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一定要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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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副高职称。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于山东郓城，曾在当兵，曾就读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深圳大学作家研究生班。曾在《中国作家》《大家》《青年文学》《山花》《作家》《诗刊》《星星诗刊》等全国纯文学刊物发表小说、诗歌等二百余万字。作品曾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散文选刊》等选用。出版小说集《欧珠的远方》《藏・世界》《大地上通过的火车》，长篇《变虎记》《我们》《欢乐颂》《旧爱与回忆》等，诗集《白云朵朵》等。

曾获新浪最佳短篇小说奖、第五届深圳青年文学奖等。

梁帅：徐东你好，欢迎做客《北方文学》。最近得知你已经到鲁迅文学院学习，感觉怎么样？鲁院什么地方最吸引你？

徐东：你好梁帅。此时我正在北京鲁迅文学院感冒，差不多两年没感冒了，这感冒一下还是挺高兴的。今天北京的天气也很好，蓝天白云，让人怀疑北京从来不曾有过雾霾。上两周参加中韩日三国作家论坛，一位日本作家发言时说，他来北京之前，亲人好友一再劝说他要多买口罩，结果他发现，来到北京后口罩根本用不上。北京的天气好得让他感动，他要把自己的感受写进小说。当时我在心里笑了，我心说，你遇到北京的好天气，真幸运。

梁帅：我在北京也很难碰到好天气，如果碰到，心情特别好。鲁院的社会实践活动特别好，你们都去哪儿了？

徐东：刚刚过去的一周，去了江西。我们四十几位来自全国各省市的同学，作家和编辑，去了井冈山、吉安、南昌的一些地方。我是第一次去，重要的是和那么多文学同道一起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其间有不少交流，交流的过程中对别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这种了解和认识反过来又有助于对自我的了解和认识。我发现，原来我也是乐于与人交往，乐于融入一个集体，甚至是乐于表现自己的。行程紧张，比较累。天气也炎热，然而心情却是放松的。放松的感觉是好的，在鲁院的学习生活，等于是从过去的生活中走出来，走进了另一种生活。放松。

回来后我感冒了，头晕、咽痛、鼻塞。在鲁院的房间里，我望向窗外，天气是好的，心情也并不因为感冒变坏。不过我想的却是：一切如过眼云烟，如梦幻泡影。然而此时，正在经历因小感冒所产生的苦痛，这是真实不虚的体验。由此发散开来想，人在天地之间，确乎是个灵物。个人的世界，不管他写不写小说，从事不从事文学艺术工作，他不仅仅拥有他所看到、感受到、正在经历的现实世界，还有另一个内心精神的世界。

梁帅：你说得对，每个人的内心感触都有独特的地方，只不过作家或者艺术家精神世界更细腻和独特。

徐东：来鲁院有一个月时间了，这个月过得相当充实。听了李敬泽先生等人的课，在参加活动时还见着了莫言、张炜、刘震云等文坛大腕。去了一些曾经去过，生活过，或从未去过的地方。有些我原来住过的地方，如朝阳区的三间房、定福庄，那些旧房子，四合院没有了。我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例如，一个人要住在不容易消失的地方，才有利于他回忆起自己的过去。人还是应该往高处走，争取过上更加有品质的生活。在写作上，我也重新理了一下思路，对未来写作上的可能性，有了模糊的信心。这些都是来鲁院后，鲁院直接或间接给予的。我得到了在鲁院所能得到，而在别处不太可能得到的一些独特的感受。我想，这就是鲁院吸引我，以及吸引文学同道的地方吧。

梁帅：你出生在山东，到过、西安、北京、深圳，看你的过去一直处于“漂”的状态，为什么要这样，怎么不找一个地方安静下来？

徐东：过去，似乎形成了人既定的命运。一个人的命运，与内心的向往，与选择有关。一个地方对一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必然产生影响。我出生在山东郓城县下面的一个小村庄，世界上很少人知道有这个村子，更别说这个村子里的一些人。大家熟知“郓城”这个县城，多数还是通过读《水浒》。我们那个村子里的人口不多，在我还小的时候，大约只有三百来口人。过了二三十年，村子变大了，房子变漂亮了，过年的时候甚至还有些人开着小汽车回到家里来。有些当年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人，因为生病，因为各种原因已经过世了。当年的老人，例如我的爷爷奶奶，去世了也有十多年了。我的父亲母亲，现在也渐渐成了老人。小时候非常喜欢的苹果园，可以游泳的池塘变成了田地，盖上了房子。消失了，变了模样。一切，在时光中变化着。忆记中过去的人和事物，还依然存在，甚至鲜活。我一直想把我所生活过的那个村子里的人和事写一写。我以爷爷为原型写了《看火车》，以奶奶为原型写了《大风歌》，以我的父亲和母亲为原型写了《父亲会飞翔》，以一位买丸子汤的老人为原型写了《丸子汤》。那都是我初学写作的文字，在写作的过程中也曾经把自己给打动。那是十几年前的作品了。

梁帅：以家乡的土地为底色，开始写作，也是一般的作家都会选择的，人与土地，这种依存关系，决定我们不可能逃脱。实际上，我感觉那片我们童年生活过的土地就是我们的文学启蒙地。

徐东：我最初的文学启蒙是画册。我想要当一个作家，大约是十四五岁的时候开始的。那个时候看了许多画册。让我立志想要成为一个作家的，是人。我身边生活着的我所认识的人。人是有问题的，有的人心不够好，行为也不好，缺少文化修养，会影响和作用于别的人，使一些事理不公平，不公正，使一些人吃亏受欺负。我天真地想让那些不好的人变得好起来，因为看他们的长相，也不见得面目可憎。文学有教化人的功能，我现在仍然这样认为。十几岁的我“忧国忧民”，心怀天下苍生，一心想要改变世界，改变人类。那时的我单纯美好得像滴露珠，爱着一切。我总感到别人不理解我，而我却在理解和包容很多人很多事。闲思杂想过多，学习并无法专注，学习成绩自然不好。中学没有读完就读不下去了，想到世界上去经历。有了机会去当兵，本来可以去北京，我却选择了遥远的。当时去要比去北京早一些，我想早一点离开家乡，离开熟悉的却让我难过到生厌的地方。

我最好的年华，是在的三年。部队的学习、训练与生活对我的影响很大，使我由一个自由散漫的人变成了一个有组织纪律观念的人。这是一个人融入社会人群所具有的一种素养。1995年我在全连军事比武时获得第一名，那时的我体格强健，浑身都是力量。有不服气的战友，私下来找我“比武”，想证明他比我强。我不给他那样的机会。那时的我是骄傲的，也是孤独的，可以说，三年时间，我是看着的棕色高山，看着的风景过来的。有时也去爬山，爬很高大的山，去亲近蓝天白云，去俯瞰山下变小的房子和树木。那时我写着诗歌，自费订阅了一些诗歌刊物。1994年发表过一首诗。那一年也曾坐了近一周时间的车，从到北京的石景山去开诗会。我狂热地与文学恋爱，但基本上仍处在单相思的阶段。或许说，青春时期的懵懂无知，也是一种美好。若我足够聪明，或许我的文学之路会走不下去。

复员之后我曾有过短暂的去北京打工的阶段，在一家预制板厂打制水泥板。虽说我力气不小，但和那些常年在外打工的人相比，我还是比不过人家。我的手上磨出了血泡，我忍受不了和一群又脏又臭的人在一间房子里睡觉。我不如他们纯粹，仿佛他们做工只不过是为了赚钱生活。我的目标是文学。我又重新去读书。这得感谢我的父亲母亲，他们做小生意有些积蓄，也不甘心我一直窝在乡下，像他们那样生活。母亲的心高，父亲能干，我不甘平凡。很多乡下的孩子也不甘平凡，但家境的困难也会使一些人终究顺从了命运的安排。有幸的是我还可以选择，还有有些经济能力的父母支撑着。本来他们可以生活得更好一些，但是为了我，他们放弃了。在外读书是要花钱的，上世纪九十年代，钱还比较算是钱，每拿出几百，上千，几千块，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来到西安，成为一名学生。似乎我一直在排斥着学校的教科书，不能安心像别人那样学习。我所关注的，永远是文学书。我一直比较幸运，大学一年级开始，我便有机会去报社兼职当记者。赚了钱，传呼机成为小灵通。采写的稿子，一篇篇也变成了铅字。虽不是文学作品，当时还是会有一种成就感。后来换工作去了《女友》杂志社，当时《女友》杂志社正在创办《男友》杂志，我成了记者编辑。写了许多策划稿件，收入不错。2002年我在《延河》发表了一篇小说，很快又在《青年文学》发表了一个中篇。那篇小说的发表，使我有机会来北京工作。

2002年来到北京，成为《青年文学》的编辑，后因非典重新回到西安，在《喜剧世界》做了几个月，后又重新回到北京，先后在共和联动出版公司，《小说精选》《长篇小说选刊》工作过。2005年10月份辞职来到深圳宝安区的31区，和一些文学同道过着自由写作的日子。那是一次冒险。结果证明，没有工作，稿费养活不了自己。那一年刚好我的父亲开车时车翻了，轧断了腿。我不得不终止我的自由写作的生活，重新去找工作。2006年，我在武汉一家大学工作了一年时间，之后又到了北京，在新华文轩图书出版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为了生存，我必须工作。有些工作，未必是自己喜欢的工作。后来深圳又有好的工作机会，重新又回到深圳。在宝安区作家协会工作了一年，筹办《打工文学》杂志，后来杂志又被报社争取过去，我只好到了报社。在报社工作了五年时间，那是踏踏实实的五年，我解决了一些现实问题，成了家，有了房子和车子，生活安稳下来了。

没有谁喜欢“漂”，“漂”是一种在城市中寻求生存与发展的一种状态。自从进入到城市，我换过许多工作，搬过许多次家，因为没有多少钱买好电脑，二手的电脑也换过不下十台。由于钱少，想请朋友吃饭也不够大方，常常是朋友请我。这一切，似乎都是为了文学。假若我不为了文学，而是专心一意地去赚钱，或许我的人生就会改写，说不定我也挺有钱了。现在算是安稳下来了，但似乎仍在“漂”着，因为我并不能确定，城市就是我将来的“家乡”。或许，城市不是很多人的家乡，而是一个大家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地方。我的女儿，出生在深圳，或许她会把深圳当成她的家乡。

过去，我生活过的地方，我是有感情的。这次来北京，我特意去了我曾经住过的一些地方。十多年过去了，我已认不出我曾经非常熟悉的地方了。物是人非。我呢，还是过去的那个我吗？从十八岁到现在的三十九岁，似乎，我也变了许多。然而，仍然有不变的，那便是我对文学的追求。

梁帅：从现在看，我觉得对你来说文学意义更大，看你写了不少以为背景的小说，肯定对你有特殊意义。

徐东：的确对我有特殊意义。意义在于，我在最好的年华，遇到最美的地方。那个地方的风景使我受益终生。我自2005年开始写作题材的小说，那差不多是我离开十年之后，我想起那个地方，觉得该写点什么。断断续续一共写了十七个题材的小说，也断断续续地发表了，出版了。获得了一些文学同道、一些读者的佳评。《欧珠的远方》获得了当年新浪博客大赛最佳小说奖。有编剧改成了电影剧本，说，将来这部电影真正拍出来，在国际上是可以获得大奖的。我是相信的。在那个短篇中我提出了一个想法：一切从远方开始。文中的欧珠说：“我怕我一说话，世界就变了。”这世界正处在变化之中，然而这种外在的变化与人内心的变化形成了滞差，有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城市化，现代化的可怖。我们所看到感受到的，我们身在其中的，我们生存与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一切，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甚至相互交恶，而我们却找不到内心的依凭支点，多数人不过是在随波逐流，破坏着人类共存的传统与文明。

梁帅：我在九几年的时候，第一次听郑钧那首《回到拉萨》，那时候正好在青春期后期，感觉特别震撼心灵了。一直有一个梦想，要到去看下，感受大自然的净化作用。可遗憾的是，至今这个计划没有成行。

徐东：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去呢？他们是想通过的风景来清洗一下自己的心灵，感受到活着的美好与宁静。可以给予那样美好的感受。或许，我的题材的小说，也有助于读者获得一些精神的滋养。我喜欢我过去写的那些小说，不是说那些小说写得多么有水平，重要的是写那些小说的时候的一种状态，那是相当不错的一个状态下写成的小说。我现在已经写不出那样的小说，我正在试探别的写作的可能性。

梁帅：马原也在生活过，你喜欢马原的小说吗，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

徐东：我看过马原先生写的题材的小说，还是敞开了他，使他拥有了比同时代作家要强许多的写作的自由。不能说我就受到他的影响，至少那种影响并不明显。或者说，我写作的时候并没有想过他曾写了什么样的小说，对于我的写作有什么影响。我喜欢的作家有许多，国内的，国外的，人名可以说上整整一页纸。不过我觉得，一个写作者尤其是在写作的时候，要喜欢和迷恋的恰恰应该是他自己。这不是一种盲目，甚至也不是一种自信，而是一种需要。我最近重新认识到这一点――当年我正是那样，而后来，我写都市题材的时候却不够自信。写作，一定要有自信，不然就别写了。

梁帅：评论界对你的小说几乎一致使用了“纯粹”“纯净”的词语，这是你在创作中的审美追求吗？

徐东：我喜欢“纯粹”与“纯净”这些形容词所指向的人，或人的心境，或一些事物。给我纯粹与纯净的感受，我写出了我的感受。评论者发现了那种纯粹与纯净的美好。关于“纯粹”与“纯净”，人们越来越缺少了对这两个词的认识。我们应该重新去重视，去发现，去获得那种感受与认识。

梁帅：你在深圳生活过很长时间，深圳也是中国城市生活的代表，当代中国正处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文学界也提出城市文学的概念，你觉得城市文学的内核是什么？

徐东：我在深圳生活了差不多有十年了，这是我生活得最久的城市了。这个城市生活着一千五六百万的人口，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多数人都在“漂”状态下谋求着个人的生存与发展。这儿又是改革开放的窗口，中国向世界打开的一道门。经济的，文化的，这儿孕育着许多可能性。像“打工文学”，“城市文学”，包括根据写作者出生年代的命名，什么70后80后，我都不赞同。文学就是文学，作家就是作家。简单一点儿不好吗？这个复杂的世界，需要有简单的精神指向，这更有利于我们认识事物的本源与本质。然而种种命名确乎成为一种事实，我相信，随着时间，留下来的还是某某作家，某某作品，作家与作品，当代与后世产生了某种影响，而不是其它。

梁帅：卡佛是美国的著名作家，我们国内这几年做了很大的译介工作，卡佛笔下主要体现的也是城市生活，只不过他是美国的，我们有卡佛笔下的那种城市文学吗？

徐东：我读过他的小说集《大教堂》，也看过他的两本诗集，他给我的感受是，他写出了他的时代里人在社会环境中的真实生存，他表达了对生存的忧伤与倦怠。可以说，他有些偏执地写的是新时代里的新小说，具有非虚构特质的写作，没有刻意追随小说传统中的古典与浪漫，现代与后现代的东西。他不是托尔斯泰也不是巴尔扎克，不是卡夫卡也不是福克纳，难得的是，他忠实于自己的感受，站在自己的地盘，成为了他自己。他的写作显得那样漫不经心，事实上，他的那种写作态度与文本，恰恰对应，或者说呈现出了时代人心。忠实于自己，真实不伪，不刻意，不做作，就我的阅读视野里，我们的作家还没有谁像卡佛那样成为了他自己。我们的作家或许有这样那样的成功，但离我们的生活，尤其是离我们的精神内部，还有着一段需要不断消弥的距离。

梁帅：对，你还有另外一个身份，诗人。你是先写诗歌，后写小说，一般来讲，写诗对语言要求极高，这对写小说是有好处的，除了语言的锤炼之外，你觉得写诗对写小说还有哪些益处。

徐东：我目前还远远算不上是一个成功的诗人，因为我缺少作为一个诗人应有的对诗歌的迷恋与投入的状态。尽管，我经常会觉得有一天我也会写出一些好诗歌来，但愿我将来能有那样的状态。现在的很多诗人的诗作，我是看不上的，别的不说，他们缺少一个真正的诗人应有的那种写诗的状态。

芥川龙之介说过，好小说都具有诗性。小说中的诗性，是小说升华的部分，能够让人感受到纯粹或美好之类的东西，能让人产生共鸣。而诗性也是一篇小说具有创造性，具有生命力的体现。写诗对语言的锤炼的确有益，但也有可能会限制人的表达，莫言不是位好诗人，但他是一个语言的大师。写诗对写小说的益处在于，写诗使人情美和深刻，小说也需要这些，也就是纯粹的情感，有相当的思想性。

我喜欢从内心里流出来的，带着个人思想情感的那种具有生命力和创造性的语言，而不是那种公文式的，没有特点，也缺少质地的，人云亦云的语言。好的语言都带着言说者的生命温度与力量。

梁帅：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个读者。我们在创作实践中，面对阅读过的那么多经典作品，自己和大师之间的距离，会不会产生一种沮丧的心情？

徐东：会的。最近我看完了《托尔斯泰大传》，这真是一本好书，尤其是对于写作者来说。这本书相对全面地写了托翁的一生。看完之后我想，我永远都无法成为他那样的大师了。不惟如此，我甚至怀疑自己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我分析了自己所具有的知识基础，人生经历，思想与情感现状，以及自己的才能，我所处的时代环境等，我是有些迷惑的。但后来我又想，卡佛也没有必要去与卡夫卡比吧。现在好了，我觉得自己还是具有一种成为好作家的可能性，只要我不断地敞开自己，充实自己，写下去！

梁帅：你有自己的阅读偏好吗？

徐东：我喜欢读诗歌，尽管好诗较少，我还是抱着去发现的心态与眼光去试图找到好诗。

梁帅：中篇小说的写作，和短篇小说的写作，除了篇幅长短之别，信息容量上，爆发力上，你感觉二者的差异还有哪些？

徐东：有的小说写了很多字，看下来感觉没看到什么，过一段时间就忘记了。有的小说短短几千字，让人感到收获良多，例如罗萨的《河的第三条岸》，卡夫卡的《骑桶人》，鲁迅的《孔乙己》。信息容量在我看来，不是作家写进去多少生活化的名词与有趣机智的对话，小说中具有多少所谓扑面而来的时代的信息，最为重要的，在于作家在作品中融入多少情感的、思想的信息。换句话说，小说呈现的不是作家的知识，对生活的认识，而是作家的精神境界，思想能力，对人性的洞见。我们现在看契科夫的中篇《农民》，小仲马的《茶花女》，黑塞的《悉达多》，我们仍然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作品。

梁帅：我听说你辞去了工作，专职写作，为什么要这样选择自己的生活？

徐东：我对当官不感兴趣，对发财不感兴趣，我对写作感兴趣。我想专心一意地去对待我感兴趣的事情。辞职写作，是一出大胆的冒险行为，因为在城市中需要生存，需要赚钱养家。我原来作为《打工文学》周刊的主编，收入还不错。但我看到自己身边的一些朋友，为了一份工作，为了固定的收入一日一日，年复一年地那样活着，我觉得那不应是我的生活。所以，在有了一点儿生活积蓄后我辞职了。虽然写作本身不见得比工作更轻松、更赚钱，但这是一项自己乐意去做的事业。人有了条件，要去过自己想过的那种生活，这是一种理想的人生。我辞职后有不少好的机会，月薪高的工作，写剧本的合作，当某个区的作协主席，不是不心动，后来还是终于放弃了。写作对于我很重要，那是我早年的理想，一直以来的理想，我要坚持写下去。我希望现实允许我能写下去。但我已经感受到了现实的严峻，因为城市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我的父母亲年龄越来越大，我也越来越不再年轻。不过，当我想到自己老了，甚至不在了的时候，有些人还能阅读我的作品，我觉得自己的写作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我的父亲说，你去努力写吧，不用考虑我们。我的母亲现在也常为我高兴，说，以前总担心你，现在放心了。在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应该是我的父母了吧。那么，我最爱的人，难道不是我的父母和我的孩子吗？又或者说，为了更好地爱我所爱的人，我也要去爱整个人类？正是如此，我希望世间充满爱与美好。我正在为此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