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是最好的投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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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高达30%-40%，高于物质资本投资的回报估计可以高达20%，也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15%-20%。
一个高层次人才带来一个行业的巨变。“人才投资是效益最大、最有远见的投资”已经得到无数实践的检验，正在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日本、美国、韩国、深圳、北京、上海……人才投入“一本万利”的鲜活故事层出不穷。
人才差距
1996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首次提出知识经济的定义： “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经过近20年的发展，知识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流。
智力成为支撑知识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因而知识经济又被称为智力经济。人类正在步入一个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知识的生产、分配、使用（消费）为主要元素的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智力、知识、信息等无形资产的投入、占有，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财富和权力的象征取决于所拥有的信息、知识和智力。这就决定了劳动力的国际竞争力也不再以廉价为主要的优势，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科学文化素质的高低。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科学文化素质的形成有赖于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源转化为人才资源，更离不开人才资本的投资。
早在20世纪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研究就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际上是“知识差距”。如此看来，“知识差距”实质就是人才的差距。
大量的数据证明了这种观点。
2014年，我国劳动人口受高等教育的不到10%，全国人口中达到劳动年龄的人力资源接近8亿人，知识技能人才资源不到1/7。而早在2000年，美国的人才资源已达劳动力的65%。从人力资本的投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来看，我国为20%，而美国达到60%以上。
以制造业为例，我国制造业从业人员1.4亿人，其中技工约占一半，在这7000万名技工中，初级技工占60%以上，中级技工占35%，高级技工及以上的人才不到4%。日本、德国等国的技术工人中，高级技工及以上的人才达到40%。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我国约为35%，发达国家则达到75%。
人才投资效益最大
“人力资本之父”舒尔茨对1929年至1957年美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定量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各级教育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为17%；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劳动收入增长的比例为70%；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国民收入增长的比例为33%。
舒尔茨得出结，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益增值大大高于物质资本的投入，他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奖。
人力资本投资效益最大这一结论也在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中被证明，劳动力受教育的时间每增加一年，就能提高劳动生产率9%。以此推算，与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相比，一个小学毕业生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68%，中学毕业生提高181%，而一个大学毕业生则提高297%。这样看来，投资大学教育每增加一个人年所提高的劳动生产率，是投资小学教育每增加一个人年所提高的劳动生产率的2.6倍。
国内外的实践也反复证明了中这一观点。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世家靠投资产业资本成为百万富翁，用了近百年；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家族靠投资资源资本成为千万富翁，用了50年；而电脑奇才比尔・盖茨靠投资人才资本成为百亿富翁，只用了十几年。如今，这个时间差与知识更新速度一样，周期会更短。
国内更是如此。仅以深圳为例，数据显示，2015年，深圳市级财政人才投入16亿元。而这一项投入在《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之后，每年将达到44亿元。经济回报也是可观的，2016年前三季度深圳第二、三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分别为28.9%和71.1%，分别拉动经济增长2.5个和6.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中金融业和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主的营利业和以八项支出为主的非营利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突出。全市新兴产业（包括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四大未来产业）增长11.2%，高于整体GDP和规模以上工业2.5个和4.6个百分点。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庞大的人才团队基础之上。
这些都充分说明，投资人才资本比投资资源资本、产业资本能获得更大收益。
人才投资正当时
从高消耗、低成本发展模式向低消耗、高成本、高附加值的产业模式转型，我国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产业结构的改变对我国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从中低端岗位向中高端岗位转移成为趋势。与此同时，新产业、新业态快速发展，市场对中高端人才的需要急剧增加。
根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2015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显示，当前我国企业创新投入和能力明显上升，但面临创新人才短缺，资金结构单一等问题。高达60.7%的企业家认为，高技术人才缺乏是妨碍企业创新的主要因素。
近些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不惜投入巨资，以提供优厚的物质待遇和优越的工作吸引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才为他们所用。这些人才身上所携带的“前期”初级阶段漫长的人力资本投资，被人才流失国“买单”。而人才流入国只需要进行“中期”的中级阶段或“后期”的高级阶段投资就可以迅速“坐享”前期投资的巨大效益。
然而我国目前的人力资本投资力度与西方发达国家却有很大的差距。2010年，我国“人力资本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是12.0%，2020年规划达到15%。而在2006年，美国为23.14%，法国为19.02%，德国为17.80%，新西兰为16.32%，英国为15.60%，日本为15.14%，澳大利亚为15.11%，意大利为14.47%，韩国为13.76%。
如此情势下，我国的人才投资尤其是人才的中高端投资，显得极为紧迫。
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认为当前中国人才投资回报效果十分显著。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结构和模式发展日新月异，越是有知识和技能的人，越能很好地适应各种变化，并反过来更好地推进经济的发展。
与之相对的，中国与国际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新思想、新技术的本土化、全球化，都迫切需要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即使是大量实物资本的投资，因为需要很高的技术含量，也必须以人才作为支撑。
正因为如此，对于经济处于转型升级的中国而言，人才的“溢出效应”格外突出。西方相关研究也证明了这种观点，目前中国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高达30%-40%，高于物质资本投资的回报估计可以高达20%，也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15%-20%。
一旦投入便有“核能裂变”似的产出，如此一本万利的投资模式，是市场经济中谁都无法拒绝的经济增长秘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