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礼貌言语研究理论的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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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礼貌是各个文化共有的一种语言及社会现象,对礼貌原则的研究在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均是重要的研究对象。在语言学领域,Leech,Brown&Levinson等西方语言学家提出的关于礼貌和礼貌原则的理论一直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但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非英语国家的学者又提出了针对本国语言和文化的礼貌原则,强调礼貌的文化特性。本文以中国学者的研究为例,对比分析了在中西方具有代表性的礼貌原则,论证了它们在本质上有共通之处,而二者在不同的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则是礼貌原则在共性基础上的特性表现。
一、引言
对礼貌原则的研究在西方语言学界已有较长的历史,Goffman,Brown&Levinson,Leech等人近些年来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国的语言学家,如顾曰国等,也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有意义的探索。顾曰国吸收与借鉴了Leech的六条礼貌准则,归纳了五条汉语文化中的礼貌准则[1]。世界上有许多操不同语言的民族和隶属不同文化圈的国家,他们也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礼貌原则,而且即使是同民族、操同种语言的人,他们对礼貌的看法和理解也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差异性,那么人类社会应该存在有许许多多的礼貌原则,如果真是这样,人们在跨文化交际中,又该如何交际呢?到底应该遵守哪条礼貌原则呢?为了对以上的问题做出一定的探索,本文对比分析了在中西方具有代表性的礼貌原则,论证了它们在本质上有共通之处,而二者在不同的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则是礼貌原则在共性基础上的个性表现。
二、关于礼貌原则的研究与理解
礼貌是各种文化所共有的一种社会现象。它制约着人们的言行,协调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交际活动。言语交际成功与否、效果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选用恰当的礼貌表现方式和礼貌用语。伴随着语用学的诞生,礼貌问题逐步成为这门学科的一大研究主题。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外学者分别从心理学、人类学、语用学、修辞学等多个角度对礼貌语言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不少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
Grice提出会话合作原则之后,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在多个研究中凸显出礼貌因素在交际中的重要作用。R.Lakoff认为,在某些非正式的交谈中,肯定并加强双方的关系比思想的交流显得更为重要。因此,礼貌因素在决定会话的有效性中占主导地位[2]。Leech从语用学和人际修辞的角度对交际活动中的礼貌原则进行了新的归纳和分类。它们由得体、慷慨、赞誉、谦逊、一致和同情六个准则构成。(1)得体准则(Tact Maxim):尽量少让别人受损,尽量多让别人得益;(2)慷慨准则(Generosity Maxim):尽量少让自己得益,尽量多让自己受损;(3)赞誉准则(Approbation Maxim):尽量少贬损别人,尽量多贬损自己;(4)谦逊准则(Modesty Maxim):尽量少赞誉自己,尽量多贬损自己;(5)一致准则(Agreement Maxim):尽量减少双方的分歧,尽量增加双方的一致:(6)同情准则(Sympathy Maxim):尽量减少双方的反感,尽量增加双方的同情[3]。Leech的礼貌原则首先总结了礼貌语言要注意的六个方面,实质上是三个对立方面,依次为:言语行为中的受损受益问题、谈话中如何对己待人的问题以及如何、寻求一致的心理适应问题。此外,Brown&Levinson在Goffman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成熟的面子理论,力图将面子作为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来研究。他们认为面子是每个社会成员想为自己争取的公开的自我形象。人们在交际活动中希望彼此维护对方的面子,并随面子威胁程度的增大而采用较高程度的礼貌策略。面子威胁程度的计算取决于交际双方之间的社会距离和社会权利的差别以及特定文化对具体语言行为强加程度的认定。[4]
顾曰国的研究代表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水平。他吸收与借鉴了Leech的六条礼貌准则,对比分析了英汉礼貌现象,指出了英汉文化上的差异,并追溯了现代礼貌概念的历史渊源,根据礼与礼貌的联系,也归纳了五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准则:(1)贬己尊人准则;(2)称呼准则;(3)文雅准则;(4)求同准则;(5)德言行准则。[1]
三、礼貌原则研究的文化共性
从Leech礼貌原则的提出到目前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尽管人们对其存在的普遍性提出了质疑,并试图提出一些既能反映人类礼貌本质,又能符合本民族习惯的礼貌原则,但迄今尚无更好的原则能达到Leech礼貌原则的高度,被各国大部分学者赞同。因此,Leech的六准则仍是目前带有一定普遍意义,对人们的日常言语行为能提供指导的原则。Leech的礼貌原则从六个不同的侧面,概括了人类在言语交往过程中经常采用的礼貌性策略,在本质上来说,与汉民族大体相似。我们可以将Leech的六准则和顾曰国的礼貌五准则加以对比,就不难发现,其实无论是Leech的六准则还是顾曰国的五准则,都是对人类言语行为礼貌的概括,具有一定的兼容性和普遍性。Leech在研究礼貌现象的基础上,效仿Grice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提出了礼貌原则,不仅完善了Grice的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而且回答了一些合作原则无法解释的问题。顾曰国吸收与借鉴了Leech的六条礼貌准则,对比分析了英汉礼貌现象,指出了英汉文化上的差异,根据礼与礼貌的联系,也归纳了包含五条准则,具有“中国特色”的礼貌原则。
不同文化渊源和语言体系的人在交际中具有相同之处,我们似乎可以试着建立一条世界各民族、各文化都适用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礼貌原则。根据“惠”(benefit)和“损”(cost)的关系,可以看出礼貌交际的核心是注意到人们喜欢听好话,不喜欢听坏话,因而交际的总原则或策略就是“投其所好”,实质就是设身处地为他人利益考虑。它是达到交际的“社会目的”(social goal)的手段,而这样做恰恰也是为达到交际的“真正目的”(personal goal)扫除障碍。无论是顾曰国提出的五准则还是Leech提出的六准则和以上所提的礼貌原则都是一致的,都是“other oriented”,而具体到二者而言,它们也是本质相同,只是提法各有侧重而已。[5]
综合分析,在中英文化中礼貌原则在一下一些方面表现出了共性。(1)等级性:在言语交际中遵守礼貌原则的同时,必须注意到礼貌原则涉及不同的礼貌级别这一特性。(2)冲突性:Leech在Pragmatic Principles一书中指出语用原则之间常常发生冲突,出现顾此失彼,或为了强调某一原则或准则而削弱另一原则或准则的现象,礼貌原则也不例外。礼貌原则的冲突性即表现既可能同合作原则冲突,也表现在礼貌原则中各准则或次准则在同一话语中可能发生冲突。(3)合适性:礼貌原则的合适性表现在应用礼貌原则时要根据语境的要求,确定礼貌级别,即根据谈话的不同内容、谈话的不同对象和谈话的不同场合,考虑双方的受益和吃亏程度,确定相应的表达礼貌的语言手段。(4)目的性:无论是Leech的六准则,还是顾的五准则,人们都不是均衡地使用它们,而是由具体的语境与会话目的决定它们的使用情况。
四、礼貌原则的文化特性
如上文所述,礼貌原则在指导人际交往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指导意义。但礼貌原则乃至其涵盖的准则和实施方案都可能因文化而异,这种文化差异是否就能忽略不计呢?
中国社会中的礼貌原则是“礼”制约下的行为,古往今来它一直是制约人们的社会行为的重要规范。中华民族重视“伦理”道德,本质上就是对“礼”的重视。“伦”就是等级、类别之间的次序。“理”就是这种等级秩序遵循的规律。这种“上尊下卑”与西方社会所希望的“人各有身,身各自由”,有明显区别,必然在对礼貌原则的诠释中会表现出差异性。[5]
同时,英汉语言中所体现出的礼貌原则的差异性是多方面的,它可能体现在以上所述的“礼貌”的内涵,礼貌准则(Politeness Maxims)的选择;礼貌在言语行为方面的分布(在哪些言语行为方面讲究礼貌);相同情景中礼貌方略的选择;积极和消极面子;礼貌与人际间的社会地位的关系;涉及的话题等众多方面。
我们不妨把Leech的六准则作为跨文化比较的参数,以示中西方在人际交往时在礼貌原则的运用中的差异。尽管这些准则在不同程度上在汉文化中基本适用,但差别是极为明显的,首先对准则的选择会因文化而异。美国对于谦虚准则的应用方面显然不及东方人,东方人为了显示谦虚,可以违背合作原则中的质准则和量准则,而美国人则不会违及质准则和量准则去表示谦虚。[5]
中国学者在国际会议上作报告,结束时喜欢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说几句谦虚话:“本人学识、能力有限,文中所谈,定有不妥之处,望各位多多批评指教。”然而在英语文化中,报告的价值和报告人的权威是无可置疑的。人们选择的往往是中性的结束语,感谢听众所表现出来的兴趣,如:Thank you for your presence and interest!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文化都遵从了“礼貌原则”。不同的是:中国人的“谦虚”主要体现在“卑己尊人”。而西方人“尊人”不“卑己”。在中国的传统伦理中,儒家的注重礼仪、讲究群体协调的思想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人们把谦虚看作一种美德。《书经》上说:满招损,谦受益。基于这种认识,中国人历来看不起那些自高自大的人。倘若受到恭维和赞扬或写文章、作报告不说些谦虚的客套话,就会有自不量力、目中无人之嫌。然而,在同样的场合,英美人的反应却恰恰相反,在他们看来,不尊重事实的谦虚就是虚伪,既然知道自己的论文或报告有不妥之处,就应该修改后再来讲,否则不是在耽误别人的时间吗?因此,上述两种不同的恭维和自谦,都是源于英美文化中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和汉文化中的集体主义(collectivism)。从社会语言学的观点来看,称呼行为(address behavior)具有极其丰富的社会和文化内涵,它可能是社会中权势和平等性的象征。根据英国Brown的研究成果,称呼语之使用有两种范畴:对等式称呼(reciprocal)和非对等式称呼(non-reciprocal)[6]。社会的称呼系统远比英语国家复杂。中国习惯于非对等式的称呼类型,而英语国家偏爱于对等式。中国非对等式之称呼语的使用表现出一种权势取向,它是垂直式社会关系的标志。而英语国家由于受西方平行社会关系、个人本位取向的影响,人们所推崇的对等式称呼较充分地表现出平等的文化取向,是一种平等式社会关系的标志。[5]
五、结语
通过上文的对比分析,我们能够看出由于不同文化的差异导致了表现礼貌的语言手段以及对礼貌的判断标准在不同文化中有所差异,生搬硬套按照某一文化背景构筑的礼貌原则,或是按自己的礼貌准则去衡量另一文化中人们的行为表现都必然会遇到各种问题。但是这种差异绝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建立在一个共同基础上的,这个基础就是不同文化间礼貌原则的共性,是人们对于成功交际的共同需求。
参考文献:
[1]顾曰国.礼貌・语用与文化[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4).
[2]Lakoff,R.Woman’s Language.Language and Style,(10),1977:222-248.
[3]Leech,G.Principles of Pragmatics.London:Longman,1983.
[4]Brown,P.and Levinson,S.Politeness: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5]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6]何自然.当代语用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陕西省教育厅基金项目(项目号09JK209),西北大学科研基金项目(项目号09NW65)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