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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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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袁,著名作家,南昌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长门赋》《郑袖的梨园》《俞丽的江山》《汤梨的革命》《老孟的暮春》《子在川上》《鱼肠剑》等作品。作品被多种刊物转载,多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获多种文学奖。

一.魔镜

在西方所有的文艺理论里面,我最欣赏的,是法国雅克·拉康的镜像理论。拉康说,人在半岁至一岁半的时候,就从镜中发现了自己,并由此开始了漫长一生的迷恋,这一点,人类和许多灵长类动物完全不同,比如猩猩对镜子的兴趣,就非常短暂。它们对镜而照的时候,最初也是十分激动的,之所以激动,是因为它们没有认出镜中的自我,它们以为迎面过来的是对手,所以它们严阵以待,做出种种挑衅的可笑动作,可一旦发现对面的猩猩只不过是自己影像,它们马上就意味索然地走开了。

但人类的行为正相反,不是走开,而是走得愈来愈近。所以希腊美少年Narcissus,最后溺水身亡了。Narcissus的溺水,当然是有讽刺意味的,但讽刺的意味没有那么强烈,因为他毕竟有倾国倾城之姿,所以自恋还是可以原谅的,至少是可以理解的,虽然他把这种自恋推向了一种极致,最终把自己也倾了。当然结果也不是很悲剧,如果从东方的文化角度来看,甚至是喜剧了,因为他变成了一株水仙花,从此永远在水边了,也就是镜边,这简直是一曲让人荡气回肠的生死恋情了,是神话版的《人鬼情未了》和《牡丹亭》,这样的大团圆结局是很符合东方人的有情人皆成眷属的心理的。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Narcissus的,因为没有这样的天赋,越美丽越迷恋,而老天在这个方面,太没有公平精神了,他没有给所有的人同样的姿色。有的人如花似玉,而有的人却如草似芥。

而镜子还是要照的,即使如草似芥。半岁就养成的癖好,基本上就成了不治之症。但如草似芥的形象,在镜中要成为如花似玉,这就有了相当的难度,因为大多数的镜子都具有诚实的品德,所以,《白雪公主》里的那个继母,要想方设法把继女杀死,才能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这当然是很愚蠢的办法,精明的现代人是不屑为之的,因为太不划算,为了镜子的那句话,不仅搭上了王后的身份,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怎么说,都亏大了。与其杀继女,不如杀镜子——山不转水转,世界陡然一片烟波浩淼了,这本来也是她与镜子之间的恩怨,和别的事物不相关的。

明白了这个之后,世界就开始变得姹紫嫣红了。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管用什么辙,殊途同归,最后总要把自己变成一朵水仙花。梵高的样子是丑的,可梵高用他的《向日葵》和《鸢尾花》,让自己脱胎换骨了;温庭筠的样子也是丑的,丑到被人叫作温钟馗了,然而也不打紧,他有美艳的花间词,照花前后镜,花面相辉映。这么一辉映之后,温钟馗亦变得十分美艳动人了。

小说就是我的镜子。我开始写小说是2001年,那一年我三十多了,韶华已逝,不再喜欢以铜为镜。但对镜自照的积习却难改,只好向梵高和温钟馗学习了,有什么法子呢?自己是没有办法摇身一变的,只好让镜子摇身一变。暗暗地希望小说能成为我的《鸢尾花》和花间词,把我照得风华绝代绰约多姿。

这当然是带了几分妄想的。但妄想也是打小就开始了的。人在半岁时从镜里看到的自己压根不是真实的自己,是把搂抱着自己的母亲也看成了一体的,所以,自欺,或者说,幻觉是从一开始就有了的。就这个意义上而言,小说几乎是我的魔镜了。

二.出世与入世之门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遁世方式。阮籍遁到酒里,据《晋书》言,籍能饮酒两斗,大醉六十日。王维呢,遁入禅,虽为大唐右臣,却不理世俗事,日饭十数名僧,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最妙的是陶渊明,这浔阳柴桑的名士,干脆躲进了千万朵桃花之中。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数,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何其美也,这是最风情的遁世。比醉熏熏的阮籍体面,比青灯黄卷的摩诘有情味。甚至比化鲲鹏逍遥的庄子,也更妩媚让人迷醉。

可陶渊明的桃花,看似家常,其实是最不易得的。在这暄暄的世间,你到哪里去弄到那一大片地呢?没有那片地种你的千株桃花你又哪里做得成那个花下之人。倒是庄子那一套,实现起来相对更容易些。反正都是虚景,鲲也罢,鹏也罢,九万里扶摇直上也罢,都是意念的东西,只要闭上眼睛,就到了南冥,就到了天池。明明自己只是个漆园小吏,靠卖草鞋贷粟为生,也不怕,庄子看破它,人间功名与富贵,庄子视它为浮云尔。这种出世的手段,对于现实中困窘的人,是可用的。物质有时是不能超越的,人家有家财万贯,你一文不名,怎么办呢,也不能移花接木,也不能无中生有。只好用庄子这一招——在精神上战胜他,精神是无形的,可也正因为无形,倒成为可能了。

小学时的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藐视我那些相对有钱的同学的。那时我当然不知道庄子,可我开始读小说了。在我们那个小地方,和我一般大的孩子几乎是不读书的,大家书包里的东西千奇百怪,男孩子书包里有弹弓,有玻璃珠和画片,女孩子书包里有鸡毛键和糖纸,可书一律只有两本的,一本算术,一本语文。至于其余的阅读,便只剩下连环画了。但我不一样,我父亲是个语文老师,所以,我不但读了《水浒传》,读了《红楼梦》,甚至还读了鲁迅的《呐喊》和《徬徨》。《呐喊》和《徬徨》自然是看不懂的,因而也不喜欢,可我看懂了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看懂了夏洛特的《简·爱》,这就够了。小说给了少年时的我一对翅膀,只要我愿意,我可以飞到任何地方。小说也使我成了能七十二变的孙悟空,必要的时候,我可以摇身一变,变成伊丽莎白,最后和达西终成眷属,变成简爱,最后和罗彻斯特生死相依。世界一下子大了又小了。人生甜蜜了又忧伤了。现实生活虚化了,身边的人和物都飘飘忽忽的,成了影子,她们穿漂亮的花裙子也罢,她们扎漂亮的蝴蝶结也罢,我一概看不见。——即便看见了又怎样呢?我可以给我自己穿上世上最华丽的衣裳。我驾着南瓜车,穿着水晶鞋,去和我的王子共舞。现实世界没有什么是我不能忍受的,不管是物质的清寒,还是家务的劳作,还是学习的压力,我都不怕。我笑吟吟地,又安静又温柔地守在我的角落里。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人,一个世界让我不安了,我就背叛这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我在我的世界应有尽有。

既便后来,我去一个大城市读大学,我也是借助小说变得刀枪不入的。大城市的灯红酒绿和繁华,是我从前不曾见识过的,但它从来不曾伤害过我,也不曾诱惑过我。外面的世界再好,城市的生活再好,好得过我的小说么?只要周末我去趟图书馆,回来再把我的床帘一拉,我就与世隔绝。至于帘外的西府海棠、描眉搽胭脂的室友,以及来串门的长满青春痘的男生,都虽有却无。我活在我的小说里,在小说里我风华绝代,顛倒众生,在小说里我历尽千年,看破红尘。我桃之夭夭,灼灼其花,我桑之叶落,其黄也陨。我妍,我也媸,我足不出户,我又夜行千里,我什么都没经历,我又什么都经历了。

所以,小说与我而言,完全是私密的,它脱离了社会的意义,不仅与政治无关,与伦理无关,也与责任无关。我这样说,不是想否定小说这门艺术的多元价值,也不是在持一种消极的小说观,认为它只是一种消极的精神鸦片。它当然不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小说态度,鲁迅用它呐喊和批判,普鲁斯特用它缅怀和伤感,还有的人,用它飞短流长。即使是一个人,小说的态度也会呈现出阶段性的不同。比如我,从前把它当作遁世之道,这种遁世其实带有理想的色彩,不仅仅是因为不热爱现实的人生,而是因为对人生有更浪漫的期待。像李白的诗歌一样,因为是爱的,所以想更多的爱。所以,它看似出世,其实呢,却是入世。而后来呢,我不仅读小说,而且偶尔还写小说,小说这时就像伍迪·艾伦的《开罗的紫玫瑰》里的电影,而我是西塞莉亚,我有些厌世了,也悲观。职称呀,儿女呀,复杂的人事呀,流逝的华年呀,都让我觉得无力。于是我要借小说再次逍遥,却不能了。现实过于周密,它几乎无处不在,现实也过于沉重,我的翅膀负荷不起。再说,我也没有那垂天之翼,我只是蜩,只是学鸠,在榆树和枋树之间来回相撞。明白了这一点,我十分忧伤,因此我的小说也是忧伤的——而且这忧伤是饮食男女的忧伤,丝毫没有天地精神的气质。它琐碎,它絮叨,这种风格其实我是不想的,这也有违我的小说初衷。我这一次倒是真想遁世的,结果呢,却更深地入世了。现实和小说在我这里再一次模糊了界限,只不过这次和前次不同,前一次小说是小说,现实也是小说,而这一次现实是现实,而小说也是现实。

但我无能为力。我不能左右别人的小说,我甚至也不能左右我自己的小说。我唯一能做的,只是对小说从一而终。

三.灯下绣花记

弗洛伊德说,人有本我、自我和超我;他的学生,拉康,也把人分为理念我、镜像我、象征我。也就是说,人是有分身术的,如孙悟空一样,一会儿是神,一会儿是人,一会儿又成禽兽成昆虫了——说禽兽说昆虫,也并没有糟的意思,不过是指去伪存真回归自然的一种状态。人在有时候能做做无所顾忌的猫狗,或者学庄子,做做栩栩然蝴蝶,其实也是很美的事。

三个女人一台戏,而依弗氏的理论,一个女人就能一台戏了。所以《西厢记》里的莺莺,莺莺甲能写出“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莺莺乙又能悔简让张生吃尽苦头;莺莺甲能在夜半和张生巫山云雨颠鸾倒凤,莺莺丙又能让张生远走长安求取功名。《美国往事》里的黛博拉,一个有着舞蹈梦想的女孩,一面接受着街头混混Noodles的爱,又一面拒绝着他——这也是最动人的一笔,没有接受那不是黛博拉,没有拒绝那也不是黛博拉。正是这若即若离,这若远若近,塞尔乔·莱昂,这个意大利男人,刻画出了一个光芒四射的不朽的女性形象。女人从古到今都一样,从中到外都一样,永远如走马灯,会变幻出各种各样的颜色和花样。所以妙玉想把刘姥姥喝过的茶盏扔了,虽然那是成窑的物件,却一点儿不嫌弃和宝玉共用一个绿玉斗喝茶。

不是莺莺虚伪,也不是妙玉做作——倘若这样看女人,那是真不懂女人了。男人也是会独唱三国演义的,李白似地唱,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一个李白要去长安,一个李白要去炼丹,还有一个李白呢,要斗酒诗百篇。曹操呢,就更千面,一个曹操杀人不眨眼,一个曹操又“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了;一个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一个曹操又“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了。

男人的世界可见也是很复杂的。但这复杂相对于女性而言,也实在算不了什么。一直走在大路上的男人,无论如何也没有女人的曲折和迤逦。这不仅关乎女性的性格,更关乎女性成长的历史。女性前进的方式总是进一步,又退半步的。三寸金莲的女人,走起路来,自然是一步三摇的。即使现在,虽然三寸金莲的时代过去了,但三寸金莲的姿态和痕迹却还在。——这是难免的,世上所有的东西只要存在过,就一定会留下痕迹的,这是物质不灭定律,所谓雁过无痕,那是没有的事,人的肉眼,毕竟是有局限性的。

相对于一般的女人,女知识分子又是更曲折更迤逦的。毕竟她们从这个世界上接受的东西更多,见识的东西也更多。见过狼狈,才知道要绕过狼狈,见过罂粟,才知道要绕过罂粟。只有那些什么都没见过的人,才能一马平川地往前行。

所以我十分热爱写女人,写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人。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人犹如百褶裙,一褶之后,又是一褶。面上是一种颜色,暗里又一种颜色。明里暗里的东西,不一样。有些复杂的百褶裙,里面还会描红帖绿镶花绣朵。于是一移一动之间,一摇一摆之间,那乍一现的姹紫嫣红,让人惊艳。

缝制这样的百褶裙是件细活。不比缝制那大袄大褂,手工粗一些糙一些,看不出来,或者看出来了也不打紧,本来就是线条简单的衣裳,若过于用力了,倒显得不自然。但百褶裙却不一样,那是花多少功夫费多少彩色丝线都不为过的。

灯下绣花。差不多写每个女人我都是持这样的态度。《汤梨的革命》里的汤梨是件盛唐时代的百褶裙,艳丽,铺张,且花团锦簇,那褶下的花朵,是牡丹,还是洛阳的牡丹,丰满又富丽的;《郑袖的梨园》里的郑袖呢,是晚唐或者北宋的风格,有绮丽有颜色,但那绮丽是流变了的绮丽,细寻味起来,其实已是绮靡了;那颜色,乍看之下,也是红也是绿,很热闹的气象,但热闹过了头,就有灰飞烟灭的颓败意思。还有《俞丽的江山》里的俞丽,还有《虞美人》里的虞美人,所有的百褶裙,都有这样的复杂和参差。

正是这样的复杂和参差,让灯下的我,如痴如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