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不能与民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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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财政部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全国国有企业2010年共实现利润19870.6亿元，同比增长37.9%，根据央企须上缴利润5%~10%的红利计算，去年共上缴红利440亿元。与此同时，国务院决定，从2011年起，对央企（2家粮棉储备的央企除外）统一提高国有资本收益收缴比例，并扩大征缴企业范围。
近2万亿元之巨的国企利润，居然只上缴区区440亿元。这样的国企，究竟是谁的国企？而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国企上缴红利不仅比例低，其上缴的国企分红非但未能纳入公共财政造福于民，反而是公共财政经常要从国库中拿钱补贴国企！
数据显示，以实现利润按比例征收央企红利为主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008年、2009年分别为547.8亿元、873.6亿元。这些资金绝大部分用在了国企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重组补助等方面，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的支出只有区区10亿元。而这10亿元，其实也仅只具有象征意义。2008年，国家财政光是给石化双雄发的补贴分别就有503亿元和169.1亿元，已远超当年所有国企上缴给国家的全部红利。
正如国资委前掌门人李荣融所言：“任何出资人、任何股东，都需要回报，这是常识。”可到了国企身上，偏偏就出了“傻子”，全民股东多少年来都是“只投资不受益”，而且“一年到头为垄断国企打工”，忍受着垄断国企左手要涨价右手要补贴，“贡献”出了全球最赚钱的银行、全球最赚钱的电信公司、全亚洲最大的石化企业，还贡献出高达2万亿的国企巨额利润。可回报有多少？两年只有10亿元。
国有企业的本性是全民性和公共性。通俗地理解，国有企业的财产是全民所有，显然国有企业的收益自然要回归全民，或者回报全民。按照这一特性理解，国有企业盈利后，应该服务全民，提供公共服务――如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保健、扶贫（如目前的新农村建设）、城市公共交通基本建设、国防等。
国企敢于与民争利的原因在于，央企上缴红利中存在着严重的制度缺陷。首先，央企缺少积极上缴利润的压力和动力。为了少缴和不缴红利，央企往往采取提高管理者奖金、增加职务消费等多种手段来转移利润，并且在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下，利用体制漏洞追求自身经济人利益的最大化，使国有资产流失，红利也就无法如期如实上缴。
其次是国有企业的红利使用缺少合理性，普通公众无法充分分享国企改革发展的成果。目前，虽然社会各界包括专家学者，对央企红利应用于民生领域建言甚多，但是从现行制度来看，公众要想从央企红利中分得一杯羹，实非易事。按照去年颁布实施的《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国企红利用途的先后排序是：支持实施产业发展规划、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企业发展及企业技术进步、补偿国有企业改革成本以及补充社会保障，把红利用于民生领域仍然未列入议事日程。
国有企业在成长初期，国家无论在政策还是财力上，都给予了多重优惠。倾力帮助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站稳脚跟，使之成为各行各业中的“航空母舰”。现在，成长起来的国有企业向国家交纳红利，显然是其义不容辞的义务。然而在现实中，这些国企只顾与民争利，热衷自己发家致富。40多万亿元国有资产变成全国极少一部分人的利益分配，这是明显不当的。于情于理，都不成立！
国有企业该如何上缴红利？按国际惯例，上市公司股东分红比例为税后可分配利润的30%到40%之间，而国有资本向国家上缴盈利还都普遍高于这个水平。英国盈利较好的国企上缴盈利相当于其税后利润的70%至80%。在发达国家，国有企业一般都将红利缴纳给国家财政部门，用于公共预算财政，而非缴入取之国企、用之国企的“小金库”。比如美国，不少州将公有资产的收益直接向居民分红。而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不论什么机构担任国有股东的代表，一般都要求将国有企业的红利直接转给财政部门，用于公共支出。丹麦、芬兰、法国、德国、瑞典等国都实行这一规则。在这样的“国际惯例”面前，平素喜欢说和国际接轨的央企却远远低于国际水平。
对于与民争利的国有企业，国务院日前决定，从2011年起，对央企（2家粮棉储备的央企除外）统一提高国有资本收益收缴比例，并扩大征缴企业范围（最初是按照收益的5%和10%两个档次上缴，2011年提高到10%和15%）。这个征缴范围与幅度，虽与此前学者主张全面开征以及40%、60%的征缴比重仍相距甚远,但毕竟开了个好头。
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义是，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努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到不断提高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亚洲开发银行在《2010亚洲发展展望更新》一文中建议，中国应通过再分配将国有企业利润更多地用于社会开支。据亚行统计，目前中国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方面的开支仅相当于GDP的6%，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重高达28%。显然，在央企上缴红利上，我国各级政府应站在民生的角度，尽快制定央企红利合理的民生分配比例，以逐步加大央企红利对改善民生领域的贡献力度，这不仅体现出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更为重要的是，也符合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