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汉学界先秦儒家文学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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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作为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轴心时代”。基本奠定了后来文化的发展历史与格局。这一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繁荣景象，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阐发政治、哲学、文艺思想。在文学艺术方面，儒家关注文学与道德、政治的关系，为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奠定了理论基础。先秦儒家有关文学的思想认识也引起了国外汉学家的关注。

美国汉学家费威廉(Craig Fisk)曾指出，早在《诗经》中就包含着大量关于诗歌功用的言说。一些诗人宣称诗歌是为表达哀怨、阐明志向、颂扬美善、讽刺君主、缅怀先王。在此，诗歌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与社会功能。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这种政教观在儒家典籍与其他文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费氏举例说，《礼记》就有每五年君王命百官吟诵民歌以观其政的记载。《尚书》中的“诗言志”成为后来关于诗歌本质的权威表述――诗乃政治与集体意志的传达，与情感和个人无涉。此外，《左传》与《国语》明确记载了诗歌在社交场合的应用，君子援引或引申《诗经》中的某些语句来暗示自己的政治抱负。在费威廉看来，这种处理文学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做法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文学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法国汉学家侯思孟(Donald Holz-man)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他基本否认了孔子文学批评家的地位，侯氏认为孔子没有视文学为审美经验，而是注重文学实用的一面。而马幼垣(Ma Yau-woon)则通过孔子与古希腊文论家的对比研究，断定孔子作为文学批评家的资格是不容置疑的。对这两类相左的论点，费威廉进行了调和与折衷。他说，侯思孟的《孔子与中国上古文学批评》一文旨在指摘马幼垣过于夸大了孔子作为批评家的身份。侯氏认为散见于《论语》中的有关《诗经》的评论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而非文学性的。而且，孔子纵容对《诗经》的有意曲解，以便将之用做道德标签。费威廉对侯氏的上述观点颇不以为然，认为后者对孔子的批评过于苛刻。费氏说，孔子用前代的文化遗产以教育王公子弟，《诗经》对孔子而言不是缅怀过去的挽歌而是作为其思想的当下言说以及施教的典籍。中国古时有在社交场合引《诗》的传统(赋诗断章)，而孔子正生活在这一传统的没落期。因此，侯氏攻击孔子未将诗歌视为艺术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费氏进一步分析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孔子论《诗》是否属于文学批评活动，而是在于孔子作为一位文化哲人，其影响对后来意味着什么。《论语》所关注的基本问题是“文与质”(cultivatednessand substance)或者说是“义与仁"(cultivat-ed virtue andinnate humaneness)的关系。对孔子来说，“文”本身绝不是目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同君子一样，必须是文质彬彬。孔子的思想对后来中国文学的主题、乃至历代批评家对文学风格与文学史的态度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孟子作为孔子思想的集大成者，在继承的基础上也有所发展。其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知言养气说等观点对中国文学批评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引起国外汉学家的关注。

美国华裔学者施友忠(Shih，VincentYu-chung)以为，虽然孟子保留并发展了孔子的说教主义(didacticism)，但是孟子的理想主义与神秘的学问(mystical learnings)使他能够采取灵活的态度来对待一些文学问题。孟子主张以开明的姿态阐释《诗经》，他说：“说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这种较为自由的阐释在施友忠看来是一种纯粹直觉或主观的判断，是十分冒险的妄加猜测，反映的只是评论者的主观印象。但施友忠又认为这种主观判断并非一无是处，在批评刚出现的时候，真实的看法(sincere opinion)本身就是一大贡献。当然另一方面，孟子又主张不能孤立地解读作品，必须结合作者的生平与所处的时代语境。即“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他的主观印象式批评方法。但施氏认为即便历史维度的引入也很难平衡主观、印象式批评者的观点。

相对而言，施友忠认为“养气说”(thefostering of the vital spirit orbreath)是孟子对中国文学批评更为重要的贡献。“气”(breath or vital life or spirit)在孟子那里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孟子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可见，“气”代表的是经由道德修养所获得的道德品质。在论“养气”时，孟子还谈到了“知言”(to know one，s character through his words)：“敢问夫子恶乎长?"El“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施氏认为，这其中就有一些文学意味。“浩然之气”是君子的特征，是一种道德勇气，这种勇气形之于言辞，言语就变得合乎情理，产生势如破竹的力量，就会赋予文学诸如雄浑、劲健、豪放、飘逸等风格。在后来的理论发展中，“气”的内涵逐渐扩大，不仅含有最初单纯的道德意义，还增添了美学的意义，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品评作家才能及作品高下的重要标准。

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对孟子的“知言”理论也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何谓知言?"El：“诚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词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对此，字文所安认为孟子所谓的“知言”并不是指简单地理解一段话的意思，当然更不是仅仅再现说话者说这段话的意思。孟子所说的“知言”是：理解一段话彰显了说话者的何种意图，又使什么(what)得以澄明(manifest)。更为重要的是，说话者所说的是不自觉的，或许根本就不是其原意的表露。在此，宇文所安格外注意到孟子对中国文学思想的引导方向。他说，在西方语境中，“member of an audience”中的“mem-ber”暗示“集体”(the collective body)才是完整的有机体；文本所给予的接受期待不能由某个读者实现。而孟子的“知言”刻画了一种迥然有别的读者原型，这种读者并不是为了单纯寻求一种独一无二的体验模式，而是去试图理解另一个人。以此为起点发展起来的文学艺术，如果某一文本强烈触动了读者的情感，原因在作者及其时代，而与读者与文本的封闭关系元涉。即使一个文本虽经千万人之手，但它永远都只找一个人，即一个“知言”的人。

荀子是继孔孟之后儒家思想的又一重要代表人物。施友忠认为与孟子相比，荀子的文学观更具有实用性(practical)。对他来说，文学存在的唯一合法性在于它的有用性(usefulness)，这一观点最初见于孔子，在实用主义的墨家那里得到进一步强化。施氏说，尽管荀子关注社会行为的原则和产生社会和谐的途径与方法，但荀子也注意到了文学的某些价值，如对人性格的美化作用。问题在于荀子所谓的“文学”还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文学，而是“学问”(1earning)的统称。文学与学问之间畛域的模糊或许是作为纯文学起点的诗歌逐渐承担上道德教化的原因之一。而荀子更是处处援引《诗经》来表达他的道德观点。

在施友忠看来，虽然荀子是一个自然主义的哲学家，但他对创作活动的根源与本质有着深刻的见地，并对创作心理有着合理的阐释。通过引证荀子论“乐”(music)的一段话，施氏解释说，荀子认为音乐的功能在于调整人的情感使之和谐，这种内在的和谐首先为社会和谐奠定了基础，然后再经由“礼”(1i)使社会和谐得以实现。而“礼”指的是社会行为(social conduct)，是“乐”的内在原则的外化。由于音乐与诗歌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荀子的乐论对后来的诗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海外汉学家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研究为我们的自我认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参照系。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研究要实现新的突破，不能单纯从纵向上追求现代转换，还要在横向上融会中西，充分利用、借鉴与吸收海外汉学研究者以“他者”视角并应用西方相关理论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进行的翻译、阐释和研究所得，从不同文化的语境中反观自我，进而形成一种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立体研究路径。

(作者：北京市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研究生，邮编10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