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朝宣德寄托款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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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识又称铭文，东汉班固《汉书》（卷二五下，志第五下《郊祀》条）载：“今此鼎细小，又有款识，不宜荐见于宗庙。”其中的款识是说：“款，刻也；识，记也。”
款识对陶瓷器的断代和辨伪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瓷器上真正的正式的帝王款是从明永乐官窑器开始的。到宣德一朝时已十分普遍，此后，款式的形式和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常见的有帝王年号本款，帝王年号寄托款、伪款，王府款，干支年款，斋、堂、轩、居名款，人名款，赞颂语款，吉言款，题画款，花押款，窗棂款等。
图2 弘治朝官款
明清一些瓷器中不题写本朝代的年款或堂名款而题写的前朝或前几朝的款识，称之寄托款。寄托款有两种：一种为用在仿古瓷上，字体、写法乃至用料完全模仿古代的瓷器，也称后仿款；另一种则为随意题写。明代以天启为多，至清代极为盛行。寄托款内容中最早见到的洪武，以后各朝皆有，由于明代宣德瓷器所取的卓越成就，因此后朝历代官民窑中多有书写宣德款的寄托款！
笔者曾见到过一块书有“大明宣德年制”款的青花梵文碗标本（图1），通过对标本的研究发现，此标本的款识值得推敲。梵文原为古印度的书面语言文字，梵文在唐开元初年随密宗佛教传入中国，瓷器上梵文主要是密宗的种子字和咒语。种子字即为佛的代称，咒语为佛经中的颂词。佛教徒们认为，以这种种子字和咒语装饰器物，即可直接得到佛的保佑。梵文装饰在明代宣德官窑瓷器中就已出现，后在明代中晚期十分流行，一直沿用于清代。可见梵文装饰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此碗内外壁均为梵文装饰，内底处两层莲瓣纹，莲瓣纹内也用梵文装饰，底心双圈内绘有大字梵文。底书有“大明宣德年制”双圈六字楷书款。此标本发色深蓝微带青灰色，发色符合平等青的特点。碗体整体施釉肥厚较均匀，近底处有集釉现象，绘画精细。圈足光滑圆润，露胎处可见胎体洁白致密，近底部的胎釉结合处有一丝火石红。碗底收缩下凹，这些特征都比较符合明代弘治时期官窑瓷器的特征。对于明清瓷器的断代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同类的带有纪年款的瓷器或标本作对比。瓷器上的纪年款对瓷器断代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明代主要的官窑瓷器都有纪年款，而且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点，前人总结的明代瓷器款识规律是：“永乐款少，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于是，笔者找到了一块带有弘治官窑纪年款的同类标本。
图3 弘治朝官款
图4 正德朝官款
此碗底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双圈楷书款。宣德本朝官款有着晋唐笔意，浑厚拙朴，遒劲，而此标本，所书写的款识字体清秀、笔画纤细、笔力瘦劲、顿捺明显。在布局上此款的“宣”字低于左边的“制”字，款外的双圈也十分归整。然而其与宣德本朝官款风格迥异，而又与成化瓷器“款肥”的风格不同。正德官窑款识中的某些部分与宣德较接近，制字写法几乎一致；中锋用笔，字体要比弘治大；许多正德款中“德”字心上的一横也是没有的；“制”字的写法和宣德一样，“衣”中的横少跃刀；“年”字的接笔痕也和宣成款一样比较明显，显得粗犷泼辣，而从此标本的款上却看不出此特点。到正德晚期官窑青花瓷器所采用回青，发色蓝中带紫，此标本的青花发色明显不同此类。而与平等青的发色又截然不同，也排除了其为嘉靖、万历时期的可能性。通过以上的排除类比，此件标本暂定为弘治时期。
图5 宣德朝官款
图2中的标本是一块带有弘治官窑款识的青花瓷器，与图1中的标本非常相似。同样的梵文装饰、布局皆一致，发色几乎相同，修足同样归整，胎体掏洗精细，胎质洁白细腻，釉色偏灰青，底也有下凹现象，踏底是弘治官窑中常见的现象。不同的是一个是“大明宣德年制”款，一个是“大明弘治年制”款。而近观两款，虽有两字不同，但无论在字体风格和用笔，还有布局上都有相同之处，字体都显得俊秀，笔画比较纤细，“大”字的横画较短，结体瘦长，“制”字下面的“衣”部的横画常常超过上面的“制”部。
图3中也是弘治官窑的底款，和图1图2两个标本的款识风格也一致；图4为正德官款；图5为宣德官款。经过比对，此标本上的“大明宣德年制”款应为弘治时期官窑寄托款。同时也证明了明代弘治时期也曾烧造过“大明宣德年制”寄托款的官窑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