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话痨窦文涛“不确定”的宅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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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说自话又害怕说话，随遇而安又认真成癖，犹豫不决又总被逼着前进，他把几种角色融合在―起扮演―个叫做窦文涛的中国话痨。

窦文涛说：“我一直在想，我要不要接受采访呢，我能说什么呢?我说不清楚。”

“说不清楚”是他对表达的怀疑，而“犹豫不决”则是他对自己的评价――“我每天穿什么衣服，戴哪款眼镜，都要来回想老半天呢，对我来说那是特大的事儿。”据说，窦文涛的一位画家朋友曾研究过他台上台下的表情，认为他的表情永远似笑非笑，“不确定”是他的常态。

说不清的窦文涛被称为中国第一话痨，十年了，他主持着中国最出名的一档脱口秀节目《锵锵三人行》，每天至少要说半小时的话，跑题跑得兴高采烈。而电视下，他却声称自己很不爱说话，与朋友在一起也是一个沉默的倾听者。“我更爱一个人独处，没事我在楼下这个院子看蜗牛也能看一天。”

幸好那天下午的采访，他没有沉默，几乎自说自话了4个多小时。“自己说话”是他最近的习惯，每当窦文涛加班加点工作后，他迫不及待地回到家打开电脑，打着字开始与自己的聊天――

“你这两天过得好么?”

“还好。”

说不清，不确定、都可以

窦文涛在《锵锵三人行》中总是歪着嘴、一脸暧昧的笑意，有观众开玩笑说那是淫笑。而正因为他这副“和稀泥”式的笑意，《锵锵三人行》里永远一派祥和，不可能成为观点冲突激烈的战场。

“除了极少数的大是大非原则之外，其他的事只要你们高兴，我怎么都行，无所谓。”窦文涛没观点，他跟什么观念的人都能聊在一起。“你和我说忧国忧民，我说太对了，我也有共鸣；转头另外一个人说，那都是伪君子，你别听他们的，我觉得也对啊。我更感兴趣的是你说得是不是引人入胜，说得是否有意思。任何一个观点在我看来都是有意思的。人们脑袋里怎么有各种千奇百怪的想法，这个是有意思的事。”

为了那点意思，窦文涛声称他生活中所有的笑容都堆在《锵锵三人行》这个节目里了，他的笑和他的逗乐子的幽默话好像流水一样，流动着去填补这个空间所有的空缺和安静，让这个节目始终是一场宾主尽欢的、热闹的、有趣的、有料的聊天。“比如说这个嘉宾讲得有意思，他的话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他就会失去说话的信心。所以我要给点他反应。主持人就像个空间，有两个人出现在我这个空间里，我要让我们整个合作变成一个美好的事情，是一个Happy的交流。缺什么，我就补什么，你停我说、你说我听，因为这两个人我希望你们在这里聊得舒服。三个好朋友，聊好了，不醉不归。”

这个善解人意的小特点，窦文涛把它归咎于河北人的性格，“石家庄就是一个离北京这么近的普通城市，也许我们仰望着首都人比较自卑，习惯于察言观色地抑制自己，比如说我喝那么多次酒就永远不会喝醉耍酒疯。”

从内地城市石家庄到深圳、香港大都会，从平凡一卒到知名主持人，在大众世俗眼中，窦文涛是成功人生的样板。而他却总觉得自己到哪都找不到北，在人生的选择上是失败者。“惠普前总裁说过一句话一一有些人就是当所有幸运之星在他面前一字排开，他依然会选择错误，我就是这种人，完全没有大局感、方向感。”

窦文涛从来不觉得自己坚定地选择了人生，做一个决定通常特别困难，“没事就前思后想地考虑108个可能。”去凤凰卫视是因为原来的老领导叫他去，做《锵锵三人行》是因为台长刘长乐让他做，他不记得自己要求过做任何事。“你看我这个没观点没追求的人不会主动去做一件事，我做的任何一件事，都是应别人要求做的。为什么呢?为了换回自己的生活。我满足你的需要，然后我换得一份酬劳，这份酬劳是为了我过好跟你无关的我个人那部分的生活，我觉得我更喜欢那样。”

强迫症

窦文涛说自己有一种病，“我要不就不干，干了就特别细致，我眼里不容沙子。一般我不做家务，可我一打扫就没完，比女人还细致。所以我说，好的资本家把我的病引导到工作上，他就有福气了。我爸也这样，他一直说忙不过来，眼镜腿掉了，他拿着胶粘起来，然后细细磨平能忙乎半天。我回家发现我儿时的日记本上写着一句――‘做任何事都要像对待一件艺术品一样’，根在那儿呢。我哥，我弟，我们全家都这样……哪怕明天要亡国，今天的文章要写得滴水不漏。”

2004年前在《锵锵三人行》之外，台里安排窦文涛加做一档新节目《文涛拍案》。别的主持人做8档节目还游刃有余，司是窦文涛做着两档节目就觉得自己要崩溃了，“我的作品感很强，很愚蠢，老认为那档节目是我的东西，其实不是。电视节目是各个环节中的人共同合作的东西，但是即使现在我还没把自己放到正确的位置上。我的性格是哪怕做一件事情可以无限地做下去，比如说做一个节目，我可以一年只做一个节目。可是你让我一年做几百档节目，这样我这个认真成病的人就很矛盾很痛苦。”一期《文涛拍案》，窦文涛要录5遍，同事们并不觉得第1遍和第5遍有什么区别。

而《锵锵三人行》则更是窦文涛一个人的-栏目，所有的细节、感觉都是窦文涛个人的美学。而作为一档电视节目，要求节目每天复制一遍，成为一个流水线上下来的产品，这种要求最让窦文涛苦不堪言的。“《锵锵三人行》要有聊天的味道和感觉，我没法让其他同事一下子明白这种感觉。好比说一个作家写小说，有一个公司说你一个礼拜写篇小说，我们给你一个组的人随便用，作家碰到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很多事情没有办法用语言讲清楚的，那种讲不清楚，这就是你的一种味道。创造一个什么东西，等于给自己下一个套。你这个事儿只有自己明白，你让我们怎么办?”

所以，窦文涛从来不觉得自己只是一个主持人，做完节目，他还要陪着所有的助理一起剪片子，“回家的半路上又忽然想起来哪句话要剪掉。3集《锵锵三人行》，讲了一个半小时的话，能记得住那句不该要的话吗?我也不想记的，但是在回家的路上，一切都从我头脑浮现出来了。”

那段时间，窦文涛的每星期例牌是两天两夜无法睡觉。后来他用一个词描述当时的状态――了无生趣。一个以玩乐为主工作为辅的人、一个鼠目寸光不想未来的人，怎么就变成工作狂了?“我好像一个机器人，对一切人和事都没真正的兴趣。我想着我要跟同事说话，是为了搞好同事关系，于是开5分钟玩笑转身就走。有意思么?我常常想，如果我明天死了呢?我这辈子怎么交代呢?”崩溃的边缘，窦文涛提出人生里第一个要求，《文涛拍案》停办了两年。

“认真成性是一种强迫症，这种病不好，这种病会让你很不适应现代社会的节奏，但是控制不住。”

宅男的隐秘世界

窦文涛自称骨子里有“厌世倾向”，只不过厌的是公众大世界，爱的是个人小生活。在他自己的小世界里，他活得那叫一个高兴。“你让我真的选择，我就是不想在陌生人的世界里

说任何话，做任何事，不想跟他们聊天，我也没有什么想向社会发表言论的欲望。我最大的精神世界，恐怕都是在我的个人生活里，是别人完全不知道的，那是跟出现在电视上的‘我’，完全天壤之别的、南辕北辙的、根本不同的。”

曾经有过那么两年的时间，窦文涛天天泡吧，“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一起聚会就是神采飞扬啊，好玩。”而现在的他更满足于自我的世界。他爱逛街、爱买衣服，爱深圳家边上这片花鸟市场里的花花草草，没事看棵草、看院子里的蜗牛能看得高兴；他爱天上云朵的变化丰富，拍下一万多张云彩的照片；他爱‘偷窥’，在罗湖关口就爱偷偷瞧一眼人家都从香港买什么东西回来了。他觉得看到的听到的都是好玩的，一路从家走到采访地点的几分钟，他看着树上叶子的形状变化都开心着。

周末他也和二三知己吃个饭，“我没有什么需要求人的，干活拿钱，所以基本不需要应酬。我交往的人就是我喜欢的人。”而其他90％的时间他就是一个人呆着，“我老觉得，要是女的跟我生活在一起的话，就会觉得我是个特别无趣的人。我自己觉得我的生活好玩，要是看在你眼里，闷都闷死你。”

窦文涛一个人呆在书房里是这样的：坐在东西南北的书架中，让书围着，地上摊开的是日本二玄社印的画或者是中国的古画，桌上同时放着七八本书，他一路铺开着，东看看西看看。“我怎么就觉得这么有意思呢?我没有感到过寂寞。”

他可能从来没有看完过任何一本书，所以他一直说自己在玩书。要不他就写字，没事跟王朔学的，在电脑上写一些不给人看的日记。“我写东西就是聊天，自己跟自己说话，自己解剖自己，这事怎么想的、怎么着的，写不完的。我觉得人生的意义可能在于记录。比如说头脑中出现过的任何一个念头，任何一种思想感情，可能都可以记录下来。我写的东西是不可能拿给第二个人看的，因为太真实了，甚至自己都没脸看。我问自己――你今天看上一个姑娘么?你对她感觉如何?”

或者有时候甚至什么都不做就是发呆，记录下发呆的自己，才知道原来心里的念头那么多，于是心乱如麻。从一个头绪陡转到另一个头绪，一切的无规则游动，才有他人生的那么多“不确定”、“没观点”和无所谓。

一个入错行的男“贼”

很多人都说《锵锵三人行》是讲“黄段子”起家的，他们记得十年前那个戴眼镜的小伙子兴奋地把饭桌话题搬上电视，在百无禁忌中别开生面、自成一景。“最近我在节目上就准备说说忏悔。那天一个作家抱怨堂堂大陆学了港台的八卦风，太没出息了。听了这话，我脸上就发烧，虽早模仿港台八卦，我就是其中的一分子。”

当时的窦文涛是《新周刊》前身《晨报》的编辑部主任。其他媒体都在采访一个演员的表演艺术，他教育自己的记者要学习香港，就得问刘德华有几个女朋友?而现在，记者问他：你有几个女朋友?他沉吟一下，说：“我们不讨论情感问题。”――“我进步了嘛!我现在就挺想跟八卦媒体的主编说，我理解你们怎么想，但是你们将来会改变。因为我当年也是你们这么想的。”

最初窦文涛在节目中讲男女，也讲自己养花养草、见人见事的琐碎生活。十年了，他觉得每天一档的《锵锵三人行》就是他的真人秀。他在这档节目中贩卖过自己，过自己，而现在他把自己的一切都裹严实了。“不可能了。因为孩子被成人化、社会化之后，个人生活和公众世界已经截然分开。老讲个人生活有多大意思呢?你的个人生活那点事，这也是一个有限的资源，反复说也太没追求了。”

但是窦文涛认定的《锵锵三人行》还是一档贩卖真诚的“”节目。他相信因果报应，总觉得在媒体上的不真诚是要有报应的。“今天我已经厌弃十年前的我了，你再让我做回十年前的我不可能了'但是今天我也有今天的真实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一直说不要做伪君子，但是不做伪君子不等于就要去做坏人。现在，我说的真实就是把自己的心路历程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每个人都经历着从小人到君子的过程。”

十年，窦文涛成为一个躲在角落里的观察者，成为一个对说话现象感兴趣的爱好者，成为关注自己这部电影的自省者。“我看了很多东西，看了各种各样的书，整天在观察世界和朋友交往，有很多生命的体验。我要把这种体验跟大家分享。”十年，窦文涛这个片子，永远在直播。“回到真实的自我，其实自我也在变化，于是我随时随处把这个变化，在节目当中同时进行时地跟观众来分享。”

十年，说话变成了窦文涛的工作，让窦文涛对自己的节目爱恨交织。“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他反复念叨这句话，身为名嘴的他一直深刻地确认自己是入错主持人这一行了。“我生活中本质上是不说话的，说话也有一点颠三倒四，不像人家这么出口成章。你把我摆上台，我就得说话。说话在生活中对你们来说不是事儿，但是上台说话对我来说是一个事儿，我有负担。”

十年，他成名了。“我不是那种什么都不在乎的人，其实我这个人心眼都很小，什么事都当事的。我就发现像我这么认真的人，引起人们关注之后，对我的生活和心绪会影响太大，搞得我没法正常生活了。”

这样的窦文涛决心“做贼”。对一个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孩子来说，窦文涛从小觉得成龙、李连杰是名人，他们是很遥远的，“但是有一天别人告诉你，你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到今天我没有办法承认自己是一个名人，没有办法承认自己是一个明星。我就是本分地在工作，也不炒作，人多的地方我也不去。我跟你们接触的唯一关系就是做出这两个节目，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关系吧。”现实和期望的反差让窦文涛觉得自己活得像一个“贼”。

“好事也像贼一样，坏事也像贼一样，什么都不想让人知道。其实我就是有个自私念头：我能不能占一点你们出名的便宜，但是别吃一点出名的亏。不能太出名，太火了，钱并没多挣，但是为名所累；不能不出名，不出名我就没有这个身价，就不值这个钱。难么?难!因为我还是相信因果报应。我们不是贵族，我们出生贫贱，活到现在你赚的钱比一般人多，凭什么?难道你不承受报应?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是吧?你以为你就能这么自得其乐了?社会就放过你了?我觉得没有这么简单。”

如此的窦文涛号称这么多年，一直谨小慎微。不求名望发达，只求常在河边走也能不湿鞋。“感觉经常有人在背后逼你。收视率、广告、领导或者观众，他们所谓对你有要求，他们逼你，那你就要创新，那就没办法。只要你们不来逼我，我自己觉得活得挺好的。节目这样十年没变化，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