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化的隐忧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理性化的隐忧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 要]韦伯从诠释社会学的意义出发，从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精神的精神关系阐释，到宗教改革――新教伦理的“入世禁欲主义”的关系阐释，再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选择性亲和性的关系构建，来说明理性化发展的过程与内在逻辑。最终落脚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工具理性膨胀的异化现象，表达自己对社会巨大变迁带来的理性化的隐忧。在历史观上，韦伯又跳出唯物与唯心史观之争，辩证看待利益与理念的关系。
[关键词]理性化；新教伦理；禁欲主义；现代资本主义精神；韦伯
[中图分类号]B9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11 ― 0044 ― 04
马克斯・韦伯被誉为社会学创立以来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之一，也被公认为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而另外两个人是涂尔干与马克思。周晓虹在整理西方社会学的历史背景与理论架构时，曾这样引述西方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库利作此论述的那本著作的标题是“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这等于划定了社会学的论域是由“行为”（微观）和“结构”（宏观）两个方面构成的；而吉登斯则干脆说过，社会学是有关现代性的研究。〔1〕社会学诞生于19世纪，更准确地讲是诞生于政治革命、产业革命以及思想革命这三大革命交织的产物。社会学所要研究的也正是这种变革的社会秩序，这种变革断裂所划分的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是如何演化的。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则很好诠释了社会学的研究主题：人性c社会秩序。他在书中提出了经典的韦伯命题：“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在中国或印度没有产生出它们在西方那样的影响？为何这些国家的科学、艺术、政治、经济发展没有步入西方所特有的那种理性化轨道？〔2〕10-11”即为什么现代的资本主义最早而且仅出现在西方尤其是欧洲呢？韦伯所要表达的正是对西方文明的特殊性之问，西方现代社会结构的表征与资本主义紧密相关。
关于资本主义的由来，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综合体，其背后还有独特的精神风格和文化意义，他将视线放在了宗教上，“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为此，韦伯先是梳理了传统资本主义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变迁，以及由此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变革；其次分析了宗教的发展，尤其是宗教改革所带来的宗教伦理的变革；接着构建了宗教与经济发展关系背后的关键线索：新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内在亲和性――合理性；最后将落脚点归于现代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问题：理性化的隐忧――一件钢铁般坚硬的外壳（另译：巨大的铁笼）。韦伯在试图揭示现代社会起源的同时，也对其现代性的内核――理性化深感隐忧。尼采所宣告的上帝已死也正是韦伯所担忧的。
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精神的变迁
韦伯在其《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绪论》中就开宗明义地表达了东西方文明的差异，“身为现代欧洲文明之子，在研究普遍历史问题时，总会不可避免地和理所应当地问到如下特殊问题：哪些情境因素共同作用产生了那些在西方，而且仅仅在西方出现的，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至少我们倾向认为）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有效性的文化现象？”〔2〕1韦伯认为，西方文明较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在于其‘理性’精神，并且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精神，才有了灿烂的西方文明，才有了最能决定我们现代生活之命运的力量：资本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特质，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特色就是通过追求利润体现出来的，而且实际上是在资本主义企业中以一种理性的、持续的方式来追求利润，因此它追求的是获利性（profitability）。”〔2〕4
韦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敏锐洞察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认为传统资本主义正在向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转向。斯蒂芬・卡尔伯格在关于《导读》中谈到：“韦伯在‘资本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之间做出的区分是他在《新教伦理》里全部分析的基础。”如果从商品交换的角度谈资本主义，那么任何文明都由其存在的角落。从手工业者到贩奴者，再到行业经济、新航路开辟以及殖民贸易，无不充斥着资本贪婪的味道。然而韦伯所讲的资本主义显然与此不同，“西方在现代还发展处一种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类型……这种资本主义是和投机资本主义一同出现的，但却是以对（形式上的）自由劳动力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的组织为基础的。”除却这两点（理性的工业组织和市场取向）并不构成西方资本主义仅有的显著标志，还需要：？家户（household）与经营场所（Betrieb）的分离，这种分离绝对支配着我们今日的经济生活；以及与这种发展密切相关的？理性簿记（bookkeeping）的产生〔2〕8。
然而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分析并不局限于经济史的角度，对于普遍文化史核心问题的解释转向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阐释：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在韦伯看来，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实质上依赖技术上的可计算性，而这种可计算性又依赖于西方科学，资本与科技二者相互支撑联系。同时，经济上对科技应用的支持源于西方独特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秩序的诸构成要素中，法律和行政管理的理性结构无疑是最重要的。因为现性的工业资本主义不仅需要便于组织劳动的可计算的技术手段，而且需要一种可以信赖的法律和依据形式规则办事的行政机构。”〔2〕10而这些都是西方文化有的“理性主义”。韦伯将这种经济活动中所表现的“理性主义”归之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在一种天职中系统而理性地获取合法利润而努力〔2〕37。韦伯将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精神精神的关系总结为“亲和性”：事实上，一个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形式与在其中起作用的精神通常存在于不那么决定性的关系中，即一种彼此“适合”的关系，而非存在于“法则性的”依赖中〔2〕37。韦伯借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生活组织中的伦理取向格言：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善于付钱者是别人钱袋的主人……来表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中所蕴含的理性主义。富兰克林的道德告诫带有一定功利色彩，而这种功利恰好限制了传统资本主义中的非理性因素：“获得多多益善的金钱，但这同时又严格摒弃一切对金钱的自发享受。对财富的追求被完全剥离了所有快乐和所有享乐。”〔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