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东俱乐部:作产销间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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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你们是不是有米卖？”自从接下“谷东俱乐部”田间管理员一职后，赖青松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这个“谷东俱乐部”究竟是做什么的？很多人搞不清。谷东俱乐部，是将生产者与消费者结合起来，用类似合作社概念经营稻谷种植的组织。“谷东”隐含着“股东”的含义，让消费者分担成本、参与生产决策、生产的过程，最后获得约定量的稻谷。
2004年，已在日本获得环境法硕士学位的赖青松，受好友何金富邀请，成为台湾宜兰“谷东俱乐部”的田间管理员。在日本求学之前，赖青松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环境工程学系。因为在年少时期，曾回到乡下生活一年，与土地有非常亲密的接触，对土地的热爱与依赖从此深深扎根心底。大学毕业后，他曾经在“主妇联盟”工作。“主妇联盟”全名为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旨在推动环保教育与提升妇女关怀。主妇联盟里有个“共同购买”部门，这个部门以消费合作社的方式运作，找一些清净的食物以及环保的用品供应基金会的会员使用。赖青松一进主妇联盟，就担任“共同购买”部门的采购兼司机。在“共同购买”工作的五年里，赖青松和无数商家打交道，认识许多农友，那些人基本上都是台湾当时的有机生产者。在与他们接触的过程中，赖青松及朋友们苦恼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彼此信息不流通，存在理解上的障碍。
他们认为，在这个“东西买就好”的时代，食物本身最原始的意义已悄悄流失。“没有人能告诉消费者，现在放在超市或是便利商店货架上的稻米是什么人用什么方法在什么季节的什么地方所生产，等到有机会到产地一探究竟，才发现现在吃的大多是混合米、杂牌军，有时只是为了改变口感，争取消费者的青睐，这往往也代表了降低品质的有效手段。至于人们究竟吃下了哪里来的米饭，是谁辛苦生产，统统都变成无足轻重的细枝末节，没有人会在乎。当然若非有高效率市场机制存在，世界各地的产物无法在短时间满足人们的需求，人类也就无法过上舒适的生活。”但是，当一桩又一桩黑心商品事件被曝光，不得不承认，当消费者距离产地越来越遥远，需求与供应之间的沟通无法正常对话，消费者抱怨付出的金钱换不回等值的商品，而做事踏实愿意提供好质量的生产者，也会对失序的市场失去信心，因为他们发现与其提供更高品质的产品，倒不如花心思在包装设计以及讨好渠道商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显然隔着有一道高大、无形的墙。是否有比“共同购买”更能拉近消费端和生产端距离的方式，可以让彼此之间对话，并且产生信任？赖青松和何金富一直思考着。
何金富在新北市有一块农场，赖青松在假日或是工作之余经常会去拜访。闲聊之中，俩人逐渐清晰了“谷东俱乐部”的雏形――让有些消费者事先出资支持特定农夫，共同分担收成的风险，农夫在日常照料、耕作土地，采用大家认可的生产方式进行耕种，谷东们也要积极参与土地的耕种。这样即可以提供农民最基本的生活，又可以拉近农民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成为田间管理员
渴望回归耕作生活的赖青松，成了谷东们支持的“谷东农夫”――田间管理员。在“谷东俱乐部”里，田间管理员与一般农夫最大的差别在于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田间管理员所生产的东西并不受到市场上非特定大众消费者的选择，他为特定的消费者而生产，相当于一个订做的概念。所以，赖青松管理的“谷东俱乐部”不会做过量生产（只耕作一期的稻作，所以他最忙的时间是每年的二月一直到八月，九月到第二年的一月主要负责出货以及田间简单的照顾和管理），生产的面积和生产所得，满足谷东俱乐部谷东的约定量以及赖青松一家的需求即可，其他的时间，赖青松花在他更感兴趣的事情上，比如写作，做翻译或者是演讲。
谷东俱乐部在“产量不错，滋味一级棒”中有了一个好的开头。中间虽然遇到许多问题，但最终都被解决。在第五年的时候，田间管理员的职权有了一次调整。从原来的风险分摊，改为有增产就摊款的方式，这样的改变，将风险由谷东农夫自行承担，但继续维持原来的计划订购与预约生产。赖青松说：“原本农业生产跟消费的问题就在于生产跟消费两段的距离太过遥远，刚开始，谷东把两者绑在一起，两者之间的距离拉到最近。但是消费者基本上承担了所有的风险，减产损失，第一个损失的就是消费者。”改动过职权之后，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距离被稍微拉开了一点，但又不像现在社会上两者间的关系那么远，彼此之前完全是陌生的。这样做之后，虽然谷东农夫承担的风险变大，但他所承受的道义上的压力变小。在后来的谷东制里，消费者必须在收成前半年就支付股金。对生产者，也就是谷东农夫来说，还是可以缓解他的不少压力，而且预约订购的方式让生产具有计划性，产销之间就不会出现过多或者过少的问题。
将当农夫进行到底
从不了解种地的城里人，变成职业农夫，赖青松付出的不只是体力和脑力，还要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开始学种田时，赖青松已经34岁。“中年开始学种地，真的是重头开始。单是用好颇有重量的锄头就是一个挑战。”对于土生土长的农夫们来说，田里面的事情驾轻就熟，赖青松则是不断试挫。不过比起完全没有经验的人，赖青松并不担心也不害怕，小时候曾经在乡下爷爷家居住一年的记忆，让种田在他的脑海里有一种若有似无的熟悉感。可是究竟该如何开始，该怎么去做，老实说，他并不清楚。因为不想过分使用农药以及化学肥料，希望尽可能用自然农法的方法进行耕作。一开始种地，赖青松不断遭到同样种田的农夫们的嘲笑，而变化无常的天气，也让他领教了“靠老天爷赏饭吃”时老天爷的威力。他在一次次的错误中学习。
如今，谷东俱乐部已迈向第八年。从第一年的5.3公顷地到现在的5.6公顷地，谷东人数维持在三百人到四百人之间，耕地面积没有变得更大。在“谷东俱乐部”进行到两三年时，谷东俱乐部是否该扩大耕作面积不断被拿出来讨论，认真思考过规模化之后的种种以及自己究竟想要的是什么，赖青松维持了原来的耕作方式。他不想让谷东俱乐部变成一个农企业。“这样下来我就不需要下田了，而是努力去卖稻米。这就违反了我们想要做谷东俱乐部的初衷，并没有拉近产销之间的距离，而是回到了惯常的形式上。”
八年间，赖青松经历了许多的甘苦和无奈：有的谷东只愿意把谷东俱乐部当成是一种休闲的方式，除了资金投入并不太愿意更多地参与耕种过程；种田靠天吃饭，虽然有节奏但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日常安排，时常发生谷东要来帮忙插秧却遇上天气和条件不适，无事可做的情况，等等。作为谷东农夫除了照料土地，进行生产外，赖青松还将所有生产过程公开化、透明化，每月亲笔书写“谷东米报”，汇报田间作业的情况，以及与风雨虫鸟交手的田间心得，并召开谷东会议，进行“谷东土地旅行”等活动。
“谷东制”模式出来之后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以及许多人的效仿。不断有人问赖青松： “接下来你要做什么？”“你打算做多久的农夫？”他总是略显无奈，淡然地回答：“问这个问题的人，他们不觉得做农夫是个有趣的事情，不觉得做农夫将来有任何发展的可能，可是对我来说，做农夫就是‘终点’。我在做农夫之前换过很多工作，但是没有一个工作比当农夫做得更久。”
“我现在41岁。34岁那年我回乡下当农夫。在这之前，我一直想：或许到哪个国家生活会更好；或许以后会更好；或许找谁合作会更好。一直认为，彼时彼地会比此时此地更好。而现在我的心变安定了，觉得此时此地已然很好。”赖青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