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产业中的音乐版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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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版权又称为音乐著作权，2002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里对音乐作品做了具体解释，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规定音乐作品是指歌曲、交响乐等能够演唱或者演奏的带词或者不带词的作品。而目前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通用的《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则对音乐作品的版权和邻接权都做了详细、明了的规定，规定音乐版权人享有如下权利：复制权、表演权、录制权、传播权、表演者权、录音制品制作者权、广播组织权。由此可见，音乐版权渗透进了音乐产业的各个环节，特别是演出产业。
新世纪伊始，中国政府就给演出产业注入了一剂强心剂。在2001年制定的《文化产业发展第十五个计划纲要》中，演艺业被列为主要发展的行业，并且提出要保证文艺演出的收入，要以年均20%左右的速度持续发展。在类似有利于演出产业的利好政策刺激下，演出市场开始搅动起来。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2005年全年共演出6600余场，观众人数达400余万人次，2006年演出9280场，增长40.6％，观众人数达528万人次；而2007年，共演出13240场，比2006年增长42.67％，观众人数上升至805.1万人次，相比2006年增加52.48％。
然而，在热闹、繁华的音乐演出产业背后，时不时会传来不和谐的争吵声，先让我们来看看下面几起案例：2005年，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状告超女2005年北京演唱会侵权，向主办方要求索赔50万元；2006年，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要求“女子十二乐坊南京演奏会”向其支付音乐版权使用费等费用共计10.45万元；2007年，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向张学友杭州演唱会杭州站的主办方索赔19万余元，法院审理后判决被告赔偿音著协9.0191万元……以上仅仅是目前涉及音乐版权纠纷案例中的冰山一角，因此，面对日益严重的音乐版权恶化态势，我们应该积极努力地完善音乐版权的保护工作。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一、立法和执法层面
首先是立法层面。笔者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有关部门能不能根据演出市场的实际运作情况，专门制定一部规避演出市场中音乐侵权行为的法律文件呢？是不是可以一一例举出在演出过程中每一环节可能发生的侵权行为呢？这样可以让人们按章索引的准确、明了的知道哪个环节会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对演出方、演出经纪机构、唱片公司、中著会等都有好处。其次是执法层面。有关部门一定要严格执法，对音乐侵权行为予以严厉打击。
二、演出方、组织方层面
一方面，演出方、组织方应主动在公开表演前向有关文化部门、版权部门、中著会申报表演内容，配合中著会，查清所表演音乐的版权归属和演出过程中涉及的音乐版权问题，积极交纳使用音乐的版权应该交纳的费用；另一方面，演出方、组织方还应采取措施积极维护自身利益，比如说禁止在表演现场录音录象，禁止没有通过协商的媒体擅自转载、转播现场采访、现场录象等。
三、集体权管理层面
中著会是目前中国大陆地区唯一有权行使音乐版权集体管理权利的组织，它是否能有效运转，直接关系到对音乐版权保护的具体落实情况。首先，中著会应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扩大其监管范围、提高办事效率；其次，要完善管理体制。中著会可以将现有的部门进行优化组合，按纸质音乐、表演音乐、数字音乐、无线音乐的分类方式来设置相应的管理部门，这样不仅能快捷、方便的为公众寻求音乐版权咨询、音乐版权保护指明方向，也能更加细化中著会自身的管理体系，让各部门的工作更加明确；第三，在还没有条件成立基地分会组织的地方设立志愿者服务组织。第四，设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咨询、举报热线电话；第五，统一音乐版权收费标准。
四、公众意识层面
提高公众的版权意识，对开展版权保护工作十分重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中著会可以定时到街道、社区、学校开展音乐版权意识普及活动，举办音乐版权法的专题讲座、介绍中著会取得的成绩，让人们知道、了解音乐版权法是怎么回事，在现实生活中哪些行为是可以造成侵权行为的，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通过生动的法律文本宣传和具体、鲜活的案例分析，不仅能让公众规范自身行为，还能有效监督他人，进而提高了全民的音乐版权保护意识。第二，加大广播、电视、网络、报刊等媒体宣传音乐版权保护的力度，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如公益广告、动漫、专题晚会等，长期、高密度的进行宣传，让公众无论在使用哪种媒体时，都能接收到音乐版权的信息，如果有一天音乐版权保护的广告效应达到了像“送礼要送脑白金”那样深入人心，中著会恐怕也就不要再打官司了；第三，有关部门或有志于为音乐版权保护贡献力量的团体，可以配合媒体宣传展开征文、征稿、征集主题音乐等活动，这样能集合群众的智慧，充分调动公众的积极性，让公众以主人翁的姿态为音乐版权保护献计献策。
（作者单位：湖南人文科技学院音乐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