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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何畏(1977—),男,四川成都人,云南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政区地理、边疆史地。
摘要:辽代疆域不是由“五道”组成,在辽代,没有“道”这一级政区。“五京”是长期逐渐建立的,建立过程不是划分“道”的过程。“五京”即五府,地位高于州,但只能管辖周边少数州县,其余州军属于辽中央政府直辖。
关键词:辽代 道 五京 政区
《辽史·地理志》在记载辽的政区时,将其分为“五道”,即“上京道”、“东京道”、“南京道”、“中京道”及“西京道”,分别加以记载,似乎辽代的“道”是其一级行政区,全国共由五道组成。然而近年来,关树东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认为“道”不是辽代的一级政区,出现这种说法的始作俑者是《辽史》编纂者。①本文拟从辽“五京”的建立过程和地名学角度,进一步说明在辽代不存在“道”一级政区,“京”也不能管辖大多数州县。
辽代的疆域“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臚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②,各级政区加起来“总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③,已远远超过“五道”所记载的范围。事实上,即使存在,所谓“五道”也仅是指以农耕为主、居民多为汉族的地区。
首先,我们来看看“分”为五京道的问题。辽代的五京,并不是一次性建立的,史料记载其过程是:
1、皇都。契丹建国不久,太祖神册三年(918年),建皇都,府曰临潢④。
2、(旧)南京。在征服了渤海国以后,太宗天显三年(928年),“升东平郡为南京”⑤。
3、上京、(新)南京、东京。(太宗会同元年十一月,即938年)“是月,晋复遣赵莹奉表来贺,以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六州并图籍来献。于是诏以皇都为上京,府曰临潢。升幽州为南京,南京为东京。”⑥
4、中京。(圣宗)“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春正月,建中京。”⑦
5、西京。(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年)十一月丁卯,改云州为西京。”⑧
根据这些记载,《辽史·地理志》所含地理信息的标准年代,应在1044年以后,此时已是辽代的中后期了。所以就算“五道”说法成立,也是辽代后期的事,在辽代大多数时间里,“五京”并不存在,“五京道”就更不存在了。
进一步分析,上述史料还说明了以下问题:
1、契丹建国初期,只有皇都,或者说只有“一京”(但提法称“都”)。
2、真正第一个“京”是“南京”,也即后来的“东京”,设立的背景是征服了渤海国,在其故地选择了各方面条件较好的东平郡,“升”其为南京。
3、在石敬瑭献幽云十六州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因为这种形势的需要,契丹统治集团作出了重大调整,出现了“三京”。“三京”是一起出现的,但主角是南京,其他两京的改动,都是为了配合南京,理由如下:(1) “升”幽州为南京。南京又名燕京,为什么不就叫燕京呢?这样原来的“南京”也不用再改名。原因可能一是地理位置的确更靠南;二是“南”字含有对汉族地区管理的意味;三是为了凑一种形式,地名专名都用方位词。所以原来的南京只能屈居配角,被迫改为东京。(2) 不仅东京是配角,某种意义上连皇都也成了配角。本来,在提法上,皇都比“某京”更尊崇,因为没有前缀。但是此时皇都同南京、东京一样变成了“某京”,只是为了显示还是有一点区别,称“上”而已。为了配合其他两京名称上的形式,凑成规整的形式,“皇都”也“被迫”改了名。
4、在三京并立数十年之后,1007年新建了中京。
5、西京的建立,是1044年“改”的。至此,在专名形式上终于“上、南、东、西、中”齐整了,《辽史·地理志》开篇序言里说“于是五京备焉”⑨,充分暴露了这种思想。
6、在提法上,皇都先“定”后“改”;东京先“升”后“改”;南京是“升”;中京是“建”;西京是“改”。“定”和“建”是在原有疆域内,“升”和“改”是在新的疆域内。总之,辽从来没有“分”为五京,五京的建立过程前后一百余年,直到后期才“五京备焉”。
上述史料都只说明了五京的建立过程,没有说建立了以后要管辖哪些地方,更没有说全国就划给这五京分片管理。例如西京,即原来的云州,石敬瑭献土的时候就变成了辽的疆土,但是一百多年后才变为西京,如果西京是一级行政区的话,那么此前这片土地属于哪个京管理?
在辽史太祖、太宗、圣宗、兴宗本纪中,关于五京建立的记载,都只说了建“京”,没有提到建“道”或“以京为道”,更没有说这五个京分别管理哪些区域。值得注意的是,《辽史·地理志》序言中对全国政区的总结也未提到“道”这种建制。《辽史》中提到“道”的地方有两处:一是地理志中作为每一个区域的标题;一是百官志中各地转运使用“道”作为标题进行划分罗列。⑩从用例上看,这两处都是标题,而非正文。地理志的正文在记载地名、沿革时,百官志的正文在记载官名时,都未出现“道”的提法,甚至于整部《辽史》的其他地方也几乎没有出现“道”字。这说明“道”并不是辽代一个正式的称谓,类似于现代地理著作中为了方便分区叙述,将“东北地区”、“西南地区”等作为标题,而非本身的地名,更非政区名称。
再看正文,以西京为例。“西京大同府,……大同来属,因建西京。敌楼、棚橹具。广袤二十里。……初为大同军节度,重熙十三年升为西京,府曰大同。统州二,县七。”后面记载了大同县、云中县等七县,弘州、德州等二州。
可是,后面除了州二、县七以外,在“西京道”的记载中,还有很多州、军等,如奉圣州、天德军等。这些军州,究竟属于谁来管理?“西京”作为一个“道”来管理它们吗?
对上面的记载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西京等于大同府,虽然地位高,但从政区角度上看和奉圣州、天德军等一样直属中央管理,它自己下辖二州七县(这里的州与县基本平级,有点类似于现代的县级市);第二种理解,西京不等于大同府,西京管理所有“西京道”的地区,包括大同府、奉圣州、天德军等,大同府只管二州七县。
两种理解,有一点是一致的,这也是记载明确的,即大同府只管理二州七县,不包括奉圣州、天德军等若干军州。两种理解的核心问题是:西京等不等于大同府?
笔者认为应该是第一种理解,即西京就是大同府,它只管理二州七县。理由如下:
1、从用例上看,“西京大同府”是主语,后面都是对它的记载,直至“统州二、县七”。如果西京是“道”,为何在“西京道”一条下不先整体记载“道”的沿革及统州县总数然后再分别记大同府、奉圣州、天德军等“道辖”府军州?
2、西京是地名,就是指大同府,也就是以前的云州。本纪中多次出现“幸西京”“幸怀州”等语,说明都是指具体地名。还有,奉圣州“西北至西京四百四十里”,此处西京很明显是指地名而非政区。
3、西京就是以前的云州,“改”为西京。云州是幽云十六州之一,奉圣州就是以前的新州,也在其中。也就是说以前云、新二州地位相同,改的是云州,也就是以前云州的范围,并不包括新州。况且,前面已经说过,找不出记载证明改为西京后要管理奉圣州(即新州)。(作者单位:云南大学)
注解:
①参见关树东:《辽朝州县制度中的“道”“路”问题探研》,《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129-143页。
②《辽史》卷37《地理志一》。
③《辽史》卷37《地理志一》。
④见《辽史》卷37《地理志一》。
⑤《辽史》卷3《太宗上》。
⑥《辽史》卷4《太宗下》。
⑦《辽史》卷14《圣宗五》。
⑧《辽史》卷19《兴宗二》。
⑨《辽史》卷37《地理志一》。
⑩见《辽史》卷41《地理志五》。见《辽史》卷48《百官志四》。《辽史》卷41《地理志五》。见《辽史》卷22《道宗二》。《辽史》卷41《地理志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