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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艺术得失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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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美展频繁,尤其是个展,隔三岔五就冒出一个,似乎支撑着画坛的繁荣景象。参观画展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快事。而且又可免挤公交车之苦。因为画展开幕那天,仙子必驾自家车来接我去看。不久前,我俩见识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国画个展。仅花篮就摆了数十个,还有剪彩、鸣炮、吹吹打打等节目。但展出的作品却难以恭维。虽然不象商品应市的“行画”、“应酬画”那样匆忙草率,却没有几件称得上有“意境”的作品。

意境不分优劣。“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勾’,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①(引自王国维《人间词话》)国画界根据意境的“深”或“浅”,“大”或“小”,将作品分为佳品、妙品、神品等,习惯上又称为上品或精品。而比较粗糙,没有意境的“行画”、“应酬画”,统称为下品或无品味的画。

意境一词源于晚清学者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尽管前人对意境这一美学范畴从理论和实践上作过探讨,如气质说,兴趣说,神韵说等等,但真正提出了整套意境论者只是王国维。

表现在文艺作品(包括某些园林艺术、盆景艺术)的意境。实质上只能通过视觉传达成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境界。即“言外之意,弦外之响”。辞海诠释:“具体说,意境是通过艺术构思所创造的并表现于艺术品中的形象化和典型化的社会环境或自然环境和深情或深意的完美统一”。

20多年来,为求齐白石的上品之作,仙子四处奔波探宝,可谓煞费苦心,但却未能遂愿,她一直对章姓人家那幅齐白石的山水《远山松林图》(纸本、13.5×33cm、1935年)垂涎欲滴。尽管她的“磨”劲惊人,而人家就是舍不得脱手。可见,精品的艺术魅力有多大!

如果说意境是作品的灵魂,有意境者生,无意境者死。凡能“永生”的作品,皆是意境隽永者。如齐白石的《发财图》、徐悲鸿的《群马图》、黄胄的《洪荒风雪》、吴凡的《蒲公英》等等。

“画如其人”与“意境似其人”是相辅相成的。“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令我们看了,不但欢喜赏玩,尤能发生感动,造成精神上的影响。”②(《热风・随感录(四十三)》(1919年),《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04页)

齐白石的《发财图》(115×52cm、1927年)是他的代表作,从构图与创作过程,大致可以悟到,意境是怎样形成的:1927年,有人要他画“发财图”,而发财的门路太多,究竟画什么呢?画财神爷,当大官人都不行,而抢劫勒索更不仁道,只有勤谨为人――务实劳作,做生意,精打细算才能致富。于是画了一架算盘。这种绝想与平中见奇的构图,令人在高尚、绝妙与奇趣的意境中,获得意想不到的精神陶冶。

俄罗斯画家列维坦的《费拉基米尔卡》(79×123CM.1892年),是影响极大的经典之作。他的朋友看了此画后,伤心得仰天嚎啕。一幅画竟有此等魔力?但事实如斯。人们说,此画是一首悲愤的诗,这话中肯。朗吉弩斯如是说:“演说家的描写同诗人的描写是两回事:诗歌描写的目的是惊心动魄,而散文描写的目的是表达力。”③(《艺术心理学》[俄]列・谢・维戈茨基著,周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第320页)还是从绘画语言中的画情画意中去领悟:画面描绘一条通往西伯利亚流放地的古道。那是布满革命者的苦难、鲜血和眼泪的道路。可以窥见,创作时画家对革命者充满着无限的同情,身同感受,心情起伏跌荡。在视平线压得极低的画面上,凸显出压抑、郁闷以及沉冤莫白的荒凉……可见,动情之作,才能与读者产生共鸣效应。

这里有必要强调画家情感的归宿。即表现情感并非作画之目的。只有将“情”上升到“意”,上升到或健康、或优美、或悲愤、或宏壮的意境,才能打动人心,成为人民群众的精神粮食。

论画家的资质、水准如何,都不可背离这一规律,大师也不例外。“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杜甫:《戏题王宰画水图歌》)不正是“为伊消得人憔悴”吗?

反言之,那种面对一沓订单,终日像机器一样生产画作,信手涂鸦,无暇研考,免不了粗制滥造,缺乏美感,这类下品之作哪来意境可言?

仙子收藏齐白石的作品51件。其中49件创作于1922-1943年,为齐白石定居北京后的行画,无一精品。其余2件分别创作于1916、1918年,虽然画得较为认真,讲究笔墨与气韵,但笔墨与章法太似石涛,更不能列为上品。

可是,有人说大师的“行画”、“应酬画”都是墨宝,多多益善。齐白石的作品数量巨大,堪称20世纪中国画坛之最。他成功的经验就在于画得特别多,“质”来自于“量”,数量越多,其上品才会相应增多。

这种观点笔者不敢苟同。所谓墨宝,纯属“敬辞”,也叫“敬语”,尚无实质意义。至于“质”与“量”的论说,用于此也不恰当。固然“质”产生于“量”,那是画家修炼的途径。而应市丹青的创作,宛若鲜花生长于泥土,鲜花(质)可以上市,而泥土(量)却不能冒充鲜花出售的。

1919年,齐白石定居于北京,开始了职业画家生涯,面对封建士大夫文人,贩卖摹本画的奸商及黑道,恶意中伤不绝于耳:“齐木匠”、“百工之流”、“野狐禅”、“薛蟠体,”……在逆境中艰难生存。但大师献身国画艺术的精神与意志从未动摇。1920年先后在友人陈师曾,徐悲鸿的相助下,终于打开了市场局面。慕名来求购字画的人排起了长队。他终日为完成订单忙于应酬,身心俱疲,无暇顾及精品创作。历经30年(1919-1949),致使大量疏于生活,没有品味的不经意之作流入社会,对大师本人及市场都产生了负面影响。于是,1921年前后,以张大干为首的王雪涛,陈半丁等名家,向齐白石提出了发展事业的战略决策:改变作画与销售方法。即停止出售行画,花时间搞精品出售:放弃按尺幅定价,采取自定价格。张大干则献身说法:可以集中精力画精品,大幅提高画价,收入不降反增,对自己,对市场两利。后两位画家的影响在齐、张之下,希望齐白石作品提价后跟着来。而齐的影响已超过张,作品定价比张高,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他却没有这样做。继续按老办法出售行画。铸成他最大的失误。王雪涛无不感伤地说,为了生计,多画点小幅的花鸟画好出售。

齐白石为何不接受同道的劝告呢?究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劳动人民朴素的思想情怀使然。他在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年代“避乡乱”而去北京谋生发展的,相较故土苦难的白石铺乡民,自己又是幸运的:市场好不容易接纳了他,“知足长乐”,不必提高画价。其二,过去市场价格长期停留在低价位,他已进入适应性发展阶段,若将大量订单退回,或贸然提高(改变)定价,有损个人信誉。从心理角度分析,他的适应性及担心,是促使他不愿改变生活现状的重要因素。倘若不理友人的劝告,齐白石会面临生存危机,当然他会接受的。而核心问题应该是第三条,即他负有认识与前瞻失误的责任。如果齐白石采纳了精品战略。可以断言,他留下来的精品会更为可观,其造诣与贡献亦将更高更大。

正因为这种失误,齐白石的传世精品相对较少,而张大干的明智,留下来的精品较多,作品质量(指精品与行画)相差悬殊,其售价的反差十分明显。

1994年3月27日,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在北京举办美术作品拍卖会,齐白石的《松鹰图》(纸本、66×364cm、1933年作)售价人民币176万元,而张大干的《石梁飞瀑》(纸本、268×91cm,1936年作)却以人民币209万元成交。如果《松鹰图》系上品,其售价无疑会反超。更有甚者,齐白石的一幅《花卉》,售价9万元,而尺幅更小的《册页》是张大干的精品,售价高达43万元,为齐画的近5倍。不啻是市场见白刃呵!然而,历史虽然无情,但却是公正的。

“公正老人”是这样对待已故湖南省著名花鸟画家王憨山的,他的作品市场售价:精品是行画的10倍以上。如4尺方斗,精品为7万元左右,行画6千元左右。而且是“精品难买,行画易得。”

仙子垂涎的《远山松林图》,比出版的那幅稍有逊色,但仍不失为齐白石的精品。她终于将此墨宝“磨”到了手。她是用68万元,另加齐白石的10幅行画交换的。不过,那10幅画,迟早她会赎回来的。

画家要树立精品意识,尤其是名家、大家。就说办个展,应该是画家展示精品与实力的舞台,不能让“充数”之作亮相。不过,说齐白石的“行画”是相对而言的。万不可与“充数”之作同日而语。大师出手不凡,尽管行画未能代表他的艺术水准,却也不会沦为一般画家的水平。正因如此,仙子才决心不惜代价,将与人交换的行画再弄回来。

齐白石为后人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与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他独创的画风,已经影响并将继续影响我国几代画家。无愧为20世纪我国最杰出的中国画大师。

对一位大师不必苛求。但对其艺术得失,尤其是失误进行剖析,既无损于大师的形象,又可继续往开来,成就更多的大师。从现实与前瞻层面来讲,这一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

(作者单位:华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