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女尼利照墓志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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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金石拓本所具有的书法、史料价值，它们自唐代起就被人们所重视所收藏。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在存世金石拓本中，有许多在正史中无法见到或遗漏的史料文献。这种史料文献也许是只言片语的，也许是若隐若现的，但通过这些细微的记载，却能使我们真切地了解到过去的时代，了解到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环境，从而得到与古人跨越时空的沟通。从近来所见的这方唐代女尼墓志中，我们就深深地感到了这一点。

唐女尼利照墓志，陶质，高30厘米，宽31厘米，厚5厘米。墓志利用建筑用砖改制而成，正面经磨制后书丹并刻写了文字，背面则仍保持着地砖原有的线纹与几何格式。墓志刻文7行，行8字。由此墓志文中的年号可知，此墓志刻于唐德宗李适贞元二年(786年)，为唐代的中后时期，这也是唐代文化再度兴盛的时期。在此前的十数年，就是著名的“大历十才子”生活的年代。在此墓志刻成的前一年，也就是贞元元年，唐代著名的书法家颜真卿去世。颜真卿在书法造诣上不仅声名显赫，而且也是中国书法史上开宗立派的人物。他极具鲜明个性的书法，不仅影响了唐人的书法风格，而且影响到千百年以后的书法风格风貌。所以，与颜真卿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城市的此墓志书写者，不可能不受到“颜体”书风的影响。从此墓志的书法表现来看，墓志应为一名民间普通人士所写，按唐代人对书法的要求来衡量，此墓志写得可能不是那么精美、不是那么严整，但此墓志书法中文字的合理布白、毛笔的熟练运用，以及笔画的干净利落，也足够今人学习的了。特别是墓志4、5两行的书法，用笔厚重中有灵动，率意中有法度，宋代大家坡的书法就是此类风格。细审墓志原物，7行下及左边上隐约可见朱砂文字，大致是“口口野行，口口师远”。按一般墓志铭的体例格式，最后一部分应为“铭”，可能是此墓志后面文字尚多，所余地方又小，7行后的文字写了两句写不下，也就放弃不刻了。

墓志文第2行刻有“东都安国寺”五字，“东都”指洛阳，“安国寺”，唐代有数个，长安也有，位于唐长安城兴宁坊南门，原名清禅寺，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年)更名为安国寺。此寺更名稍晚，不是墓志中所言“安国寺”。墓志中所说的“安国寺”属东都洛阳，在今洛阳以西的陕县境内，初建于隋代，规模宏大，至今尤存。“尼利照”是指墓志主人，女尼法号利照。当然，所谓出家，不一定都是要住在寺院里面，也有在家修行的，也有并不剃度而是带发修行的。此墓志主人应是东都安国寺的记名弟子，或在那里剃度，或在那里皈依。从墓志上可以看出她是住在并死于长安家中的。第3行“越州兵曹绾”之“越州”，隋时为会稽郡，唐改为越州，即今浙江绍兴一带。“兵曹”为州府佐吏名，负责军防、门禁等事宜，唐开元时曾建制，在府称兵曹参军，在州称司兵参军。但后来多称兵曹参军一种。“绾”，即“汤绾”，墓志主人女尼利照的父亲，也即越州兵曹参军，其事迹新旧《唐书》未见记载。第5行“新昌私第”之“新昌”即唐长安城东延兴门内的“新昌坊”，遗址约在今西安大雁塔以东铁路新村至铁炉庙村一带。新昌坊内当时有不少达官贵人居住，如礼部尚书苏颤、吏部尚书崔群、太子少师牛僧孺、大诗人白居易等。当然像“越州兵曹”这样级别的官员如没有大的功劳，史书上是不会记载的。但作为地方志书，对“越州兵曹”汤绾居新昌坊则应该补人才好。

第6行所记“私第”，即私人住宅。“葬于龙首原”，唐时长安城有两段龙首原，一段在城西北开远门至金光门之外，属长安县，一段在城东南通化门至延兴门之外，属万年县。一般所见唐代墓志大都会写明是葬于长安城西属长安县的龙首原还是城东属万年县的龙首原。如：《唐左骁卫将军陈义墓志》：“卒于上都金城里之私第……葬于长安县龙首原。”(《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六十七》)《唐左龙武将军张源墓志》：“卒于永平里之第……于万年县龙首原。”(《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七十二》)此墓志上的“新昌坊”就在长安城东南延兴门内，出此门到城东龙首原更近捷方便。由此也可断定此砖志出自今西安城东纺织城东原上一带。还有比较小一些的，即普通人的一些墓志，上面仅有“葬于龙首”，或“葬于城西龙首”的记载。就一般所出现的文字频率来分析，葬于长安城东的可省称为“葬于龙首”，葬于长安城西的大多要注明“城西龙首”或“长安龙首”。唐代的龙首原，北至长安城北渭水以南的高地，南至樊川与白鹿原相连。此原地高土厚，连山控水，风水极佳。所以旧时人们多喜在龙首原建造坟茔，积年累月，此地坟茔叠垒，形势各样，直如洛阳的北亡山。

此墓志形制虽小，字体却较大，因此到末尾就无刻写铭词的地方了。但6行下有“恐陵谷迁徙，故立铭志”数字，可以看作是此墓志的铭词部分。“恐陵谷迁徙”，这是六朝至唐人墓志上常见的辞语。《唐南阳张对墓志》：“恐陵谷迁变，沧海成田，勒石泉扃，传芳永久。”(《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三十七》)古人树碑刻铭，就是“恐陵谷迁徙”，就是怕“沧海成田”，多少年以后无法辨寻祖先的灵骨，所以就刻立石碑，以为永存之道，这也给后代留下了十分珍贵的书法艺术和文献史料。

此墓志主人为僧尼，按僧人的信仰与习惯，死后是不要厚葬与巨碑的。所以，多少年来僧人墓志碑石出土的甚少。此墓志虽为小型砖志，但为研究唐代僧人的丧葬制度、官宦家庭、妇女的舍身出家现象以及民间下层人士的书法水平等，提供了真实而可靠的实物依据。由于此墓志拓本包涵有一定的文史价值，所以其收藏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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