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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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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上由政府组织的庞大船队连续多次往返于海上丝绸之路”,进行友好访问与通商贸易活动,是明王朝。

明朝初年,为巩固刚建立起来的朱氏皇朝的统治,防止海外侵扰,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规定“片板不许下海”,“敢有私下出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

在明朝实行“海禁”的同时,“朝贡”贸易仍然进行,广州仍设市舶提举司。永乐三年,广州兴建华丽的怀远驿,在十七甫路建房一百二十间,招徕贡舶,安顿外商。《图书集成・职方典》一三八卷记载谓:“明洪武三年,同知乌肃以能御灾捍患,请敕封为新泽海港之神,祀忌豚肉,往来船只必祀之,名日番神庙。”

明代造船业较前代更为发达,出现了不少的著名的造船基地。如明初洪武年间就首在今南京市郊上新河建立了“宝船厂”。造的船称做“宝船”。在福建建造的称做“福船”,广东建造的称做“广船”。“广船"的特点是以“铁栗木为之,视福船尤巨且坚”。材料优良,使用质坚如铁的铁栗木(亦称铁力木),船体结构坚牢,规模巨大,航行力强。广东出海之洋船都是富豪建造。他们勾通官吏,办置商货,走私出洋。嘉靖年间海商首领王直在广东高州所造的船,规模宏大,“巨舰联防,方一百二十步,容二千人,木为城,为楼橹,四门其上,可驰马往来”。崇祯年间,海述祖在海南岛造一大舶,三年乃成,首尾约二十八丈,桅高二十五丈。可知,明代造船业,既有官办的,也有商办的,皆是规模宏大,反映海运的发达。

明成祖永乐三年到宣宗宣德八年,是明王朝庞大的船队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最为活跃的时期。太监郑和先后7次率领庞大船队(五、六十艘),二万多人(各种专业人员和官校、士卒等),以及馈赠礼物和商品,巡航、访问南海沿岸三十七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

郑和船队中的船只,称做“宝船”,每船可载五、六百人。最大的“宝船”9桅,12帆。“修四十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明史・郑和传》)。近人考证,船长40丈合公制近60米,宽18丈合公制27米,排水量1200吨左右。海洋茫茫,郑和船队“惟观日月升坠,以辨西东;星斗高低,度量远近。皆剖木为盘,书刻干支之字,浮针于水,指向行舟。经月累旬,昼夜不止”(明・巩珍:《西洋番国志》)。郑和宝船,“体势巍然,巨无与敌”(同上书)。“维梢挂席,际天而行”(明・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序》)。今天,南京郑和公园有:郑和“宝船”模型。

郑和船队所到国家和地区,除了礼节性访问,相互馈赠礼物外,也以所带货物进行贸易。随同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他的《瀛涯胜览》一书中写道:

“中国宝船到彼(指满剌加),则立排栅成垣。设国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小城,盖库藏仓廒。一应钱粮,顿在其内。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等候南风(指西南季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其(指满剌加)国王,亦自采办方物,偕妻子,带领头目,驾船跟随,赴阙进贡"。

这一段文字记载了当时郑和船队以海上为贸易基地,派出船队分赴各地进行贸易的情况。郑和船队到达一个国家或地区后,也上岸贸易。《明史・外国传》记载:阿拉伯半岛东南沿海的商港祖法儿(今佐法尔),郑和在“七下西洋”中曾于永乐十九年及宣德五年,先后两至其地。“其王偏谕国人,尽出乳香、血竭、芦荟、没药、苏合油、安息香诸物,与华人交易”。由华人方面换回的是“中国瓷器、丝”(《皇明世法录》,卷82)。

郑和的随行人员马欢著的《瀛涯胜览》,费信著的《星槎胜览》和巩珍著的《西洋番国志》,都扩大了当时的中国人对“西洋”的视野。郑和远航“西洋”,历经三十余国,最远达非洲东岸和红海。比哥伦布(1484―1536年)达・伽马等的航行在时间上早半个世纪以上,在船队规模和船只之大方面,都超出好几倍,创造了震惊世界的航海壮举。

到了宣德年间,由于倭寇侵扰,曾中断海外贸易,重申海禁。嘉靖年间,寇扰加剧,“海禁”更严。直到隆庆元年平定倭寇,始放松“海禁”,海外贸易又有所发展。

此后,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从16世纪开始,西方的殖民者、商人、传教士、探险家等来到东方。公元1498年,达・迦马发现东方航线之后,葡萄牙人首先来到中国,其后有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再后有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中国的对外关系发生了极大变化,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被冲破,面对着西方的商业、传教、殖民、炮舰、掠夺和战争的挑战。

明正德九年,葡萄牙船队开始到达广东珠江口外屯门。正德十二年葡萄牙国使者道咩卑利士率领葡国船队正式访问中国,第一次获准在广州登陆,并兼程进京觐见正德皇帝。

为了商业和殖民利益,葡萄牙人通过不正当的非法手段占据澳门。嘉靖十四年通过贿赂前山都指挥取得葡船在澳门停靠的便利。嘉靖三十二年又借口航船触礁,贿赂广东海道史,获准在澳门登陆不去。嘉靖三十六年正式占据澳门。继葡萄牙人之后,公元1601年荷兰武装商船第一次开到广州。1623年侵入我国台湾,筑安平要寨。公元1637年英国船只闯进珠江口,炮击虎门。

《琼州府志》卷十九记载:“明世宗嘉靖四十三年5月,佛郎机夷船三只泊铺前港,海贼施和率众攻之,佛郎机桅折,避入港。”

另外,据该船驾驶者甲哥于公元1562年12月10日从卧亚发出的信中,记叙该船遇险经过,无论时间、事实都不同:“1560年10月,从平户出航的马雷耳・梅东沙的船航行十二日之后,在中国沿岸,有七昼夜为暴风高浪所翻弄,失掉帆樯,折断楫橹,船员们在绝望之中,好不容易漂到了海南岛。”按这一记载,葡萄牙船因风漂流到海南岛,在中国人的帮助下才得救。

明代海外各国经海南贸易者,仍然相继不绝,为了祈保平安和满足的需要,在万州东北三十五里莲塘港门,建立了番神庙,其神曰“舶主”。

考古发现的明代外销瓷器和铜钱、铜锭等不少。西沙群岛两次调查都发现大量明代青花瓷器。北礁发现铜锭24块(69公斤)、铅锌锭1块(0.5公斤)、铜钱400多斤。其中“永乐通宝”1215枚,都是新铸没有使用过的。有人认为这些铜钱“很可能就是郑和船队中的一艘在这里触礁沉没了留下的遗物。”海南岛西北部海域打捞出一批青花小罐,也是明代沉船中的外销瓷器。广州东山明代太监韦眷墓出土三枚外国银币,经夏鼐先生考证:二枚为榜葛剌国培巴克沙于1459年铸;一枚为威尼斯共和国总督帕斯夸尔・马利皮该罗铸,叫“格罗索”或“格罗塞托”银币。为南海“丝绸之路”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