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群体断裂带与企业风险承担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董事会群体断裂带与企业风险承担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笔者基于社会认同理论研究我国沪深两市2010-2015年间440家上市公司数据发现，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强度对企业风险承担有显著负向影响：董事会群体断裂距离越大，群体断裂带强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负向影响越小；与国有企业相比，私营企业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对风险承担的负向影响更强。上述研究不仅在理论上表明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重要影响，也在实践上为我国上市公司合理搭建董事会构成提供有益指导。
关键词：董事会群体断裂带；企业风险承担：社会认同理论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7）01-0101-07
一、引言
Kim和Lu以及李文贵和余明桂研究发现，风险承担是一种积极的企业行为，有助于企业加快资本积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企业风险承担呢？对此问题的解答主要集中于三个层面：一是社会层面，Anf和Lee认为，经济水平、资本市场状况以及文化价值观等会影响企业风险承担；二是企业层面，Atting等研究了企业特征以及公司治理因素对风险承担的影响，比如企业性质、企业生命周期、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等；三是个人层面，余明桂等依据高阶理论发现，高管人口统计特征或心理特征等也会影响企业风险承担。
前两个层面倾向于将企业作为分析单位，忽略了企业风险承担决策主体――董事会的作用。个人层面虽然关注到决策群体在企业风险承担决策中的作用，但这些研究仅仅关注了决策群体的某项个体特征，或者某些个体特征在决策群体内的分布程度，鲜有文献关注到董事会成员多重个体特征组合所形成的属性格局或者构型可能会给企业风险承担带来的影响。自Lau和Mumighan创造性地提出群体断裂带（或群体断层）概念以来，学者研究发现，群体断裂带对群体效能具有重要影响。例如，Kunze和Bruch研究发现，高强度的群体断裂带加剧了社会认同，容易形成相互排斥的子群体，导致群体绩效下降；Rico和Molleman研究发现，较强的群体断裂带会使决策质量下降。由于董事会也是一个决策群体，因此笔者借鉴群体断裂带概念，考察董事会的群体断裂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
笔者基于我国沪深上市公司2010-2015年间440家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发现：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强度对企业风险承担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董事会群体断裂距离、企业性质对群体断裂带强度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关系发挥调节作用。
与现有文献相比，笔者可能的新意主要体现在：（1）首次从董事会群体断裂带视角研究其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这为企业风险承担的现有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2）关于群体断裂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群体断裂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笔者考察群体断裂带对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拓展了群体断裂带的现有研究边界。（3）笔者发现，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强度确实对企业风险承担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群体断裂带距离、企业性质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这些发现也为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建设提供有益的实践启示。
二、文献述评
风险的本质是一种不确定性，从企业层面上来讲，企业风险是企业收益流的不确定性。余明桂等认为，风险承担反映的是企业管理者在投资过程中，对那些预期收益和预期现金流充满不确定性的投资项目的选择。对于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因素的研究，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社会层面和企业层面。企业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其经营发展必然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经济、政治、法律等变化都会造成企业风险决策的差异。企业层面的主要影响是在公司治理方面，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以及管理层激励等因素对企业风险决策均有重要影响。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机制，现有文献主要以高阶理论为基础考察决策群体成员的某项特征对风险承担决策的影。比如，Harioto等研究了董事会的多样性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而Lau和Murnighan开创性地提出群体断裂带概念，Lau和Murnighan以及Bezrukova等将群体断裂带定义为依据某个或某几个特征将群体划分为若干个子群体的假想线。这一概念不仅考虑了群体内的多种特征，而且还关注到了这些特征在群体成员中的排列组合以及由此划分的子群体的数量。群体断裂带与多样性虽然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但两者还是具有本质上的差异。关于多样性的定义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观点，谢小云和张倩认为，多样性的概念反映的是个体特征在群体成员之间分布的离散程度，群体断裂带则强调了成员多重个体特征的分布格局或构型。Thatcher等运用一个简单例子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差异。表1描述了两个假想工作群体的成员构成及各自的特征。
由表1可见，工作群体（1）和工作群体（2）均由A、B、C和D四位成员构成，各群体的全部人口统计特征都表现出相同的多样化程度，但是工作群体（1）明显存在断裂带。工作群体（1）中成员A和成员B在种族、性别、年龄以及职位上非常相似或相同，成员C和成员D亦是如此，而且A、B和C、D在相同的特征上具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在工作群体（1）中存在明显的断裂带将群体划分为分别由A、B和C、D组成的两个子群体。在工作群体（2）中虽然成员特征的类别以及各类别的人数与工作群体（1）相同，但是群体（2）中不具有各项特征都较为相似的成员，也就无法划分成为不同的子群体，因此很难形成断裂带。断裂带虽然存在于多样化的群体中，但是并不是所有多样化的群体内部都会产生断裂带。当团队多样化程度较高时，成员特征相互重叠的可能性较小，这种情况下比较不容易产生断层；当团队多样化程度处于中等水平时因为成员所具有的属性特征有限，特征重叠的可能性较大，更加容易产生断裂带。
Tuggle等首次将群体断裂带的概念应用到董事会情境中，研究了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对公司创业问题的影响。由于较强的断裂带需要董事会分配大量精力处理子群体间的冲突及沟通问题，所以如果董事会群体断裂带较强，董事会成员之间难以对公司创业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目前关于董事会群体断裂带的研究相对较少，并且主要集中在其对企业战略选择及价值创造的研究。比如，Kaczmarek等从权变视角考察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公司治理情境特征的调节作用。李小青和周建提出了董事会断裂带与董事会成员努力程度、决策冲突、信息共享的关系。周建和李小青与李小青和周建以大样本实证分析了董事会群体断裂带与企业价值、企业创新战略以及企业战略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任务导向董事会断裂带对企业价值以及企业战略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企业创新战略会产生积极影响。
三、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社会认同理论是由Tajfel等提出，该理论缘起于对群体间种族中心主义的研究。种族中心主义是指内群体偏好以及外群体歧视。这种群体间的态度与行为反映的是一个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客观利益，当群体目标出现不一致时群体之间就会出现竞争，产生群体间相互歧视、相互敌对的态度。Tajfel等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社会认同理论，即个体认识到自己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该群体成员带给自己的情感和价值。社会认同是对社会群体的一种认同作用，是由属于同一社会类别的全体成员得出一种自我描述。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为了更好地理解社会环境，存在一种将自己分类到一个或多个群体中的潜在倾向，在群体成员资格基础之上建立自己的认同，通过所属群体的规范来界定自己的适当行为，同时个体会坚守与其他群体的边界。Tajfel等认为，人们总是争取积极的社会认同，个体倾向于通过加入该群体获得积极的自我概念。这种积极的社会认同是在内群体以及相关外群体的不断比较中获得。群体之间的比较是群体成员获得积极认同的重要手段，个体会以积极的特征来标定自己所属的群体，同时以消极的特征来标定外群体。个体在群体比较中会突出自己某方面的特长使得在群体比较中表现得更为出色，并以此满足自尊需要。同时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个体会主动在重要维度上夸大不同类别之间的差异，而将自己所属群体内的个体差异最小化。个体因内群体与外群体之间对自己有利的比较为内群体成员提供了较高的主观声望，伴随而来的是积极的社会认同，Tajfel等认为，这种满足内群体成全自尊或自我激励需要的社会认同是产生群体问冲突和歧视的根源所在，这种属于某群体的意识会强烈地影响人们的知觉、态度以及行为。
董事会是由一些具有特殊背景、技能以及自身利益的个体为实现一定的目标而互相协作的群体，董事会成员往往被认为是企业决策体系中的精英人员。虽然有学者将董事会成员作为同质的单一体进行研究，认为个体行为与群体行为差别不大，但是大量的研究都已表明，董事会成员的认知模式以及行为动态在群体环境中会变得更加复杂。董事会作为企业决策的核心，其成员在性别、年龄、任期、教育背景等特征上存在一定的差异程度，根据相似吸引范式，董事会成员会寻找与自己特征相似的其他成员逐渐形成若干个子群体。基于董事会成员各种特征（例如性别、年龄、教育背景等）的分类会激发社会比较过程，使群体成员产生组内和组外的意识，由此形成董事会群体断裂带。社会认同理论以及自我分类理论认为，不同子群体之间会发生社会比较，这种比较会使内群体成员产生“我们-他们”的分离，这种分离会使董事会成员产生内群体支持和外群体歧视这样的偏见，进而产生认知冲突和群体矛盾。当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强度较大时，董事会成员对于所属子群体的认同会更加强烈。甚至超过了对董事会作为一个决策整体的认同，子群体成员间认同差异的增大可能导致子群体之间的认知偏见更加严重。
Watson和Kumar关于不确定性条件下群体决策的研究表明，共享目标的达成以及决策责任的分散有助于决策群体做出高风险决策。Harioto等认为，如果决策群体可以通过信息交换以及群体内部的讨论形成被大多数成员所接受的共享目标，那么群体决策将更加偏向极端，群体成员也更加愿意尝试风险较高的决策。此外由于决策失败的责任由决策群体所有成员共同承担。因此，决策者倾向于选择高风险决策。当企业董事会内部的群体断裂带强度较弱时，不同子群体之间的社会比较弱化，董事之间不会发生强烈的冲突，信息的交流以及沟通讨论更加顺畅，如此董事会可以更加迅速地形成被普遍接受的共享目标。此外，群体成员之间的和谐有助于形成情感纽带，可以促进群体责任在个体之间的扩散，换言之决策失败的后果由董事会整体共同承担而不会由某个个体或者某个子群体来承担。因此，这样的董事会倾向于承担较高的风险。与群体断裂带强度较弱的董事会相比，具有较强群体断裂带的董事会面临着更加严重的沟通障碍以及子群体间的认知偏见，由于子群体之间的冲突更容易产生不信任、不理解的消极情感，因此，董事会内部很难形成一个可以被大多数成员普遍接受的共享目标。另外在这样的董事会中各个子群体之间更多的是一种互相比较、互相排斥的氛围，很难像群体断裂带较弱的董事会那样形成可以分散责任的情感纽带，为了避免承担决策失败的责任，董事会在最终决策上倾向于更加安全有所妥协的决策，因此，董事会内部存在较强的断裂带时，董事会所愿意承担的风险水平更低。为此，笔者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O：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强度对企业风险承担产生负向影响，即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强度越强。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低。
四、研究设计
1.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笔者选取了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10-2015年间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由于根据Fau算子运用穷举法进行董事会群体断裂带计算时，宜选用董事会规模在7人以下的公司，而我国《公司法》规定，董事会规模应在5-19人之间，因此笔者使用董事会规模为5-7人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根据研究需要，剔除了金融类和ST类上市公司。最终样本为440家上市公司共931个观测值。笔者所用数据来自于国泰安研究服务中心CSMAR数据库，部分缺失的董事会成员信息根据巨潮网、和讯网进行手工补充。
2.变量测量
现有研究主要使用企业盈利波动性和股票收益波动性两种方法测量企业风险承担。由于企业盈利波动性作为一种财务性指标，会受到企业财务报表的约束与限制，其受操纵的可能性较大，而股票收益波动性可以规避这种问题，能够较好地反映企业的风险承担行为，因此也常用来作为企业风险承担的测量指标。因此，笔者借鉴Coles和Daniel的研究。采用股票收益波动性来测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即年化股票日收益波动率标准差的对数值（Risk），计算公式为：
（1）
其中，ri，j，t为公司i在年度j内第t日的收益率，T为每个会计年度内的总日数。
笔者根据Thatcher等提出的Fau算子测量董事会断裂带强度（Fau）。借鉴已有研究采用的方法，笔者选取董事会成员的年龄、性别、学历、任职期限以及法定来源作为计算基础。其中，董事会学历分为本科以下、本科、硕士以及博士，任职期限为董事从上任之初到统计截止时间在公司的任职时间，法定来源是指董事会成员是执行董事还是独立董事。具体计算公式为：
（2）
根据李文贵和余明桂、Nakano和Nguyen等的研究，笔者选择如下控制变量：公司规模（Fsize），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财务杠杆（Leverage），资产负债率；公司成长能力（Growth），企业营业收入的增长率；股权集中度（CR_5），公司前5位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企业上市年限（Age），企业上市年限的自然对数值。另外，笔者还控制了行业（Industry）和年份（Year）的影响，以虚拟变量加以度量。
五、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表2给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变量间相关系数。从表2可以看出，样本企业的风险承担平均水平为负，表明我国多数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普遍较低。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强度均值为02424，这反映出我国多数样本企业董事会内部存在着群体断裂带并且断裂带强度较高。从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强度（Fau）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Risk）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Pearson系数为-02495，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与前文假设的预测相符：其它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系数相对较小。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3给出前文假设的回归结果。基准模型给出包括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1）将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强度变量（Fau）引入基准模型。
回归结果表明，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变量（Fau）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强度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前文研究假设一致。
群体断裂带强度是指以相同的方式将群体按照某种或多种特征进行划分形成子群体的程度，反映的是子群体内部同质性和子群体间异质性程度，是将群体划分为若干子群体的假想线的清晰程度。
自群体断裂带的概念提出以来，大多数学者仅关注了断裂带强度这一维度，近年来学者对断裂带的结构进行了补充，将应用于社会学、组织行为学中的“距离”维度引进群体断裂带中，并对这两个维度的内涵与测量做出清晰的界定。Bezrukova等提出断裂带距离反映的是一个子群体在多大程度上有别于另一个子群体，它计算的是不同子群体质心之间的距离，测度的是由断裂带划分而成的不同子群体之间的差异程度。例如，A群体中有两名25岁女性和两名50岁男性，B群体中有两名25岁女性和两名30岁男性。两个群体可以根据性别和年龄清晰地分为两个子群体，即断裂带强度相同，但是两个群体中子群体的差异化程度明显不同，A群体两个子群体年龄差距大于B群体中子群体的年龄差，因此A群体断裂带距离更大。为此，笔者进一步考察董事会群体断裂带距离对断裂带强度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关系的影响。模型（2）将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强度与距离交叉项变量（Fau×Dis）引入回归模型。发现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强度与距离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董事会群体断裂带距离负向调节了断裂带强度与风险承担水平关系，即董事会群体断裂带距离越大，群体断裂带强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负向影响越弱。
Thatcher等以及李小青和周建认为，董事会持股有利于增强董事会成员对于股东利益的认同，促进董事会成员跨越断裂带迅速地达成明确的共享目标，弱化由群体断裂带所引发的信息共享障碍、决策冲突等。为此，笔者进一步考察董事会持股对断裂带强度与风险承担之间关系的影响。模型（3）将群体断裂带强度与董事会持股交叉项（FauxBstock）引入回归模型，发现该交叉项回归系数为负，但未能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说明董事会持股对群体断裂带强度与风险承担之间关系并无显著调节作用。得到这一实证结果其原因可能是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中董事会持有股份相对较少，没有发挥出长期激励作用。另外，我国目前没有完全开放对于董事会持股的管制，相关法规的限制也抑制了股权激励效果。
考虑到对于不同性质的企业而言。群体断裂带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可能会有所差异。因此笔者引入企业性质变量。模型（4）将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强度与企业性质的交叉项（Fau×State）引入回归模型，发现该交叉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企业性质对断裂带强度与风险承担关系有显著的负向调作用，即与国有企业相比，私营企业中的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更强。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国有企业具有较多的社会职能，承担了很多政策性负担，在决策过程中会受到来自政府方面的干预。而私营企业则没有这些限制，在决策过程中更加自由，由群体断裂带导致的各种认知偏见难以消除或减轻，因此致使私营企业中的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负向影响越强。
六、结语
笔者基于我国沪深两市2010-2015年间440家上市公司数据，考察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强度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对企业风险承担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董事会群体断裂带距离、企业性质对群体断裂带强度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关系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上述发现意味着，在选择董事会成员时企业应该充分考虑成员的个人特征以及董事会整体的特征分布，尽量降低董事会出现断裂带的可能性，或者尽量降低董事断裂带的强度。董事会成员特征的多样性虽然可能为企业带来新想法，但是如果董事会内部出现较强的断裂带，董事会成员之间存在交流与沟通障碍，不同子群体之间彼此互不认同，会导致董事会的多样性无法发挥优势。本文可能存在如下不足：考虑到数据的客观性以及获取数据的可能性。本文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范式选择了董事会成员的人口统计特征作为群体断裂带的测量基础，忽略了非人口统计特征（例如，价值观、性格等）。不过，这些特征可能会对个人行为和态度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将非人口统计特征纳入研究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