索到了自己的拍摄命题。说是命题，他觉得自己肩上有了完成这“命中之题”的责任。“这些照片不是眼下的事儿，需要过了很多年后回头看。拍二十多年的东北虎，回头看，虎是不会变的；而人在这几十年中，变化却非常大。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我拍的那些都是啥，全是解放帽、解放服、中山装，全是单一蓝色的。整个千人一服，千人一面，没有变化。进入1980年代末，人们开始留长发，穿喇叭裤，等进入1990年代的时候，时装开始丰富和时尚了。这个时候，开始千人千样。这个就是所谓的‘社会变化大’。”王福春隐约感受到，自己的摄影生命已经与火车上所体现的时代变化交织到一起，这种变化充满魅力，于是他再一次在重要节点上做出选择，逐渐放弃了其他摄影项目，只专攻一口“井”――火车题材。

2001年，王福春出版了画册《火车上的中国人》。这些厚积薄发的照片，以及漫长的时间线索让这组照片变得厚重而充满意味，这是他对那个变革年代所做的总结。2006年，中国铁路第六次大提速，动车、高铁走入人们的生活。原本想退休在家休息的王福春又开始躁动不安了。老骥伏枥，他希望做出时间跨度更长、更有历史重量的作品。于是，他借青藏铁路开通之际，重新登上火车。

更多的变化让王福春应接不暇：“你看手机的发展，最早是大哥大，后来是带天线的手机，前几年手机越变越小，现在（手机）又变大了。过去，我拍电视第一次出现在车厢里，全车厢的人都在看电视， 现在（火车里）电视就在乘客头上，大家却连头都不抬一下，全低头看自己的电脑、iPad或手机。我在车上拍低头族，这不又是时代在变化吗？”他意识到，这些都是值得用影像记录的，“拉开时间看，让人有感触”。

王福春的照片中充满细节，就像他说的，纪实摄影有时是一种“人学”，他拍的都是百姓生活，都是人们可视同时又容易被忽视的事物。生活化、情绪化、趣味化是他对自己多年拍摄的总结，国家大事他不拍，因为“没那个义务”，“拍得漂不漂亮也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能记录一段历史。

“2016年，改革开放38年时，我打算对这个项目再做一次总结，38年弹指一挥间，这将是一个完整的历程，中国铁路发展史的历程。”

找个好女人才能成事儿

王福春说，这么多年走来，能完成这个项目，有三个人在关键时刻帮助了他。

一是他的哥哥嫂子。三岁失去母亲，五岁失去父亲的王福春，和5个侄女侄子挤在一起长大。那时，嫂子在家照顾他们六个孩子，哥哥挣钱，初中刚毕业的王福春非常焦急地想赶紧参加工作，不能当家里“吃白食的”。但他哥哥嫂子却很偏爱这个小弟弟，硬着头皮逼他去报考中专铁路机车司机学校。

“当时家庭困难成那样，现在回头看，哥哥嫂子太伟大了。我当年周围的孩子，初中念下来的几个。这样我才接触到铁路，圆了我不敢想的梦。我为啥能走到今天，不懈地努力，不停地走，就是对哥嫂的回报。东北老百姓讲要出人头地，虽然赚钱我不行，这样对哥嫂也算是回报感恩。”如今，王福春的哥嫂早已过世，他有些唏嘘，特别遗憾到了自己有能力回报时，想回馈的人却早已不在。

第二位要感谢的人，王福春说他很少跟媒体提起，就是他的老伴儿。“一个好男人，找不到一个好女人，一生成不了事。”这是他最深刻的感受，自己能够全情投入在铁路上拍摄三四十年，是因为有个默默懂他的好女人，“就算一般的人，找了个好女人，也能成事儿。家里的女人太重要了。”

王福春的爱人是山东掖县人，和他一样也是从小没了父母。就他自己的话说，“山东女人特别疼人，有好的想着我，生活上也不怎么让心。”1980年代，在经济最困难的时期，王福春想说动自己的爱人“下海”挣点钱，当时他爱人在邮局上班，那也是数得上的稳定工作，“开始不愿意，后来看我这么坚持，也就听了我的，开了个影楼。不过挣了钱她自己都不怎么花，我一出差拍摄，就三千五千都揣我兜里了。”

王福春觉得自己最后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家庭没有拖后腿”，而且爱人也很欣赏他的作品，“如是前老三届高中生，她的文化课成绩一直都非常好。在艺术上，她能欣赏我，也能懂我。”这几年，王福春的展览办到了全国各地，乃至大洋彼岸，只要条件允许，他都会拉着老伴一起去开幕式。

从开始无意识拍摄，到后期有针对性地“打井”，王福春在关键的人生节点上，把握住自己的方向。机缘巧合也好，有意为之也好，上天似乎看准了这个有耐心、能吃苦的东北汉子，把这个任务放在了他肩上。他的名字如今与铁路再也难以分开。当看到自己的照片和照片承载的一幕幕历史时，他感到很满足，“作为一个摄影师，你尽职了，也尽责了，没有给历史留下空白，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