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沽湖畔摩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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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阿莫多・哈姆巴蒂伯在一篇文章中说：“在非洲，当一位老人去世之时，便是一座图书馆轰然倒塌之日。”这句话使我想到了我的民族，没有文字记录，只有一种叫达巴的祭师，凭口传心记，一脉传承气若游丝的母系文化。

母系掌财

摩梭人的家中一定要养马，家里马匹数量也代表着这个家庭的富裕程度。

老达巴的遭遇

2003年3月，首届国际摩梭母系文化及婚姻研讨会后，我们沿泸沽湖走访一圈，到了中海子边的“摩梭风情山庄”，中外专家走进一幢气势不凡的木楞大院。里面已经有不少游客。突然，院落一角传来一阵沉闷的鼓声和清脆的钹铃，这个声音我再熟悉不过――是达巴的法器声。

朝那个角落走去，打发达巴头上戴着高耸的五符冠，胸前是他家传了9代的法器，一只大鼓高高挂着，盘着的腿上是锣和钹。他高声口诵经文，法器弘然作响……此时气氛，让我恍如隔世。在农村，有人烧香、有人磕头、有老人围着达巴聆听，达巴一直会念下去，不时有助手换净水，置面偶，直到念完一本经才能短暂喝茶。但这天，有个白面孔年轻人对着达巴耳语了一下，达巴的鼓声戛然而止，闭目念经的眼睛睁开瞬间，绽放出了职业演员的微笑。大家被招呼着与他合影，男男女女单独的、团体的，快门声中达巴一直微笑。合影结束，达巴向与他合影的每人收五元钱。

我上前向他问好，他双手不停揉搓着，很吃惊、很尴尬的样子，眼睛下意识看了看那堆零钱，好像是个做错了事的孩子。递他一支烟，点着后他轻轻地说：“这些钱，是老板叫收的，等会儿老板会叫他助手来拿的。”之后，沉默。离开前我拿出500元钱递给他：“我没想到在这里遇上你，什么礼物都没准备，你买点酒喝吧。”他又一次唰地红了脸，说：“千万别，这得给老板，他会收去的。”“为什么？”他说：“我是小工，包吃包住，每个月1000元，别人给的（小费）也得上交，这个外地老板厉害得很。”他极力把钱塞回我包里。相对无语坐了一会，我悻悻地走了。

过了几个月，听说老达巴离开了那个风情园，原因是有个剧组要在那里拍一个葬礼，要老达巴主持，愿意给一万元报酬。老达巴说：“没死一人，拍什么葬礼，我长这么大，没听说过拿死人当儿戏的，我伤不起，就是给我二十万，我也不干，伤天害理啊。”据说他指着老板的面说：“你爹死了，还是你妈死了，在自己家里拍葬礼，你疯掉了。”他收拾行李沿着古老的山路回家了。

此刻，老达巴也许在低矮的木楞房里为一个即将分娩的孕妇驱鬼；也许在山野为一个受惊的小孩叫魂；也许在节日里为那些离乡的野魂祈祷……至今，老达巴还生活在那个叫前所的摩梭山寨里。

选民之怒

阿尔独枝是周边几个村子里的大红人。初中毕业从军，在部队他学会了开车，也学了泥水匠的活，退伍后先是在县城开了一家汽车修理厂，后又在村里开了砖瓦厂，还在旅游区开了家烧烤店。每到年底，凡参加他项目的人，都兴高采烈带着钱回家。于是，独枝理所当然坐上了村委会主任的位子。人们都相信，谁要妄想把他扳倒，就像谚语说的：“是雪山隔断马的脚步，是肋巴隔断人的野心”。

转折却出现在第二次选举前，独枝搞大了村委会妇女干事的肚子。大家都觉得独枝干了一件十分不光彩的事。那个妇女干事是走婚的，已经有一个儿子，跟她走婚的男子与她还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而独枝从部队回来后与一个小学教师结婚，也有了一个儿子。独枝蔑视摩梭的走婚习俗，常对人说：“爱一个人就要堂堂正正，何必鬼鬼祟祟地晚上进去，早上还逃出来，人不人鬼不鬼。”对他这些言论，人们是有看法的，但大多保持了沉默。当他与妇女干事的事发生后，老年人认为：自古以来结婚了就要守结婚的道，走婚就要遵守走婚的规矩，不能以为你给别人带来一些机会，就要把结婚、走婚两条路都堵了。而很多年轻人，心里明白这事怎么说都是他不对，何况他又是个干部，但眼前还得跟他一起干活，只有选择了沉默。

在一个村民家杀年猪请客的晚上，妇女干事的走婚男和独枝遇到一起，于是两个人就打了起来，人们使劲掰开两人，就像拉开了两头牯子牛。虽然闹到了这个份上，但两个家族毕竟还是亲戚，独枝花了一笔不菲的钱作赔偿，女子答应堕胎，这事就算了结。但那个走婚的男子从此跟妇女干事一刀两断。

独枝没有想到的是，另一个村妇女干事阿纳的妹妹各佳，在暗中关注的不是这场风波，她看重的是选举。一天晚上，独枝在村里长老家宰了一头猪，把所有答应投票时选他的人请去吃饭喝酒。各佳去的时候，男人们都喝得差不多了，那盏油灯已昏昏欲睡，只发出一道有裂纹的昏黄的光。她发现还有些人脚边丢着50元一张的钱币。

“我们相信你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你一定会给我们带来福气。”一个舌头有点打结的老人说，“我回去后，还会叫我家的所有成年人都投你的票，这你可以放心。”“好吧，你们都要仁至义尽，我相信你们，”独枝是用汉语说的，“我的付出就是为投票而来的，你们不会去说长道短吧？”“你放心吧，那个阿纳怎会是你的对手。”一直坐在角落里的各佳，等独枝走出大门发出重响后，对大家说：“他就是冲着我们这边七个村的票。除开他家的亲戚，只要十票里差一票，他死了。”大家都笑出来。

第二天一早，各佳就到各个村子走亲戚。别看各佳是个身材不高、容颜一般、只读过小学五年级的妇女，但是出了名的能说会道，老一辈的古理装满了肚子，新时代的方针政策也过目不忘，连那些下乡来的干部都对她刮目相看。

选举那天，七个村子所有人都穿着节日盛装来了。被选举人是要回避的，各佳就成了组织者。她选两个识字的人和她一起作为唱票组，问大家有没有意见，大家都说没意见，连村里比较捣蛋的几个小伙子都举着啤酒说“支持支持”，听说啤酒是各佳掏钱买的，说是为了气氛好一些。人们陆陆续续把票投进票箱之后，唱票组躲进一个小屋子里唱票。好一会儿都没有唱完，独枝的妹妹跑到屋子门口，往门缝里喊了一嗓子：“各佳，该出来了吧，又不是母鸡孵鸡蛋。”各佳在屋里说：“寡鸡蛋快要出来了。”过了一会儿，各佳出来报票：“独枝3票，阿纳118票。”人群意外的安静，没有欢呼，亦没有人感慨，只有独枝的妹妹匆匆离开。

独枝落选了。事后有人说，独枝给各佳送了钱，她收了钱，还说“都是自家亲戚，桥是桥，路是路”，让独枝吃了定心丸，殊不知还是被这个女人修理了。独枝到外地去了，到了哪里，谁也说不清。

年轻达布的烦恼

达玛家很好找，找到洛水村最老的那棵核桃树，她家就在旁边。我刚刚走到那棵核桃树下，就听到了一阵清脆而又响亮的笑声。这笑声我一直记得，那时她大概也就20岁吧。那天，达玛在院子里忙活，一个游客来投宿，达玛给他安排了住宿。之后，那个游客走向达玛：“听说你们这里可以走婚的？”达玛说：“可以啊，只要你看上的，可以约好后走婚。”游客肆无忌惮地问：“我就是看上你了，能不能晚上去你那里？”达玛说：“可以啊，但我的要求高一点，晚上没有人声的时候，你要表示诚心，可以站在湖水里，对着我的窗口唱歌，如果我看上了你就会给你开门的。”第二天，达玛告诉我们那个男的站在水里，唱了好一阵歌，但她没有开门。我的同伴似信非信。

过了许多年，达玛依然保持着爽朗的笑声，只是眼角多了几条鱼尾纹。达玛说：“我20岁就当了家里的达布（家庭主管），是由于家庭环境逼的。因为母亲在生我的时候，生活条件差，月子里落下很多病。只要妈妈生病，家里家外的活全是我来干。虽然阿妈、阿乌（舅舅）都支持我读书，但家里穷，只读到初中就停了。村里也有人开导我妈妈，你只养了一个女儿，还想让她出去啊，别让她读书了。16岁那年，我被几个同伴相约，也受了篇课文《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影响，到桂林的民族村待了一年。原以为那些地方都是高楼大厦，五彩缤纷的像天堂一样，出去才发现不是，很失望的。1997年我就回来了，在家里待了几个月，又去了宁蒗女儿国旅行社，干了几个月，又跑到丽江去了，做了一年导游后回来了，就一直待在家里直到现在。”

“别人对我们还是有很多误解，一看到我们就说，结婚了吗？有几个爸爸？要是你说只有一个爸爸，别人就不相信。所以，有时我很不耐烦地回应说有两三个爸爸，可以了吧？让他们随便理解去吧。自己的文化只有自己能明白。外边的人和我们思维不一样，观念也不同，汉人觉得父亲那边的人才最亲，我们觉得母亲这边的人才最亲，汉人孩子可以跟父母谈婚论嫁，摩梭人是不可以的。”

“随着旅游开发，外来经商的人也越来越多。有些人为了自己赚钱就说摩梭人的走婚很随便，篝火晚会上勾勾手心挠挠帽子就可以了，甚至有的人给游客说我就是摩梭人，我有十几、二十几个走婚的阿夏。甚至有人乱编说，摩梭女孩子头上有几朵塑料花，就说明她有几个情人。听到别人这样说，我就觉得特别心痛。为了不让人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们，我就从自己的旅游接待开始，主动与客人交流，把自己的民族文化试着说出去，沟通之后别人也能理解的。”

达玛回来的时候，正好赶上洛水村旅游接待风生水起，家家都在修客栈、宾馆。“我当过导游，了解一些外面的情况，民俗旅游接待还比较顺手。摩梭人很勤快，吃苦耐劳，但不懂得怎么经营，最早的时候连赚钱的意识都没。比如，1995年，1996年，家里还只有6个床位，住一晚才3元钱，有人给5元，客人来了同吃同住，随便给点钱，谈钱觉得是害羞的事。发展旅游以来，基本上都是靠回头客。现在村子里几乎家家都有贷款，摩梭人的观念是别人修房子了，我们也修吧，就是出于面子，跟风，不考虑成本的回收问题。我们家2005年修院子里的标间，花了140多万元，材料都是从昆明发来，就是豆腐到这里也成肉价了。到2005年，家里才攒了60多万，余下的80多万都是靠贷款或向亲戚借的。村里差不多三分之二的人都这样。许多人家在那次非典时，没有游客来，还不上钱银行会来没收房子，就把房子很便宜地租给外地商户，一租就是十年二十年的，亏死了，但没办法，合同却签了。现在，矛盾很多。”

“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做一个好达布也越来越难。主要是私心膨胀了，当家人粗心大意就麻烦了。不管谁有私心，一旦有一点点暴露出来的话就会让整个家庭完蛋。有的家庭纠纷，已经扯到谁干得少、谁干得多、谁的主意好，谁的意见好了，一次生意，互相埋怨，矛盾越来越复杂，只有分家，结婚的把媳妇接过来，这样，大家庭就小型化了。”

“我是选择走婚、一方面是考虑到家庭，另一方面，总觉得自己的条件不好，就找一个家教好、为人好，能独立做主的男人。我相好的那个人，从小父母双亡，我以为他应该比我成熟就开始走婚了。我从19岁跟他走婚，有十年时间，家里的事他很少帮忙，不仅不帮，还常常指手划脚，泼冷水。1999年，我家重新装修那几栋房，我已经有孕在身，又要忙家里，连贷款都是自己去联系的，他不仅不支持，还说一定做不起来。家里家外，我都喘不过气来了。连我阿妈都对他说家里这么大的院子，你应该过来帮帮忙才是。可他说我是走婚的，我不指望继承你的家产家业，我老了有我的侄儿、侄女抚养，我死了孩子们愿意哭一声就算了。这时，我觉得我们的情到此结束了。”

将来怎么办？达玛很干脆：“我不想找了，我弟弟宾玛在印度当喇嘛，三四年就回来，回来后不会还俗，就算不再找，一辈子我也有弟弟陪着，我们一起抚养孩子长大。”

远走他乡的祖母房

加措家的老人们围坐在火塘边，锅里煮着一只鸡，也请了达巴，准备最后一次祭祀祖先。明天，这幢房子就要被搬到北京去了。

火塘边一片寂静，只有火塘里的柴火发出一点点燃烧的噼啪声。他们家老人的面庞上都有一丝凝重。主人家的主妇从锅里捞出鸡头、肉类及一碗米饭，放在火塘边的神龛上。达巴也没有带法器，也没有在火塘边摆上仪式所要用的木牌、五谷杂粮、面偶之类，就对着神龛念了一段经：所有的祖先神不要动/神圣的火神不要动/吉祥的灶神也不要动/一切都会平安无事……

这不是传统的经文，也不像达巴随口编的，就没头没尾地念了几句。达巴可能也不知道该念什么，这是破天荒头一遭碰到变卖祖母房的事。主妇把锅庄上的鸡头拿给达巴，示意测一下鸡头卦。达巴小心翼翼地拨开鸡头，对着朦胧的灯光看了一小会儿说：“好的，挺好的。”

外面传来汽车的轰鸣声。加措风尘仆仆地来到火塘边坐下，对母亲说：“你别一个劲地掉眼泪，这个房子老了，还不得翻修，哪有一成不变的房子，一个旧房子，人家给十万块钱可以啦。”他母亲欲言又止，火塘边陷入短暂的沉默，加措对一个年轻小伙子说：“你去请几个喇嘛，明天一早请他们来念本经。”

山村的鸡叫如期而来，在山色泛出鱼肚白的间隙，公鸡此起彼伏的叫声，似乎把夜色也拉得很绵长。喇嘛开始念起了经，木匠们开始掀屋顶的黄板。

在院坝的一角，加措的母亲和几个姨妈，双手拢在袖套里，眼巴巴望着生活了几代人的祖屋就这样平下去，似乎也帮不上忙。他们几个姐姐把祖屋里的经幡之类收起来，放在旁边的经堂里去。编过号的木楞一层层上车，分门别类装了两大车。黎明时分两台车发动，车后面，加措的母亲和姨妈们笼在一片似雾似云的烟气中。

有人问加措：“你卖祖母房，家里人同不同意？”“一开始不同意，什么祖先的灵魂，什么先祖不高兴会降罪，什么别人会笑话卖祖母房，我都做了很多工作，并且答应他们一年后起一幢更大的祖母房还给他们，这些老古董。”“村里有人议论没有？”“不议论才是怪事。有人说我把祖宗卖吃了，他们还不是想卖，只是人家不要。”

房子如期拉到北京，在北京郊区的一个钢架结构的仓库里，祖母房安进去显得那样的矮小、陈旧。加措他们安装好火塘、挂上经幡，还在火塘边放了几个斑铜做的摩梭老人像，往手上挂佛珠。有参观的人质问加措：“你卖这个祖母房不对，这是不可再生的文化，也许你可以再造祖母房，但那是没有文化痕迹、没有时间印迹的东西。”有人不同意：“对贫穷地区，首先要解决生存的问题，贫困是不人道的。”“你怎么知道泸沽湖就是贫困的，再说，不能理解传统文化就意味着贫困这种观点是难以让人接受的。”面对两个知识人的争论，加措在一旁默默地抽烟，他碰到了从来没有考虑过的问题。

在从北京回来的火车上，加措用摩梭语唱了一首歌：

从来就不想什么是幸福的/想来想去我的头发都白了

一年后，加措爱上了一个香港姑娘，移居到了香港。在第16届世界人类学大会上，根据加措家的故事拍摄的纪录片《离开故乡的依咪》获了奖，有电视台播出，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加措给拍摄者打电话说：“你们倒是成名成家了，我却成了个罪人。”