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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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它包含着丰富深刻的哲学、伦理、社会和美学的内涵，代表了中国人超凡的智慧，对于我们今天仍具有重要借鉴意。
“天人合―”的命题是宋学大家张载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广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张子正蒙》鲜明而深刻地表现了张载“天人合一”的思想。与之同时的懦学大师二程亦认为“人与天地一物也”。
不仅是张载，就是现在，很多学者都认为“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儒家的传统；源于思孟学派。的确，“天人合一”是儒家思想中的一根主线，贯穿始终。由《中庸》可见子思“天人合一”思想之端倪：“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孟子继承了子思的衣钵，创立了性天相通说。到了汉代，董仲舒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初步总结了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到了宋代的理学，“天人合一”思想才明晰而成熟起来。
其实，“天人合一”不仅是儒学的传统，也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的传统，《周易》中已有萌芽，道家、墨家和杂家等更是杂花生树，从不同侧面阐释了“天人合一”的思想。甚至可以说，在道家的思想中，人与天的关系更加清晰。《道德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不难看出，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代的各派思想都是兼容并蓄的。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质。
什么是“天”?在中国古代哲学家那里，天有时是有意志的上帝，有时是与地相对的物质的天，有时是一种规律或一种秩序。笔者非常同意季羡林的意见，把“天”理解为大自然，既简便又不违背实际。屈原《天问》中的“天”，就应该是具有综合性的大自然。如此，“天人合一”则不神秘。张岱年认为，“天人合一”主要包括两层意义：其一，人是天地生成的，人的生活服从自然界普遍规律；其二，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和人类道德的最高原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其实，总括起来是一个意思――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
“天人合一”首先是一个哲学范畴，是中国智慧对人与自然的深刻理解。《中华思想大辞典》说：“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基调。”这个判断是符合实际的。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在对人与自然的区别这一问题上模糊而笼统，其目光专注于人和自然的统一上：一方面，自然是人生成的基础，亦是人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又不能脱离自然界。因此，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是“和”。只有和，才能共生。这里，“天人合一”和中国哲学史上的另一重要命题“和而不同“是有很大关涉的。既然是“和”，人就要尊敬天，天也要体察民情民意，人与自然应该是朋友，彼此平等和尊敬。庄子就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动图画。尽管在中国古代哲学家那里，天的地位高于人，天的规则是人活动的最高准则，是人主动去与天相“合”，而不是相反，但这一现象从另一方面有力地批驳了一种论调一“天人合一”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的能动性。
“天人合一”亦是人类崇高的道德理想。世有“天道”与“人道”，“人道”必须符合“天道”。张载以为，实现人格、品德完善的途径抑或最高境界是“诚明合能”。“诚”是“天”在“人”中之德，“明”是对于理想以及一已之“德”“能”的觉悟。换句话说，“诚明合能”的基础是“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还是一个美学范畴，它揭示了美的最高境界――和谐。崇高是美，优美亦是美。和谐是优美的最高表现形式。和谐体现了万物的本质――完美与圆融以及生生不息。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既给人类的精神与品质的生成提供了机会，也给自然的完善与圆融以及生生不息提供了契机。这是一种外在美，更是一种内在美，是外在美与内在美的完美统一。“诚明合能”、“天人合一”、共，生共荣，生生不息，这种美的境界体现了人类对美的不懈追求。
与“天人合一”相反的是“天人相分”。“天人相分”是西方哲学的根本精神，但不是西方人的专利。荀子的《天论》中就有类似的发明：“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有人认为，这里的“分”是“职分”，不是“相分”。这无大碍。就把“分”按“职分”理解，“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地、人各有“职分”，互不相争，这不就是“相分”的“分”吗!如果说“天人合一”是异中求同的话，那么，“天人之分”，则是同中求异。显然，“天人之分”与中国文化的主流不相吻合，因此，荀子“天人之分”的思想没有大的市场。
“天人相分”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犹如“天人合一”思想之于中国古代文化。西方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分离、，这是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使然。在思维方式上，西方的?天人相分”和荀子的“天人之分”确有不同、，一个是分，一个是合，从而导致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在“天人合一”的氛围中，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了，更多地表现为人对自然的依赖；在“天人相分”思想的指引下，人的主体性得到了肯定，价值得到了维护，能动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更多地表现为人对自然的主宰。―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是相互渗透的。尽管如此，“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还是创造了两种不同的文明。“天人合一”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但又导致了近代科学技术的衰弱。这是一些人厚古薄今的理由。“天人相分”的利器是征服和改造，工业和近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是其必然的结果，但这不是惟一的结果。“天才的预言家”雪莱在《诗辨》中，以诗人的敏锐，看到了工业革命将人们引上贪财、自私、愚昧的道路。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等等，这是另一种结果；尽管不能把这些恶果都归咎于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但“天人相分”的思想肯定是难辞其责的。
“天人合一”不是中国文化的专利，西方文化中也有“天人合一”的种子。当然，在西方土地上生长的“天人合一”之树，自有其独特的风姿。早在50多年前，美国著名的生态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的先驱奥尔多・利奥波德，在他的闪耀着人性光辉的著作《沙乡年鉴》中说：“土地道德就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目睹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他进而警告人们：“征服者最终都将祸及自身。”这是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不同的“天人合一”，闪耀着理性的光芒。如今，在西方，这种声音已不再孤独，在利奥波德“土地道德”的基础上，铺展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科学发展观是人的能动性的高度自觉与创造。以人为本，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和价值性，有利于人的能动性充分发挥。人不是客体的对立面，而恰好是与客体平等相处的一员，全面、和谐与可持续的发展，体现了双方的意志和利益。科学发展观的五个统筹，特别是其中的统筹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是人和自然重归于“合”或“和”的“联合声明”。这是谋求人和自然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也：是惟一的出路。只有这样，才能代表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
这是崭新意义上的科学的“天人合一”观，既克服了传统的“天人合一”观的人的主观能动性被遮蔽的缺陷，又剔除了西方“天人相分”观的人的盲目自大的因素，把人的主体性和自然的规律性和谐统一起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既“合”又“分”，既“分”又“合”。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我们经历了“合”――“分”―“合”的过程旷这个过程曲折而痛苦，但惟有如此，我们的记性才更深刻。这不是简单韵回归，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发展，体现了人和自然发展的共同本质。科学发展观既是对国内经济建设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的继承和包容，亦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