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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长征空间的汪建伟个展中,干净的展厅陈列和“脏物”标题间反差,再次用一种“必然”复杂的逻辑预设,将展览打造成一场考验着观者思维的、“谜语”式的答辩场。
这种让很多人感到困惑的逻辑演算方式,也被默认成一种“汪氏”风格的典型标牌―不论艺术家如何警惕和质疑既有系统中的腐败倾向,但作为一个有“边界”的人,在对自我价值观有着清晰认定的同时,也会在不同“作品”的形式流转间,表露出很多与过去的自己重合或重复的精神“排演”方式。如艺术家在绘画中用线条干预形象、在装置作品中对于不同材质“尖锐”比对的偏好等等。
而展览的主题“脏物”,则在逻辑上将汪建伟于形式上表现出的个人习惯,重新归入到一个略显狡黠的、开放的思考系列中。
用形式上“干净”而概念上“脏”的“物”,去“冒犯” 这个条理清楚、组织完美的世界。负负得正或净净得脏的曲折思维,所得到的结果终是一片昏暗的虚无?还是一团豁然开朗的清澈?或许走马观花后的一头雾水,才是对于“这个条理清楚、组织完美的世界”的最大冒犯。
而艺术家并未强行设置在展览中的“结果”,也促成了一种在预料之中的“开放性”体验:它让每位观众都可以保持着自己的“费解”,或在费劲的思考中追究其终极“意义”的权利。在我看来,艺术家的“狡黠”之处也正在于:对于开放性的“放任自流”,和不指向任何“结果”的“固执己见”。此外,开幕当日在长征后院展开的《有人在后院排演》,则在形式上远离了观众所熟悉的、“汪氏剧场”的“排演”效果。
由汪建伟创立的“结晶体”小组,在三只话筒前轮换进行着冗长的对话。几乎没有额外动作修饰或提示的纯“文本”讨论,让听者仿佛置身于一个略感压抑的法庭现场。而对谈中涉及到的诸多议题,虽被讨论的非常深入,却难免会让观众有顾此失彼的仓皇感。而在排演舞台之下听众们断续的交谈声,则似乎在用“无心插柳”的自我主张与台上的“排演”犀利地对峙着―相对于被艺术家“预设”好的排演舞台来说,这种游离于潜在规则之外的大面积杂音,应该更贴近于“脏物”概念中所包含的“用不可控的污秽之物和戏谑嘴脸消解既有纯洁”的原初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