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周南·汝坟》诗旨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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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于《诗经・周南・汝坟》诗篇的主旨，历来有多种不同的看法。本文在总结历来各家观点的基础上，对《汝坟》的题旨加以分析。
关键词：诗经 汝坟 诗旨 探微
历来对《周南・汝坟》的诗旨进行探析的研究者很多。他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许多新颖而典型的观点。本文将历代研究者对其题旨的研究成果按其表达的主要思想内容进行整理和归类。在此，笔者将其分为赞美说，劝夫说，欣喜说，思念说，南归说，反战说，恋歌说七个大类。
一、赞美说
从《毛诗序》开始，《周南・汝坟》的主旨多被认为是赞美之说，但是研究者对其赞美的内容及对象有不同的看法。根据所收集的相关资料，笔者在本文中将其中的赞美说又分为四个小类，即赞美文王化行说，赞美文王恩德说，赞美周大夫说，赞美周平王说。
（一）赞美文王化行说
此种观点最早出现在《毛诗序》中，且广为流传。《毛诗序》认为这首诗是称颂赞扬文王道化之诗，提出此诗的诗旨为“《汝坟》，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坟之国，妇人能闵其君子，犹勉之以正也”。[1]（P67）《毛诗序》认为文王的教化影响甚远，汝坟之国的妇人因受其道化的积极影响，方能“闵其君子”“勉之以正”，即勉励丈夫勤于王事。这种观点对以后的研究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在《毛诗笺》中所提此诗的诗旨亦从《毛诗序》之说，并明确指出此诗“言此妇人被文王之化，厚事其君子”。[1]（P67）直至唐代，这种观点也占主导地位。唐代经学家孔颖达《五经正义》将《周南・汝坟》的题旨概括为“作汝坟诗者，言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于汝坟之国，妇人能闵念其君子，犹复勤勉之以正义，不可逃亡，为文王道德之化行也”。[1]（P67）《孔疏》极力为《毛诗》《郑笺》所提诗旨寻根据、找理由，深受《毛诗》和《郑笺》的影响。此外，直至现代，今人黄巽斋《尔雅集解》亦云：“尝论之妇人之情，知有家未必知有国，知有夫未必知有君。今汝坟之妇人，既能闵其夫以尽夫妇之情，复勉其夫以全君臣之分，文王风化之美至此极矣！非以道化，民者能如是乎？”[2]这里，黄氏亦极力赞美文王的道化。
随着研究的深入，到了宋代，经学的发展开始进入总结性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是宋代著名儒学大师朱熹。在《诗集传》中，从朱熹对《小序》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出他并不赞同把《诗经》理解为政治诗，不信《小序》之说。但是，在对《周南・汝坟》一诗进行解读时，朱熹却对《毛诗序》《郑笺》作了详细的说明，认同这是一首赞美文王道化之诗，这是值得特别指出的一点。朱熹在《诗集传》中指出：“是时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国以事纣，故汝坟之人，犹以文王之命供纣之役。其家人见其勤苦而劳之曰：‘汝之劳既如此，而王室之政犹酷烈而未已。虽其酷烈而未已，然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劳矣。’此《序》所谓妇人能闵其君子，犹勉之以正者。盖曰虽其别离之久，思念之深，而之所以相告语者，犹有尊君亲上之意，而无情爱狎昵之私，则其德泽之深，风化之美，皆可见矣。”[3]（P31）这里朱《传》对《毛诗序》中所提“闵其君子”“勉之以正”的主旨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找到相应的历史事实作为根据。以上各家观点具有一定的道理，成为那个时代的官方学说，但是他们没有摆脱政治倾向的影响，加上研究单一化，难免产生牵强附会之说。
（二）赞美文王恩德说
据明代的季本《诗说解颐》之说，“妇人因其夫免于征役，而得以遂室家之愿，归德于文王也。文王时为西伯，而汝在豫州已依为父母，则此时已得三分天下有二之人心者欤！”“盖下民征役之劳，实由纣酷烈之政。此本文王未专征伐时言也。及既为西伯，德化渐行，则从役者归，得遂室家之愿，而妇人因谓其夫可依父母以宜其家也。”[4]（P95）即通过文王“专征伐”前后的对比，凸显文王德化，众多从役者得以回家，“遂室家之愿”，同家人团聚，这应该归功于文王对百姓的恩德。这种说法是从上述观点分化而成，其实质是文王道化的具体表现，与之密不可分。持此说者人数较少，在学术界的影响略逊于“赞美文王化行说”，但仍可备一说。
（三）赞美周大夫说
持此论者谓诗文本中的“君子”和“父母”都是指同一个人，即周大夫，其代表性人物是清代崔述。他在前人观点的基础上，结合史实，在《读风偶识》中提出自己的看法：“窃意此乃东迁后的诗。‘王室如S’，即骊山乱之事；‘父母孔迩’，即承上章君子而言。汝水之源，在周东都畿内。盖畿内大夫有惠于其民者，其民爱而慕之，以其仕于王朝，故未得见。周室既东，大夫避乱而归其邑，而后民得见之，故伤王室如S，而转幸父母之孔迩。”[5]（P13）依崔氏之说，本诗作于周王朝东迁之后，与前人的研究颇为不同。在没有足够详实的史料佐证的情况下，我们无法断定其作诗的具体时间。尤其是崔氏对末章最后两句的解释略显粗略，过于牵强。
（四）赞美周平王说
这个观点新颖而独特，是今人翟相君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1期的《新解》中首次提出的。文章主要阐述了《周南・汝坟》产生的时代、地域、作者以及对诗意的看法，提出其产生于东周初年的洛邑，题旨为歌颂周平王：论者认为：“汝坟产生于东周初年洛邑，是歌颂周平王的诗。”文章同时指出诗中的“君子”和“父母”都是指同一个人，即当时周的统统治者――周王，认为“周王既可称‘君子’，也可称为‘父母’，二者还可以在同一篇诗中并称。……《汝坟》中的‘君子’和‘父母’都是指周王。这个周王，是‘王室如S’以后的周王，当然是周平王。所以说《汝坟》是歌颂周平王的”。翟氏之说虽有可取之处，但是对诗文本中“王室如S”之解释过于简略，在方法上穿凿附会，主观臆测成分较重。
二、劝夫说
随着对《周南・汝坟》研究不断的深入和拓展，研究者逐渐提出各种不同的观点。这里的“劝”是“劝说勉励”之义，指“妇人劝夫禄仕”。此说从《三家诗》开始提出。之后，清代著名学者王先谦在他的著作《诗三家义集疏》中引了《三家诗》之《鲁说》云：“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大夫受命平治水土，过时不来。妻恐其懈于王事，盖与其邻人陈素所与大夫言，国家多难，惟勉强之，无有谴怨，遗父母忧。昔舜耕于历山，渔于雷泽，陶于河滨，非舜之事而舜为之者，为养父母也。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亲操井臼，不择妻而取。故父母在，当与时小同，无亏大义，不罹患害而已。……生于乱世，不得道理，而迫于暴虐，不得行役，然而仕者为父母也。乃作诗曰：‘鲂鱼W尾，王室如S。虽则如S，父母孔迩。’盖不得已也。君子是以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6]（P41）王氏认为《汝坟》之诗主要是表现妻子以父母为由，劝夫“禄仕”。
清代，各家学说的研究走向总结时期。在此期间亦有一位著名文学家，即陈寿祺。陈氏在其《韩说考》中提出了与王氏相似的观点，并举例论证：“《后汉书・周磐传》曰：‘磐居贫养母，俭薄不充。尝诵诗至《汝坟》之章，慨然而叹，乃解韦带，就孝廉之举。’”[7]以上论者试图寻求相关史料佐证其观点，从生活现实和伦理道德层面进行论述，有一定的可信度。
三、欣喜说
持此说者主要是从诗中“妇人”的心理感受层面出发。在这里，研究者谓“君子”指“征夫”。马持盈著的《诗经今译今注》指出“这是夫人喜其丈夫从军归来之诗”。[8]（P15）马氏认为这是写征夫的妻子喜见丈夫回家的诗篇。被社会各界誉为“巴蜀全才”的著名国学家蓝菊荪先生亦在他的《国风今译》中指出那是一个女人在堤上砍柴，一天她的丈夫忽然回来，欢晤之余，仍对其丈夫勉慰有加的一首叙事诗。同时，他还猜测文中丈夫参加的这场战争是正义战争，或许正是武王伐纣之役。另外，裴普贤《诗经评注读本》同样提出诗文的内容是：妇人喜其丈夫出征归来，而诗人描摹她的心理，作诗以记其事。屈万里先生亦赞成此观点，他认为：此盖妇人喜其夫于役归来之作。
以上各家之说，都认为《周南・汝坟》的题旨应为妻子见到丈夫服役归来时的欣喜之情。提出此说者，大都是今人。在其研究者的论述中，他们并没有找到当时可靠的历史材料或相关历史事实加以论证，缺乏有力的例证。
四、思念说
随着时间的流逝，对《诗经》的研究著作日益增多，各家见解各异。宋代欧阳修的《毛诗本义》提到：“周南大夫之妻出，见循汝水之坟以伐薪者为劳役之事，念己君子以国事奔走于外者，其勤劳亦可知思。之欲见，如饥者之思食尔。”[9]（P22）这体现了妻子对丈夫的思念之情。
直至清末民初，社会动荡，此时对《周南・汝坟》之类的文学研究相对较少。笔者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民国初年的革命家徐绍桢对《诗经》颇有研究。徐氏在《学寿堂诗说》中，将《汝坟》中“既见君子，不我遐弃”二句释为“所思之君子，终当见之。以我之不忘君子，知君子之不弃我也。……‘既’与‘终’古通用，终见盖言最后之见，期而已见之谓”。[10]徐氏认为《汝坟》是写妻子对丈夫思念，而最终相见。此外，高葆光在《诗经的新评价》中对《周南・汝坟》一诗进行了评价，他认为“这首诗是说，丈夫在外远游，他的妻子在河边，一边砍柴，一边思念他”。
今人对《诗经》的研究作品颇多，其中对《周南・汝坟》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聂石樵先生在《诗经新注》中明确指出：“这是思妇所写的诗，因思念丈夫而‘┤绲骷’，而想象其归来而‘不我遐弃’，并以父母为借口而希望丈夫留在身边。”[11]（P26）持此观点的还有刘松来教授，他在《诗经三百首详》中讲到：“此诗表现妻子思念远役丈夫的复杂感情。”[12]（P12）持此论说者都从诗文本中某一句进行推断、猜测，缺乏整体上的融会贯通。
五、南归说
最早明确提出“南归”之说的研究者是明代的何楷，何氏在《诗经世本古义》中提到，“商人苦纣之虐，归心文王而作是诗”[13]。同时，我们在《子贡传》中也可以看到相似的说法，“受辛无道，商人慕文王而归之。赋《汝坟》”[14]。这种说法得到了不断的发展，直至清代，出现了诗学研究大家方玉润。方氏不仅继承了明代以来对《诗经》作文学研究的思路，而且在朱熹、姚际恒等先贤的研究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更加注重从诗篇自身文本出发进行研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回归原诗，探寻诗的原本意义，努力探求诗作的原始意境，他的研究方法为《诗经》后来的研究做出了颇多贡献。
方氏在《诗经原始》中明确提出：“《汝坟》，南国归心也。”紧接着，他提出自己的观点及依据：“愚谓商辛无道，王室久如焚毁，天下臣民皇皇无定，莫不欲得明主而事之也。及闻西伯发政施仁，视民如伤，莫不引领延校若大旱之望云霓，所谓‘┤绲骷’是也。汝旁之国，去周尤近，故首先向化，归心愈急，唯恐其弃予如遗耳。一旦得晤君侯，见其阔达大度，爱民如子，实能容众而不我弃，乃知帝王自有真也。不觉欣欣然有喜色，而群相慰劳曰：‘父老苦商久矣，王室其如毁乎，嗟我劳人，W如鲂尾，然亦将有所归也。何也？以西伯近在咫尺，不啻如赤子之依父母耳。’此马援所谓：‘当今之时，非但君之择臣，臣亦择君也。’然而，商政虽虐，天命未改，诗人不敢显言，故托为妇人喜见其夫之词。曰王室，曰父母，则义情不自禁，其辞且跃然纸上。谁谓诗旨隐而不露哉！”[15]（P88）在其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方氏力求追述诗篇的文本意，还原诗的本身情境，他的研究方法新颖独特，对以后的研究方法起到了变革作用，影响深远。
六、反战说
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关《诗经》的研究成果一直都处在不断演进的过程之中，人们对诗旨的认识也随着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地变化，随着时代的进步，诗的主旨不断产生新的内容和意义。随着对《诗经》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到了现代，今人对《周南・汝坟》诗旨得出了更多更新的解释。
鲍昌在他的《风诗名篇新解》中，提出《汝坟》是一首反映普通人民反战情绪的诗篇。他在著作中作了相关的解释说明：“所有的《诗经》注者和研究者，都认为本诗的作者是个妇女，诗中的‘君子’就是诗人的亲人。问题在于：这个‘君子’的身份是什么？旧注众口一词。把他理解为出外服役的丈夫，我却认为，本诗的‘君子’可能是个普通的庶人。他出外服役跑回来了。为什么跑回来了？诗中并未明确交代。但在本诗的卒章中，却透露出一点消息，卒章诗句的语气，既像是诗人本人的，也像是跑回来的‘君子’的，表明了出外服役的征人对王室的厌憎，也表明他对战争动乱的反感。”[16]（P20）从这些分析中，鲍昌得出自己的观点，因此，他认为《汝坟》是一首反映普通人民反战情绪的诗。论者观点独特，令人耳目一新。但是，仅就诗中一个“君子”的解释，是难以断定《汝坟》题旨的，不过这可视为一种解说。
七、恋歌说
《周南・汝坟》也被学术界不少学者视为表达男女相互间的爱慕之意的诗歌作品。
闻一多先生在《诗经通义》中提到：“《国风》中凡言鱼，皆两性间互称其对方之C语，无一实指鱼。”[17]这里说明诗中所言“鱼”不是代表真实之鱼，而与两性相关。接着，闻一多先生例举《左传・哀十七年》记载，卫侯贞卜，其繇曰“如鱼窥（W）尾，衡流而方羊”，疏引郑众说曰：“鱼肥则尾赤，方羊游戏，喻卫侯淫纵。”依照此种说法，闻一多先生认为对《汝坟》中的“鲂鱼W尾”的理解应该与《左传》的解释相同，并据此提出此诗为女子所作，鱼指男性。以此说明自己的观点，即《汝坟》为男女情爱之诗。
此外，他在文章《说鱼》中对《周南・汝坟》“未见君子，┤绲骷”一句的“调饥”进行了说明，认为“调饥”亦是与“鱼”同样性质的隐语。且对《汝坟》诗文本中“王室”一词进行了一番论证，闻一多先生将“王室”理解为“王室的成员”，不是具体指代某人，如“公子”“公族”“公姓”等一类称呼，或者是后世对其称呼为“宗室”“王孙”一类。《说鱼》一文中对“王室如毁”的“毁”作了如下解释：“毁”即“火”字，从而推知“如毁”即为“如火”，意为“王孙情绪之激烈”。[18]闻一多先生从诗文中“鱼”“王室”“毁”等语推出《汝坟》应为男女情爱之作。
在以后的研究者中，孙作云所持观点与闻一多略同。在《诗经恋歌发微》一文中，孙氏解释“王室如毁”一句时，认为“王室”应为“社神庙”之义，即同《桑中》诗的“上宫”同义，此处与闻一多先生之说不合。此文即把此句诗释为：“在神社之中，人山人海，如火如荼。这地方本是为男女聚会、调笑戏谑的场所。”[19]孙氏最后结论是：《周南・汝坟》是汝水附近的青年男女在汝水滨聚会时所唱的恋歌。根据笔者收集整理的相关资料分析，因此说探讨不够严谨，说服力不够强，“恋歌之说”很少为人接受。
八、结语
因为历代研究者所处的时代，各自的观念、出发点、价值取向等不一，所以他们对诗意的理解，各有不同。但是，各种说法的出现均有它们盛行的时代，说明众家之说各有其依据所在。中国古代诗歌的功能，其中社会功能就有“美刺”之说，即歌颂和讽刺作用。笔者在收集整理资料时，发现大部分对《周南・汝坟》的研究者都认为《汝坟》是“美”诗，如“赞美文王之化”说，“赞美周大夫”之说，“赞美周平王”之说，之后学术界亦有南归说，思念说，欣喜说，反战说等。
赞美文王教化之说，在历代都有不少信从者。随着研究者对诗歌研究分析的不断深入，逐渐出现赞美文王、赞美周大夫、赞美周平王等各种说法。这些赞美之说之所以在古代盛行，是因为此类赞美之辞在当时的社会上可以起到社会教化的作用，并且受到当时统治者的推崇。与之相比较而言，在近现代的研究中，持“赞美”之说观点的研究者相对较少。思念之说得到近现代不少人的赞同。有很多《周南・汝坟》近现代注本译本皆直接释之为妻子对丈夫的思念之诗作。如民初的徐绍桢，今人聂石樵先生、刘松来教授等都认为《汝坟》是写妻子对其丈夫的思念之意。今人对《汝坟》的理解还有以马持盈、裴普贤为代表的欣喜之说。此外，南归之说一直流传很广，从明代的何楷提出此观点之后，直至清代的方玉润，方玉润继承了明代以来对《诗经》作文学研究的思路，而且在朱熹、姚际恒等先贤的研究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他更加注重从诗篇自身文本出发进行研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回归原诗，探寻诗的原本意，力求还原诗作的原始意境，他的研究方法为《诗经》后来的研究做出了变革性的贡献。至于反战之说，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今人对《周南・汝坟》诗旨进行探求而得出的更新的解释。在前人的研究中并无此说，是一种开拓与创新。以闻一多先生和孙作云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周南・汝坟》为男女情爱之作，即恋歌之说，这是一种大胆的猜测，说服力不强，在学术界很少为人赞同接受。
对《周南・汝坟》诗旨的理解，需要追溯历代研究者对其的分析，从最早的汉代毛亨作《毛诗序》，提出“《汝坟》，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坟之国，妇人能闵其君子，犹勉之以正。”到之后的郑玄为之作《笺》，亦提“妇人被文王之化，厚事其君子。”直至唐代的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宋代朱熹的《诗集传》都一直主张“妇人闵其君子，勉之以正”的观点，即是赞美文王教化之辞。此观点有很强的政治倾向性，不利于读者理解诗的原本情境。清代方玉润的“南归之说”，从各个角度，探求诗的原本意，注重从诗的文本出发，力求还原诗的原始意境，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汝坟》，南国归心也”，即本文归类为“南归之说”。
注释：
[1]孔颖达：《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王]运，黄巽斋：《尔雅集解》，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版。
[3]朱熹：《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4]季本：《诗说解颐》，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5]张学波：《诗经篇旨通考》，广州：广东出版社，1976年版。
[6]郝志达：《国风诗旨纂解》，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7][清]陈寿祺撰，[清]陈乔枞述：《三家诗遗说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8]马持盈，王云五：《诗经今译今注》，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
[9]欧阳修：《四库全书荟要》，香港：世界书局，1936年版。
[10]徐绍桢：《学寿堂诗说》，上海：中原书局，1932年版。
[11]聂石樵：《诗经新注》，济南：齐鲁出版社，2000年版。
[12]刘松来：《诗经三百首详注》，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13]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台北：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14]班固：《汉书详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15]方玉润：《诗经原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16]鲍昌：《风诗名篇新解》，郑州：中州书画出版社，1982年版。
[17]闻一多：《诗经通义》，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18]朱自清：《闻一多全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版。
[19]孙作云：《诗经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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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姚际恒.诗经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8.
[4]刘毓庆，贾培俊，张儒.诗经百家别解考[M].太原：山西出版社，2002.
[5]王礼卿.四家诗旨会归（第二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6]蓝菊荪.国风今译[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7]裴普贤.诗经评注读本[M].台北：三民出版社，1994.
（唐启萍 伊犁师范学院中国语言学院 83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