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8000不是浪莎的必然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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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从目前来看, 很多企业仍然是将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概念与公益、慈善活动相混淆, 而单纯的商业活动已经很难再引起公众的兴趣, 于是越来越多的企业把目光转向慈善类活动。企业家们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捐助让他们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为慈善活动的布道者。讽刺的是, 这些企业中的一小部分, 很可能在一个大型慈善晚会的前一天, 还在为员工讨薪的问题上忙得焦头烂额。至于个别企业甚至无法或不愿兑现自己的捐助承诺,不仅慈善活动变成了一个徒有其表的空壳, 企业本身也要承担失信于民的严重后果。
我们必须承认的是, 企业社会责任在进入中国的这3 年来, 口号仍然是口号, 概念也始终是概念。这意味着虽然许多企业家热衷于在各种公开场合谈论企业社会责任, 但是却始终没有对这个概念有一个系统的把握和完整的了解, 而能真正将其付诸企业行为的更是凤毛麟角。在这样的情况下, 很多已经渡过生存关的企业只能靠自己的道德准则去做一些处于社会责任外延的事情。
义乌作为世界小商品贸易中心,拥有一批先富起来的民营企业, 一直到今天它们都还承担着诸如价廉质次的评价。事实上, 在它们当中已经开始出现了一批社会责任的先行者――这并不奇怪: 企业社会责任对出口型企业具有显而易见的意义。浪莎集团的翁荣弟董事长便是这些先行者中已经取得初步成果的一位。
鱼渔兼得的“ 三农学院”
“ 关于三农问题”, 翁荣弟说,“ 我觉得不光是政府的事情, 企业能做的也有很多, 国家一直在提工业反哺农业, 问题在于怎么做才能做到双赢。” 翁荣弟说的双赢, 是指农民福利与企业效益如何才能互为因果, 相辅相成, 至少要在某一个领域之内达到利益统一。
三农学院的落成, 应该就是翁荣弟长期思考得出的阶段性成果。3 月22 日, 义乌市城镇职校与浪莎联合创办的“ 浪莎三农学院” 在义乌市城镇职校宣布成立。翁荣弟说:“ 我们要做的和普通的职业技术学院完全不一样。”
翁荣弟所说的“ 不一样”, 归结起来有以下四点: 一、与城镇职业学校合作。充分运用学校的资源优势和集团的技术资金优势; 二、就读学员具有明显针对性。从三农学院的招生情况来看, 农民、外来务工人员、企业员工这三类人群占了学员总数的绝大部分比重; 三、相对于文化课, 技能训练课程的比例更高; 四、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 三农学院实行的是带薪培训, 对参加培训的学院给予每月600 元的工资补助。从这四点来看, 浪莎在维持企业办学的一贯原则上, 由企业本身承担了每个学员的教育成本,并将企业福利的概念引入到了教育产业当中, 按照翁荣弟的话来说, 就是“ 农民兄弟们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是吃饭问题。只有把温饱解决了, 才能想其他的, 饭都吃不饱, 什么社会责任都是空谈!”
在三农学院, 学员能在学到一技之长的同时享受到企业福利, 而企业不仅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也从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制造型企业普遍存在的人力资源缺口。至少从现实性的角度来看, 三农学院实现了农村闲置劳动力与企业发展的双赢, 也为工业反哺农业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可操作的案例。
如何更有效地处理与改善与企业周边社区的关系, 是企业社会责任对外的重要内容。但是巨大的人、财、物投入却又让各位CEO 们犹疑不定,而来自于投资人、股东、客户的回报压力也让他们无法真正放开手脚。没有人愿意看到一个企业以牺牲周边的人文生态和环境生态为代价换取自身的发展, 但同样也没有人愿意看到一个发展中的企业做超出承受能力的投入而丧失更好的发展机会。当专家们对中国企业厉声斥责、痛心疾首并大费笔墨的同时, 却鲜有人真正为这些靠一路拼杀才有今日成就的企业家们,提供一条通往和谐与责任并存的康庄大道。于是面对企业社会责任这样的新概念, 许多企业家不得不重新回到改革开放初期, 卷起精神上的裤管,开始了又一次集体探寻。浪莎的三农学院, 就是这次探训中的示范案例。在缺少系统理论的前提支撑下, 仅靠企业本身的单向努力, 我们很难为三农学院的未来下一个准确的判断, 不过浪莎的努力及成果仍然值得嘉许,可以预测的是, 越来越多的企业会摸索出适合自身发展的企业社会责任之道, 而更适合于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标准的尽早出台, 则会从理论上帮助这些企业少走弯路, 更不让它们从先驱变成炮灰。
关于sa8000 另类思考
近几年, 国际上比较通用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 是社会责任国际(Social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 简称SAI)于2001 年12 月12 日发表的SA8000标准。SA8000 标准是全球第一个可用于第三方认证的社会责任国际标准,旨在通过有道德的采购活动改善全球工人的工作条件, 最终达到公平而体面的工作条件。针对这个在国际上被广泛认可标准, 翁荣弟却有不同的看法。
“在我看来,SA8000 是个好东西。但是它能在国际上通用, 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抢得了头口水, 至于具体细则, 还是有很多可商榷的地方。SA8000 比较片面, 比较侧重于企业内部流程的优化与管理; 而在对外贸易方面, 很多大企业把SA8000 中的一些条款当成贸易壁垒, 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对外出口业务。义乌很多企业都在做出口业务, 国外的大企业价格拼不过我们, 就说我们的东西质量有问题; 等到质量也比不过我们的时候, 就说我们的企业没有社会责任, 整天拿着本SA8000 指责这个指责那个, 本来很好的东西变成了那些大企业攻击我们中国企业的工具了。”
不幸的是, 翁荣弟提到的现象的确存在, 而且已经直接威胁到许多中国企业的生存。按照SA8000 规定, 生产企业如果达不到其要求, 相关的进口方就可能阻止其产品的进口。事实情况是, 截至2006 年, 我国共有140家企业通过了SA8000 认证, 位居世界第三位, 仅次于意大利和印度。耐人寻味的是, 这些企业通过SA8000 认证的推动力不是来自企业内部或欧美的那些部门, 而是来自国外的采购方。显然, 我国一些外贸企业已经感受到来自SA8000 咄咄逼人的压力, 这将对我国的出口贸易造成冲击, 同时也会影响企业的经济利益以及劳动者的切身利益。
当前, 我国受SA8000 影响最大的是纺织业、服装业、玩具业和鞋业等一系列劳动密集型消费品行业; 从地域分布上看, 珠三角、长三角都是应该引起警戒的地区。据美国相关商会组织调查, 目前有超过50% 的跨国公司和外资企业表示,如果SA8000实施,将重新与中国企业签订新的采购合同。深圳市世贸组织事务中心主任张金生曾指出, 相比反倾销,SA8000 更容易取得证据。同时它要求非常严格, 操作程序又比反倾销简单得多, 能很快获得裁定。因此,SA8000 将比反倾销来得更快更猛, 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考验将更严峻。
讽刺的是, 虽然很多企业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却面临着无处认证的尴尬。SA8000 在全球只有9 家授权机构认证, 其中仅有BVQI、DNV、RINA、TüV、ULD 在中国设有办事处。认证机构少, 由此可能导致认证过程延长, 增加企业成本。
“我觉得在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经济生态各有不同, 拿发达国家定的东西来框我们的企业是很不合适的。”翁荣弟说。事实上, 包括SA8000 在内,半数以上的行业规则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 这样的背景使这些规则很容易成为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 而直接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生存。在别人的竞技场, 遵循的是别人的游戏规则, 胜面自然不会大。
那么中国企业是否需要一个更适合自身情况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 翁荣弟给出的是肯定的答案。
“ 没错。这个东西如果做好了,对企业来说, 无论是外部形象还是内部管理都是大有裨益的。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需要企业投入一定的经济资源, 短期看可能增加企业的成本负担,长期看收益十分巨大, 既可以提高企业的国际知名度, 又能够有更多参与国际事务机会, 比较顺利地建立国际联系, 具有寻找商业机会更好更多的机遇。它不仅意味着投入, 而且会有很大的产出, 产出就是企业的品牌、形象、公信力。” 翁荣弟回答。
这个答案距离企业社会责任的真正核心, 可以说“ 虽不中, 亦不远矣”。需要注意的是, 标准设置得再完善, 也只能是一个量化的考核、评测以及监督机制, 只有企业从意识形态上认识并认同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在贸易战略、科技研发、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等各个维度上进行综合提升,并将企业社会责任贯彻到从上到下的各个层次( 而不是像传统企业的公共关系模式一样, 在上层设置一个架构就可以应付各种社会交往), 才能更从容地应对来自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