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使命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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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韩愈，大家都知道他是唐宋家第一人，对其所倡“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之言，更是耳熟能详。作为中唐“古文运动”的发起者和引领人，昌黎先生一生坎坷却富有卓识，仕途不顺却仗义执言，一篇论述师道的文章《师说》更是千古传诵，至今仍为经典。

韩愈从来到这个世上，就没怎么顺溜过。出生不到两个月，母亲辞世；3岁丧父，由其长兄韩会抚养；13岁韩会病故，由寡嫂抚养成才。幼时命运多舛艰辛，促使他发奋图强，刻苦攻读，终通六经。然而科举仕途屡败屡战，18岁赴京城参加进士考试，3次落榜，6年后才中进士。29岁时由宣武节度使董晋荐为推官，开始了其政治生涯。他心系民苦，触犯了皇帝宠臣李实，由监察御史贬为县令。在韩愈人生旅途中，与教育多有交集，一次为四门博士，两次为国子监博士，一次为国子监祭酒，还曾捐薪创设学校教化当地人民，其教育观体现在其著作《原性》上。

韩愈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人性观的论述上。中国自古就有“性善”“性恶”和“性三品”等学说，韩愈也主张“性三品”，在他看来：“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分上、中、下三品，人性具有仁、礼、信、义、智五种品质，情也分上、中、下三品，情的内容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品为天生，是不移的，要围绕“三品”进行教化，进而达到改变之目的。韩愈的这种性情说对宋明理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也是他教育思想和实践的依据和来源。

中唐时期，儒学衰弱，风气不正，争名逐利，耻学于师，已快到师之不存的地步，韩愈深感不安，乃抗颜为师，作《师说》以求恢复师道。传道之为先，要传的是儒家之道、治国平天下之道，这是大道，是根本；而后才是授业，讲授六艺经传等儒家经典；解惑是解答学生学习中遇到的疑惑，这是过程和手段。他感慨“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发出了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呼吁：只要闻道者，无论其大小贵贱、贫富先后，都要拜师学习。韩愈例举了童子之师，说明家庭教育为子择师，家长却以师为耻，而学习也只为句读不传道，这不是真正师者。他认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选择老师的标准不是出身和年龄，而是看其道和业。既然道和业是标准，如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就不必拘泥名义上的老师，而是有道有业者皆可为师，即如圣人也无常师。韩愈不仅论述了教师的职责，而且提出了教师标准，还阐述了教师的作用，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时至今日价值犹在、影响犹存。

昌黎先生还写了《进学解》，要求进学，希望老师教诲学生要勤于学业，学生提出疑问老师给予解答。在文中，他以师生问答的形式，进一步阐述自己对于卫道、治学、做人和作文的见解，而且还特别提到了“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经验之谈。这个勤就是“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这既是对前人治学经验的总结，也是韩愈本人治学的真实写照，折射出了韩愈的政治思想追求和进取意识。

今天，我们重温韩愈的教诲，深感道之存、师之存的责任和使命，深感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和要求，深感“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是“不耻相师”的现实根据。唯有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重树师道尊严的价值标杆，社会才能真正文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