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道”从屏气凝神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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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有一句关于道的经典概括：“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其意实质就在阐释“道”。“道”实在是一种浑然天成的东西，它有它产生的原因，也有自己的结果，它的本性是独立的，而且自在变化的，变化中自有规律，它的运行也是不会停止的。说到底，就是要求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法则。老庄主张“无为”，其实质就是要求顺其自然，不要强加妄作。所以，“无为”一词首先是针对统治者，是针对一国之君的。道家认为最好的状态就是“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老子》中有一句话叫做“希言自然”，国家统治者少施政令的状态就是自然的状态，而凡是强作妄为的东西，都是不能持久的。从这里也能看出，“道家”其实自有“民本思想”，只不过侧重面和角度不同于儒家而已。纵观历史，每个朝代的开国之初，总有一段“无为而治”的时间。比如唐朝初期，唐太宗把道教奉为国教，把“儒道释”的顺序改为“道儒释”，主张让百姓休养生息。
一 从《种树郭橐驼传》中关照“道”
不管是关照自然还是关照社会运行，从根本上讲，“无为”的状态不仅与人的性灵相通，与美相通，更主要的是，它与宇宙的根本特征：自然是相通的。
当我们在教读选修《古代诗歌散文鉴赏》的一篇古文《种树郭橐驼传》时，更能体会这种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渗透，这篇文章是中唐柳宗元以当时的时弊为针砭对象而写的，到现在来看仍有它的现实意义，此文是用寓言的形式，由橐驼优于常人的种树成效来追溯缘由，最后得出“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以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的结论。遵循其本身规律顺之天性既能得物之丰厚回馈，这是多么形象的“无为之治”，养树之术其为养人之术，繁政扰民，所以应以“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心态剔除繁政，肃清吏治，让百姓安居乐业。有一句话说得好，“君子之于子，爱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导之以道而勿强”。其实是在说安民最好的方式就是“顺民之天”“致民其性”，这便是所谓的“导人必因性，治水必因其势”（《中论》），唯有此才算大智慧。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智慧是生存的智慧，也是生命的智慧。其实到《种树郭橐驼传》文中的“道”已渐渐清晰化、具体化，一切客观事物既有其客观规律，我们就应该凝神寻找其中的真谛，从而更好地运用渐渐清晰的“道”，虽然这可能是“道”中的万分之一，但足以让我们在某一领域有限度地达到“自由境界”，这不正是人类所向往的吗？
二 从《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关照“道”
庄子认为，世间一切矛盾的根源皆起于人以自我为中心，起于人的种种偏执与成见。但只要进入忘我境界，这些矛盾自然会化解。在庄子的哲学思想中，宇宙的运动是长流不息的，万物自始至终都在无声无息的变化着。人是万物中的一类，自然也无法逃避地要参与变化，顺应这种规律，顺应天理，该生即生，该长即长，该老即老，该死即死，这便是最快乐的。基于这种认识庄子强调“内乎之心”，强调精神境界的“心斋”，即浑然忘我，而这种超然感官的“凝神”状态更常出现在艺术创作的理想境界中。
在选修《古代诗歌散文鉴赏》中另一篇文章《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苏轼这位大文豪在其中通过文与可的画竹心得具体阐释了这一核心理论。刘勰曾经在他的文艺论著《文心雕龙》中提到过“物感心动”一说，而这篇文章中也有一句话“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稍纵则逝矣。”也属相通的文艺理论观点。其实诗歌和绘画同属于艺术范畴，之间必有相通性，都有“道”即规律，只不过表达形式不同而已。
“物感说”强调物感心动，外物的感召引起人心的萌动，所谓“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诗人在创作时，他的心是随着物在“宛转”的，物动他的心也在动。而同为艺术的文与可在观察“竹之形态”“竹之节叶”的细微差别时，竹的诸多特点了然于心，此时外物已跟着人心在徘徊，随即则达到艺术创作中的最佳境界“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这便是艺术创作者们积极追求的“灵感”。类比一下，就如同杜甫的诗“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我”动“物”亦动，这也就是庄子的那篇寓言《庖丁解牛》中所说的“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的过程。“物”与“我”已经成为一种互动的关系。在这里，简单的支配关系已然变成了一个互动的双边关系，是一个整体。
在这里，将“人之文”和“物之文”相互交融渗透，熔铸成一个艺术形象。我们说，高山和大河自有其非常美丽的光彩，就是说自然界所有的东西，上到日月，下到山川，大到天地，小到鱼虫、花草都是有文采的。这些“文”他们始终自言自语地言说自然之道。庄子认为“大美无言”认为“道”不可说，但苏轼秉承刘勰的文艺理论主张，认为“道”向下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以另一种“文”的形式出现——艺术作品。
至于在言说的过程，怎样才能使自己的言说变成经典，就要看言说者的灵魂和精神品格的指向了。因为在人文世界中，“道”体现于“情感”与“精神”中；在艺术创作中，无论是绘画领域、书法领域亦或是诗歌领域，都讲求一个“活泛的境界。”而画活一个作品需要神似，除了要求创作者技艺高超，能把握万物之文，即能把握物在形上最突出的特点，最能体现其物象精神之处的，避免“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的尴尬外，还需要用人“文”中的道去理解和修饰万物，唯有此，才能将“人之文”与“物之文”完美结合。同为画竹，同为经典之作，为何文与可的竹、苏轼的竹、郑板桥的竹气韵形态却千差万别呢？可能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人之文”的差别。
作品中，艺术家与他所描摹的物象合二为一，达到物我交融的境界，竹才能画得曲尽其态，妙趣横生，竹子和画家本人的风神都在画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刘海粟在《艺术和人格》一文中写道：“艺术就是我们在我生命的表现！是我们人格的表现！艺术家在物象中表现的生命就是艺术，就是艺术家所表现的美的思想情感。无生命的作品，虽构成泰山、黄河大规模之图形，也看不见它的美的存在。而那些纯以功利为计，而忘却艺术家自我生命的表现，这种艺术不是真正的艺术。”
我想，那句“今夫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所涉及的“道”，已包容对画家本人精神品德修养要求的内容了，如果艺术家本人思想品格卑下，也不可能做到穷竹之理，与竹达到真正神交的境地，也就难得创作出传神的艺术精品来。
道家的“道”，特别是庄子心中的“道”，其实实质就是“万物之道”——规律，这规律中必有人的“心灵之道”，庄子想要解决的不是社会问题，而是始终尝试解决人心的问题，解决相关的艺术生活问题。看来人心之道是艺术家们、哲学家们共同追寻的问题，我看《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更多地看到了画家本人的“人心之道”，看到“真性情”，看到“赤子之心”，如同李贽的《童心说》中提到的童心的定义“夫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真纯，最初一念之本心也。”也许这就是艺术精神的常变常新，亘古流传的根本原因。
庄子有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知北游》）唯有能听“万物语言”的人才能登堂入室，掌握道中的万分之一。为此，我们需要排除各种繁杂欲望的决心，唯有此才能找到那种“凝神屏气”的状态，那种“用志不分”的痴态，这种纯粹的状态才能让你与“道”无限接近。我们渴望幸福，道家主张“德”就是“道”，就是我们成为我们者。我们的这个“德”，即自然能力，充分而自由地发挥了，也就是我们的自然本性充分而自由地发展了，这个阶段我们就是幸福的。万物皆如此。
相信一切可能，也许这也是“道”的一个主张。两篇文章使我们在其中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古典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通过它们，我们也更好地理解了哲学中“道”家的一个支角，中国哲学内涵丰富，博大精深，走入其中的路还很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