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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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国家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经济在贸易、投资、金融等各个领域的开放都对经济增长具有刺激作用。本文围绕经济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问题展开，构建经济对外开放程度指标体系，通过分析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得出经济开放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意义，并在最后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对外开放 经济增长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研究背景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GDP增长率一直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与此相对应，我国也积极参与世界经济，逐步加入到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通过不断融入到世界经济中来进一步深化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
我国的对外贸易水平越来越高，进出口总额占国家GDP的比重也比较高，净出口已经成为实现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除了在对外贸易领域不断提高开放程度之外，我国在投资领域也进一步强化了开放的力度和范围，我国的实际利用外资额连续多年保持了迅猛增长，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更是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开放迅速发展。这不仅仅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起到了示范扩散作用，更进一步加大了国内企业的生产管理压力，促使国内企业积极转变生产方式，优化产业结构，提升自身竞争力。
相比较于我国在投资以及贸易方面的开放程度，我国在金融领域的开放程度相对小一些，政策更为谨慎，但整体上是稳步推进，开放程度逐年提高，也产生了不小的积极影响。无论是我国的金融管理当局还是银行机构，持有的对外资产逐年增加，我国正积极通过有步骤的金融开放来进一步提升金融中介机构服务效率、强化内外风险调控、降低市场信息成本来增强市场活力，促进经济增长。
尽管我国在经济的各个领域都实现了较大程度的开放，也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我国学术界在这一课题上却缺乏相应的研究，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了改革问题上，较少有研究国家经济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没有从整体上来研究经济开放这一制度变迁是如何影响到国家经济的文献。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家的经济开放程度是难以用指数来权衡的，这里面包括贸易的开放、金融的开放以及投资的开放等，因而也就难以将开放作为整体因素来加以研究其与国家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跟制度变迁等分数与不同的学术分支，尽管从新制度经济学上来讲，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了理论框架，但是仍难以将开放等制度因素引入到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中。因此，应当积极实践在经济增长框架下，包括贸易开放、投资开放以及金融开放在内的经济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着重研究经济开放进程如何有效作用于经济增长这一客观结果。
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
通过研究经济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改进之前的经济开放指标体系，完善经济开放程度的评价指标，保证其更为客观科学和相互之间的有效联系。真实反映经济的开放程度，避免之前指标间相对弱化的关联性和简单地定义为封闭或者开放。同时，为之前相对模糊的经济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方面进一步提供经验支持，使其更加明晰确定，通过进行时间序列上的经济增长分析，理清经济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而且，作为发展中国家，对于研究哪一种内生经济增长发展模型更符合我国实际和开放进程较有帮助。之前的经济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管理模型大都是集中于技术扩散模型和边干边学模型，仅仅强调学习效应的作用，难以找到现实实证。
另外，通过研究测试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促使人们进一步明确和清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进程和轨迹，并科学判断未来经济发展趋势，明晰贸易开放、金融开放、投资开放对经济增长的推进作用，以便把握开放重点，促进经济增长。
一般来讲，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研究了经济持续增长的模式，其核心是假设资本存量增加时，边际生产率不降为零。借此，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借用了两个机制，一个是外部经济效用，另外一个则是产品的多样性机制。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建立，在较大程度上是引用了外部经济效果的理念，考虑了经济开放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外部经济效果及经济开放是源于对资本要素k的积累。这个资本不一定是有形资本，但其参照物显然是有形资本。
根据数据统计，2012年全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519322亿，比上年增长7.8%；2012年全年进出口总额38667.6亿美元 增长6.2%；2012年新增贷款8.2万亿；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364835亿；西部增长较快；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6%。
由表1可知，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跟国家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均衡关系，即，国家的经济开放与经济增长间有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对经济的发展有着促进作用。
经济对外开放程度指标体系分析
一般来讲，通常采用这一国家参与到整个国际经济的程度来表示该国的经济开放程度，这一概念相对来讲具有抽象性，在选取指标方面不同的学者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但是总体来讲，对于经济开放程度指标的选择主要有以下两种。一种是通过直接描述某一国家的经济体制及其政府相关经济政策的开放性，比如投资开放性、贸易开放性、金融开放性等，通过直接描述刻画这些政策的开放性并将其作为指标来反映国家经济的开放性，它包含了外汇黑市交易费用的高低、平均关税率、与国际市场相比较国内市场价格的扭曲程度、非关税壁垒率以及上述指标的综合使用等。另外一种指标则是间接指标，通过衡量国家经济体在经济开放中产生的结果来逆向推导国家的经济开放程度，一般来说有对外投资比率以及外贸依存度等指标。
这两类指标在选取标准上有所不同，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各有优势。前一种衡量指标，其测量结果更为直接，能够直接反映某一国家的经济开放程度，直接反映了某一个经济主体对于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和主观意愿，但是其实际应用中也存在着困难。这主要是因为第一类指标的提出就某些概念来讲难以清晰定义和度量，在测量时难以真实确定而且常常需要通过其他指标的替代才能完成，因此采用第一类指标，其最终测试结果可信度会打折扣，尤其是某些开放程度不高的国家，相关指标数据的获取比较困难。
在采取指标替代时，替代指标的科学性也有待进一步考证，如使用消费者物价指数来替代价格扭曲程度时，物价指数是否受到国内不完善的市场影响，是否受到通货膨胀、外债等因素制约，外汇黑市交易费、价格扭曲指数、集成关税率到底能否完整体现国家贸易政策的扭曲性等等，这些不确定因素都使得替代指标难以有效替代国家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
结论及政策建议
国家经济的对外开放总体上来讲具有很明显的阶段性，与国家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的强弱具有很大的关系。总体上来讲，我国在1980年之后，经济开放表现出了很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一个阶段是1980年至1992年期间，另一个阶段则是1993年至2002年间。这其中，第一个阶段是在前面相对比较低的对外开放水平下实现的比较缓慢但是比较稳定的增长，而后一个阶段则是在经过前面经济开放的大幅攀升后，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经济开放水平下实现的进一步的经济开放，这一阶段的经济开放则表现出了一定的波动性特征。划分为两个阶段是和两个阶段前后经济开放所依赖的衡量指标不同有关系，显示了国家的经济开放程度与国家的开放政策具有很大的关联性，国家政策在其中占有主导地位。而且后一阶段经济开放的波动性更为明显，也意味着在后一阶段的开放过程中，国家经济更多地接受到了来自国际投资、贸易以及金融等因素的影响和冲击。但是总体来讲，我国实行经济开放政策以来，国家在贸易、投资以及金融等各个方面的开放程度都是在不断上升的。
与此同时，国家经济开放过程中，金融的开放占了较大的比重，金融的开放对于整个国家经济开放的权重也越来越高，从我国经济开放的实践来讲，金融开放与整个国家的经济开放类似，也具有两阶段特征。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开放具有支撑和决定意义。与此同时，国家金融领域的开放相对来讲比较谨慎和缓慢，波动性相对较小。而且就这一指标本身来讲，金融管理当局的开放程度占有最重要的比重。
国家的外贸领域开放伴随着经济开放进程，对经济开放有着重要的影响。依据数据分析，在施行经济开放后国家在商品进出口方面发展迅猛，不过服务贸易在这一进程中占据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依据国内外发展经验，服务贸易在整个贸易开放的进程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开放以来，我国在直接利用外资方面也表现出了较大的开放性，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在整个的国家投资开放中占据主导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其开放的阶段性特征及波动性特征都是与国家整个经济的开放性特征相一致。
在国家经济对外开放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发展进程中，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劳动力以及资本投入、科学技术发展进步、经济产出等各个方面因素都在整个的开放大背景下相互协调和影响，表现出了长期的均衡关系。经济开放的程度能够显著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增长水平，对于提高国家经济产出，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分析比较内生经济增长修正模型，可以发现国家经济的产出水平、技术进步水平以及资本物质人力的投入都是国家经济开放短期造成的，而且经济开放程度与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双向因果关联关系。这都进一步表明了开放程度能够对国家的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形成有效的促进作用，并进一步刺激国家的经济增长，通过国家人力资本积累多渠道地实现对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基于国家经济开放程度对于国家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本文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国家要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通过经济开放提升国家知识存量和产出存量，并为企业进一步搭建完善国际贸易、投资平台，促使企业更好地融入到国际经济大环境中。其次，加大金融领域政策扶持力度。国家金融开放在整个经济开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要进一步探索新的形式和模式，促进非政府金融领域的开放进程，避免对贸易自由化和外资金融的壁垒形成。再次，积极改善投资环境，以此来吸引更多的外资投入，通过进一步理顺投资吸引机制，实现资本的积累，并以此促进国家在技术和管理以及人才等各个方面的扩散示范作用，促进产出的长期稳定增长，实现经济增长的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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