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兰、裘锡圭文字学思想差异浅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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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立足于唐兰先生的《中国文字学》与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概论》来探讨唐裘两位先生在文字学思想方面的差异。首先通过对两人的生平研究的侧重点进行分析，论述两人在阐述文字学思想、论述方法、论点的措辞、论据选择方面存在的差异；其次从文字的演变，文字的发生及文字的构成等三个方面探讨两人文字学思想的差别；最后，探寻两人文字学思想差异的原因及各自的贡献。

关键词：文字学思想；唐兰；裘锡圭；《中国文字学》；《文字学概论》

中图分类号：K82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2

唐兰先生和裘锡圭先生是文字学思想方面的大师，现阶段，大多数人都把两人的文字学思想方面的著作作为学习文字学的蓝本。尽管对两人的某些思想依然存在很大争议，尤其在“六书”说和“三书”说上。关于这方面的论文俯拾皆是，如《浅议“六书”“三书”》（肖方平），《“三书说”比较说略》（张先坦）之类。当然，争议是真理的必经之路，这恰恰证明了两者理论的价值。目前关于唐裘两人文字学思想的差异的研究，笔者考察了一定的背景，发现有一些期刊论文从两者的文字学思想差异都只是做一些零星的涉及。故笔者以此为切入点，主要是从两书学术侧重之差异、书目编排之差异、对汉字发生时代、性质及“八分”的看法之差异、对传统“六书说”的批评及各自新“三书说”之差异、写作的学术背景及贡献内容之差异等五个方面来说明。

一、 学术侧重之差异

两人的研究轨迹的差异，造就两人知识体系构成方面差异，故两人著作在语言措辞和论点选材方面就有很大不同，这些差异通过研读《中国文字学》和《文字学概论》就能找出一二。唐兰先生的《中国文字学》用词自信而清晰，书中常有论断之句的提出。如，“三书，可以包括一切中国文字，只要把每一类的界限，特征，弄清楚了，不论谁去分析，都可以有同样的结果”。在作此书时，对自己前期的作品多有涉及，如在51页就有这样的句子“我在《殷奇佚存》的叙里还说过”。又因为他曾写过文字学密切相关的《古文字学导论》，所以他在写《中国文字学》时，主要是厘定概念，而省略了大量的具体论证，大有鸟瞰中国文字学之势。而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论》中，对于论点的提出方面一般持谨慎的态度，不直接对前人的理论加以批判，而是通过大量的例证，充分利用了他的在文字研究方面的造诣和研究成果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如在阐述自己的“三书说”时，就用了大量的甲骨文、金文等加以说明。如果是无法用大量事实来说明的，他绝不会当即就下一个结论，而是把问题留给读者自己来思考。如，在关于“八分”得名的原因研究中，他就列举了古人的各种说法，然后说“究竟哪一说符合或最接近进入八分命名者的原意现在已经难以确定了，也有可能这些说法全都是不正确的”。

二、书目编排之差异

《中国文字学》和《文字学概论》两书，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唐兰先生和裘锡圭先生在理论创建方面的成果。这两部书的主要理论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探讨中国文字的起源，研究汉字的构成，追溯汉字的发展演变。书的用途各异，因此书的编排结构很不一样，唐兰先生的书是界定文字学理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裘锡圭先生的书是在唐兰先生对文字学界定之后的思考，主要是用于教学，故对文字学领域内的争议说得相对详细。

现以两书的目录为例，从中揣摩各自的侧重点及思路。唐兰先生重整体轮廓，因此目录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文字学范围的界定、文字发生的时代、文字的构成、文字的演化和变革。其中最有特色的当属“文字的演化”和“文字的变革”等。在编录文字的演化时，就有包括如用“绘画・锲刻・书写・印刷，行款・形式・结构・笔画，趋简・好繁・尚同・别异，致用・观美・创新・复古，混淆・错误・改易・是正・淘汰・选择”直接将造成文字演化的因素运用于标题上，如此，只要看到标题读者就会明白他要说明的是关于文字演化的原因。诚然，在这个什么都要求深奥的年代，我们完全可以学习这样的做法，因为文化是必须经过传播才有意义，普通读者能读懂的理论自然是最好普及的。

《文字学概论》实际上是为了说明文字学领域三个主体部分―文字的性质、形成和演变。在说明文字的演变过程时，作者没有像唐兰先生那样把演化和变革分作两部分来写，而是以变革为主线，中间略微夹带了些文字的演化。这样很好的告诉了读者其实演化和变革是两个彼此相依无法分割的两个部分。在文字形体的演变之上与唐兰先生的第一章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异，那就是裘锡圭先生将秦系文字划分到了古文字的范畴。唐兰先生以文字变革的主要字体为主线，而裘锡圭先生直接陈述了隶楷阶段各字形的相互影响。

三、对汉字发生时代、性质及“八分”的看法之差异

首先，两人对文字的发生的时代的看法不同，唐兰先生意识到文字发生的时代在文献里没有直接的凭据，只能寻求其他的途径来寻找答案。从文字本身来看，现能考察的各种古籍最早的也只有商代的文字；从历史的角度来推测，历史是在文字很发展以后才能产生的；从历法的发明及卜辞的研究的角度，得出文字远在夏以前已经有了，于是推定文字发生应远在夏以前，至少在四五千年前。关于文字的发生形成和发展，裘锡圭先生认为由于缺乏原始文字的资料，没有复原汉字形成的具体过程，所以只能做一些初步的推测。对于原始汉字有关资料是否具有汉字的特征的研究，推断，我国原始社会时代普遍使用的几何形符号还不是文字。“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可能与原始汉字同时存在，相互影响，或曾对原始汉字的产生起过一定的作用，距离事实大概不会太远”，于此，他推测的结果是，汉字形成过程开始的时间，大概不会晚于公元前第三千年中期。

其次，定义中国文字的性质的时候，唐兰先生对现有资料和观点的批判，否定了中国语言为单音节语，认为中国语言对大体是由单音节语和双音节语构成，由于无法弄清楚古汉语的读法，所以无法做出定论；其后又批判了中国古代汉语有复辅音的说法；最后提出“如果硬要给中国语言下个定义的话，那就说是“声调语”吧”。而裘锡圭先生从语言的角度比较了近代研究中的一些叫法中来寻找可能，从把文字作为语言的符号的角度出发，认定一种文字的性质就是由这种文字所使用的符号的性质决定的，所以把中国文字定义为意符音符记号文字。另外，如果把字符看做在语素层次，那就可以定义文字体系为语素-音节文字（即使用属于语素这个层次的字符，又使用表示音节的字符的文字）。在这一点上唐兰先生显然没有裘锡圭先生对汉字的性质定义清楚的。

再次，唐兰先生在他的《谈谈文字学》中提到，“文字学就是研究这些文字的形体的科学”“研究文字学最好的方法就是研究中国文字的历史与其该走的路”。从这些话语中，可以看出，汉字的演化和变革过程是唐兰先生文字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关于汉字的演变过程，他说理论上来讲，应该是对着简易的目标前进的，在这一点上两人的观点是相似的。但是，在说到汉字的变革过程时，两人的观点有了分歧。裘锡圭先生认为唐兰先生把古文字分为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文字、六国文字和秦系文字四类，这种方法也能够反映出古文字形体变革过程的一些重要特点，但是其实这四类文字之间的界线并不是十分明确，所以他在写书时主体注重的是用大量的史料来说明各阶段文字的特点，而未涉及到这四类文字的区分。

最后还有关于“八分”的说法，唐兰先生认为王的说法是对的，在《文字志》中古书三十六种有楷书而没有“八分”，所以楷书就是“八分”。例证是在毛宏的教秘书中却只是八分，这就很像近代所谓寸楷，一般要学书，非得从八分楷法入手不可，所以他的观点是八分就是楷体，而裘锡圭先生认为汉隶才是“八分”，其依据是启功的《古代字体论稿》。在涉及了“八分”得名原因的问题时，唐先生认为“八分”是“割程隶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裘先生则陈列了现存的各种可能的情况，并且对当代各学者的观点进行辨析，但是最后没有做一个总结，并陈述自己的理论。

四、对传统“六书说”的批评及各自新“三书说”之差异

关于唐裘两先生的文字学方面的思想，在《中国文字学》和《文字学概论》两本书中有足够的体现，最可圈可点的当属两人对“六书说”的态度和“三书说”的提出上。六书是造字之本，也就是造字的六种方法和原理，既然它是理论，那么这六种造字方法就必须要有清楚的界定。这些造字法之间是否有明显的差别，两种造字法之间重叠的地方是不是能引起争议，有没有充足而准确的例证，都将是这些造字法能否让大家信服的依据。

在这一点上，唐兰先生对“六书说”是持很明显的批判态度的，首先他认为，“六书说”的界定粗疏。其理由是，象形、象意、象声就已经包括了字的形音义三方面，为了把图画的实物的文字和少数的记号文字分开，所以多出了一种象事。至于转注和假借，根本就不属于造字法，而是汉字孳乳的一种方式。其次，是“六书说”的义例问题。 这一问题是“六书”界限不清导致的必然结果，不明晰的定义，就使得一些字的归类不同，使得后人的解释，各执一词。对于刘昕、班固、许慎三家说法，清代学者讨论得很多，但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即使在条例最详细的《说文解字》中，每一书的例子也都只有一两例，并且没有注明某字属于某“书”，也未能清晰表达每一“书”的定义。如郑樵的《六书略》，因没有看到许慎义例本身的缺点，对于不容易分类的字，只好采用“声兼意”一类的迁就方法。所以唐兰先生不得不提出“三说书”，以达到不迁就的目的。“三书说”的内容为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形声文字，据唐先生自己的看法，这三种基本类型包尽了一切的中国文字。裘锡圭先生对此有很大的意见。

裘锡圭先生认为，六书说很难从实际出发去将汉字完全归类，这是先立其名而后将汉字归类的结果。例如，象形字和指事字，前者所用的字符像实物之形，所代表的词是所想之物的名称。后者用的是抽象的形符，所代表的词不是“物”的名称，而是“事”的名称。这两类字的区别似乎很明确。但是实际上却有不少字是难确定它们究竟应该归入哪一类。“六书说”建立之初是有其重要意义的，对现如今汉字的研究也有很大的意义，但是自从它建立其威信时，很多学者就限于此，做了很多没有必要的研究。如，就如何对转注下定义这种说法就有很多，在裘锡圭先生的书中就列举了九种。裘先生不希望大家再陷于这毫无意义的探讨中，因此，他开始探寻文字史上“六书说”的异声，唐兰先生的“三书说”进入了裘锡圭先生的视线。并且，他在此基础上做出的自己的判断，认为唐兰先生的三书说――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形声文字没有多少价值，其理由是三书说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完全没有必要将象形字单独列为一书，象意字就可以把它包括其中；其次，没有给非图画文字类型的表意字留下位置，裘先生推测唐先生可能认为这些字都是后起的，数量也不多，故能不管，在裘先生看来这是一种不认真解决问题的态度；最后，没有把假借字列入汉字基本类型，这是不对的，假借字不但在构造上有自己的特性而且数量也很庞大，作用也很重要，不把假借字看作一种汉字的基本类型实在是没法反映出汉字的本质。在此基础上，裘锡圭先生提出了自己的“三书说”――表意字、假借字和形声字。分别是使用意符、音符还有同时使用意符和音符的造字法造的字。另外他还将三书不能概括的文字进行归类，分别命名为记号字、半记号字、变体表音字、合音字、两声字。

五、学术背景及贡献内容之差异

由于唐兰先生和裘锡圭先生处于不同的时代，所以知识体系的形成也通常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一步完善，当然因为论述的方法有所不同，我们无法评定两人到底谁对文字学的贡献更大。笔者认为，对于两人对文字学贡献的讨论应该放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去。唐兰先生是较早从建立古文字学角度来研究古文字的古文字学家，是现代古文字学的奠基人。他的著作《中国文字学》成书于20世纪四十年代， 1949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文字学概论》出于同世纪的八十年代，是一部用新的观点系统地研究汉字字形的理论性专著。

唐兰先生《中国文字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第一，确立了中国文字学的名义；第二，从实际出发，确立了中国语言、文字在世界语言文字史上的地位；第三，解决了中国文字的起源问题，否定了仓颉造书等不可靠的说法，确定了文字由众人创造的说法；第四，进一步深度批判传统的六书说，创立了三书说，在中国文字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唐兰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勇于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为我们走上真理之路提供了更多的可能；第五，系统地论述了汉字演化、变革的历史。他的《中国文字学》该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无疑它开辟了中国文字学的新时代。

裘锡圭先生的著作《文字学概论》的贡献，我们必须把它放到与前人理论的比较中去加研究。第一，《文字学概论》第一次明确定义了文字的性质即语素――音节文字；第二，比较合理地论证了图画文字和汉字体系的形成过程及关于汉字何时何地开始形成的问题去中，以严谨的态度做的论断，对于扭转许多论著简单草率地把原始陶符与表意性古汉字相比附的倾向有着积极的意义；第三，第一次论证了俗体字对汉字演变的关键作用，揭示出汉字演变的内在原因和动力；第四，从字符所反映的汉字性质来看，如果撇开隶变后才大量增加的记号字和半记号字，其三书说无疑是迄今所见最能反映汉字本质属性的结构类型模式。第五，他把“表意字”再分为六小类：抽象字、象物字、指示字、象物字式的象事字、会意字、变体字。这种分类尽管在某些划分细节方面没有必要，但是他避免了传统六书说中像“指事”、“转注”那样含义不明的纠纷，而且更客观全面地反映了汉字结构的实际情形；第六，对先秦古文字发展阶段的研究继承了自唐兰以来既按时代又按地域划分阶段的处理办法，分为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文字、秦系文字、六国文字四块。这种划块法既能反映时代差异（商、西周春秋、战国），又能反映空间差异（秦系与六国），构成了一个比较接近实际状况的立体系统，比过去习惯于，按书写材料分为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的处理法要科学合理得多；第七，快刀斩乱麻似的处理旧的纠纷，对引导汉字学研究的正确方向也是很有益的；并且他还指出在语文研究中跟假借有关的几种错误倾向。当然，从汉字学研究史的角度来说，《文字学概论》一书凝聚着作者30年独立思考和研究的心血，总结了前人汉字学研究的成果和教训，在汉字学史上具有历史性的地位和价值。

综上所述，唐裘两人的文字学思想的差异，实际上也是中国两代文字学大家对中国文字学本体及未来的思考，无所谓优劣。但是我们能从对两者文字学思想的比较中去学到很多，我们未来的文字学该何去何从，文字学思考的角度有哪些，不能仅囿于现有文字学家研究的论点而不去思考这些理论是否真正能够适用“唯物”的文字学。唯有这样，中国文字学这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才能焕发生机。

参考文献

[1]裘锡圭.《文字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8，（8）

[2]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4）

[3]詹勤鑫.《汉字学研究的总结和发展一评裘锡圭》.语文建设，1991，（5）

[4]孙英梅.《唐兰先生理论研究》.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